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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杨刚的身份最为复杂。她的身上曾有过各种头衔：建国前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建国后先后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时，她还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左翼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国际问题专家……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作家中，杨刚的政治地位最高，先后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说，杨刚是影响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并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杨刚却以自杀的方式骤然辞世。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人们对她的死讳莫如深，但没有追悼会的遗体告别，足已使人懂得，缄默是最好的悼念方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刚的名字逐渐被人淡忘，直到八十年代，由于《杨刚文集》的出版和萧乾等发表的有关回忆性文章，她才又开始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杨刚以“浩烈之徒”闻名。这是夏衍先生生前给杨刚下的一个评语。了解杨刚的人都认为，不生造这个词，不足以概括杨刚独特的个性。
她的性格刚毅，有着浩气磅礴、烈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一九四○年，杨刚写下长达八百行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面对危难中的祖国和面临的战斗，她大声呼唤：“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竖起了战斗的大纛！我的旗子有鲜明的红光，有青天的荣耀！有白羽金箭的美，我的旗子出自地球孕育永恒的娘胎，它流着生命的血液，那是五千年不死的血，为了这一柄血的旗帜，我预备另一个五千年！”这首炽烈雄奇、文笔斑斓的长诗发表后广为流传。它鲜明地反映出杨刚的生命哲学观，就是要在艰苦的搏斗、在生与死的极度体验中感受生存的意义。
杨刚是湖北沔阳人，原名杨季徵，又名杨缤。一九○五年出生的杨刚虽因是女孩，被家里视为“赔钱货”，但她仍在家塾中接受了严格的“四书”、“五经”传统教育。进入燕京大学不久，大革命爆发，一向为杨刚所崇拜的父亲被农民协会逮捕入狱。杨刚家虽属名门望族，但她的父亲出身贫寒，是靠寒窗苦读中了进士，后做过江西道台，民国时出任过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和代理省长等职。父亲的被捕促使杨刚对家庭、对危难中的国家、对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人生道路开始有了痛苦的思考，她逐渐倾向于“革命”。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杨刚的初恋情人作为农民协会领导之一被秘密杀害。恋人的死将她进一步推向“革命”。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后，她放弃了在教会学校时信仰的基督教，自觉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在社会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内在欲求，“革命”成为杨刚的主动选择，她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主义”，炽热的性格与虔诚的秉性，更使得她把“主义”所倡导的政治制度上升为一种宗教的信仰。正如费正清对杨刚的评价，她“向其同胞传播自己的信仰时，已具备了赢得信徒的条件”（《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27页）。杨刚的老师、好友——燕京大学教授包贵思对此也有形象的描写。在她以杨刚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河畔淳颐园》中，革命女性“柳”是这样表白自己的革命信仰的：“由于为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数千年来受苦受难、如今刚刚寻得一线光明的中国人民。现在没有人能夺去我们这份希望……与同时代的其他同志相比，我个人的这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由于“新生”的救赎感，杨刚对身边每一个追求进步的人都主动寻找各种机会，进行积极热情的引导。在杨刚看来，推动他们投身革命是自己的天职，这是一种布道般的神圣使命。杨刚的同学、好友萧乾，哥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特务虐杀于杭州狱中）和堂兄杨显东（建国后曾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等人都是在她的教育引导下参加革命的。晚年的萧乾对杨刚当年热情、坚定的教诲仍记忆犹新。据萧乾回忆，一九二九年，在包贵思寓所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他与杨刚结识。“当杨刚得悉我曾于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共青团被捕过，就主动同我接近……为了引导我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她给我写了上百封信。每封信开头都称我作‘弟弟’，接着不是正面宣传革命大道理，就是驳斥我的某些荒谬论点。”杨刚“还一本本借给我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书”。当她发现对革命有些灰心、冷淡的我“怎么硬着头皮读，也读不进去”时，两人有过这样的谈话：“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的真理！’……我赌气地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她问道：‘你就是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著，香港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版，64页）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中，他们一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一九四八年夏，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萧乾面临离开还是留在大陆的重大选择时，想到不久前他刚刚被郭沫若等人指责为“黑色”反动文艺的代表，萧乾的内心极其矛盾，顾虑重重、忐忑不安。邀请萧乾前往剑桥大学执教的汉学家何伦教授向他列举了发生在东欧的大量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有人给萧乾送来了《斯大林传》，让他看看苏联肃反运动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还有人帮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国，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回到大陆。经过几天彻夜不眠的思考，特别是杨刚此时的真诚劝慰，萧乾还是出于对杨刚的信任和杨刚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在他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最终，带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选择了返回大陆。
当革命信念上升为虔诚的宗教信仰时，杨刚的身上就带有了浓重的殉道精神。为了党的需要，她“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忆六妹》，《杨刚文集》，杨显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562页）。以牺牲为最大幸福的信念支撑着杨刚经受住了酷刑、流产、失去恋人、丈夫、哥哥等众多磨难，并且为革命四海为家，一生独居，没有再婚。建国后，杨刚的生活极为简朴，在办公室居住，在食堂吃饭，仅有的一个女儿远在苏联求学。杨刚白天开会，看材料，布置工作，夜深人静时审稿和修改社论、文章，签署大样，一直工作到报纸付印。常常到了深夜她的办公室还是灯火通明，烟雾弥漫，她每天要吸四五十支香烟。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开城谈判期间，身在国内的杨刚与在朝鲜战场的乔冠华密切配合，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夜以继日地协助周总理处理冗长的谈判工作，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她与乔冠华被并称为周总理工作班子里的两杆“枪”。工作就是她生命的一切，除了工作，她个人则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神圣的“革命”改变了杨刚的人生道路，她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燃烧的快乐。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不满于不平等的现状，通过革命来改变既有环境，促成“自由、公正、平等”的理想世界的到来，生命因为这种追寻才有了巨大的意义和价值，革命也因此更具有了空前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一代知识分子主动为之献身。特别是对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女性来说，革命的意义更多了一层争取人格尊严与自主的意义，在当时的现实中，革命是她们进行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但正是对救赎之路的极端虔诚，不仅激发了杨刚空前的革命热情，也使她必然表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来自女性边缘身份的天然的疏离意识。
杨刚与同自己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相去甚远的人，总是能够很容易通过对话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她极善于与不同信仰的人，尤其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化人士打交道，这在一向疾恶如仇的杨刚身上也是一个“知名”的长处。许多来到中国的知名国际友人，如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费正清等都与她过从甚密。由于杨刚的这个特点，周恩来对她很器重，从四十年代起，杨刚就开始从事战时意义极其重大的统战工作。杨刚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素养超越了不同阵营间的阻隔，谋求了他们的共同奋斗，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负责北平作协刊物《大众知识》文艺栏期间，杨刚就曾把“京派”的许多作家如沈从文、朱光潜、张秀亚、巴金等人，与北方“左联”的年轻作家们集合在一起，作为水火不容的两者的交接点，《大众知识》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销路甚至超过了上海有名的《幽默》杂志。一九三七年，在一向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对文学权威性地位的左翼阵营中，杨刚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沈从文那篇成为“差不多”论争发端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文中谈道：“近来似乎流行着一种观念，以为安排故事自己的思想是用不着的……写文章说是表现美，表现人生，推动社会，但实际上写的时候安入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观点、感触、思虑总占第一位。第一，我自己是什么？我有些什么要这人类明白；第二，是否有个应该成为文学生命的坚强的信念，这很重要。主张抛弃‘自我’去获得‘意识’，这意识就成不了有血肉的信念和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普遍化了的乡村农民和世界化了的情调，我们要写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这个民族的东西。”（《关于“差不多”》，《大公报·文艺》，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显然，在左翼一方的话语发言中，这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从走上革命道路开始，反思和焦虑、痛苦就一直伴随着奋斗中的杨刚。
一九二八年，杨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北方左联负责人之一后不久，她和组织之间就发生了第一次较为严重的冲突。被称为“脱党”的这件事后来成为伴随杨刚一生的“历史问题”。曾为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成员的高承志对事情经过有过回忆：一九三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见杨刚，我们彼此都是读西洋文学系的，志同道合……她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大约就在同年秋季……她痛苦地告诉我说，她对当时地下党的教条主义作风很不满，每逢‘五一’一类节日，必定要举行几个人，多也不过十几个人的所谓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到街上去张贴共产党标语，进行街头演讲，这种活动，效果不大，却足以暴露自己，造成牺牲，她认为毫无意义。她有病，体力不支，党内某些人就批评她消极怠工，她觉得委屈，决心要退党”（《浅谈“北平左联”一、二事》）。一九三二年后任燕京大学左联支部的负责人李正文多年后反省左联早期的教条主义作风带来的危害时指出，当时的“左倾”做法错误地将杨刚等人这种观点批判为“文化至上主义”，结果把许多要求革命的名作家拒之门外（《北平左联时期的理论斗争》）。当年，杨刚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一块石头》（《现代》，一九三三年第四期），小说塑造了一个坚定的左翼活动家“黎”，他虽然被同志们指责为“消极怠工分子”，却仍然主张放弃干极易暴露的事情，而应做一些实干的工作。他穿着“资产阶级化”的服装，在伪装成茶会的会议上机警地支开负责监视的警官，掩护了会议顺利进行。但就在他因工作离开北京时遭到逮捕，最后惨死狱中。借作品中的人物，杨刚实际上是再次为自己的主张申诉，并表明了一颗为革命甘愿献身的赤诚之心。显然，作为革命者，杨刚早年发生的“脱党”事件，不只是因为生病，更重要的是与左联党组织见解上的分歧。产生分歧的根源是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意识和人本思想。对一名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对革命的反思与对革命的信仰总是相伴相生，两者的冲突无法消除。
作为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胡乔木：《杨刚文集·序》），杨刚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文学创作不是她工作的全部，但却贯穿了她的一生。显然，知识分子身份是杨刚对自我自觉的选择与定位。可以说，杨刚的创作生涯即开始于一种精神困境的诉求，在每一时期的作品中，总能找到她的焦虑与不安。一方面，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十年的艰难曲折中随着对革命的真正走进和深入了解，在理性的审视下，她发现了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有着梦幻般美好的革命前景又充满魔力地召唤着她。对革命的诉求让她痛感到一种难以终止脚步的痛苦。她戏称自己是“有男人，不能做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做孩子的母亲”（《薤》）。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中，杨刚对自己的心态做了清醒而明晰的记述：“三年前，我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悬崖上面：一方面对于人，对于生命，有一种烈火一样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能常常见面的人，抱着不可名状的憎恶，尽可能做得使人不容易接近我……一方面愿意投笔在人民的事业里面，另一方面十分喜爱朦胧、晦暗，不可知的探索，渺茫无稽的空想……一方面觉得应该生活得像人民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却尽爱做些没有下文的尝试……当工作的要求十分地逼紧我的时候，我常常在阴晦无人的地方，沉沉的，沉沉的……鲜红的火在层层的灰烬下面燃烧，狂激的流水被压在古老的岩层下面，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一个中国人诞生的痛苦。”这里，真实地记录着革命道路中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其中充满了痛苦、压抑与热情、憧憬的复杂交织。深厚的文化素养、扎实的革命理论基础和丰富的革命经验，使得杨刚拥有常人难以具备的政治敏感与深远的卓见。与同时代人相比，杨刚对革命的批判与质疑，具有相当的先锋性与代表性。
革命的号召力就在于对现实提出一种更完美的想象，但革命一旦到了要求一切制度化的时候，它必然对想象进行整合，这使得理想与现实、精神与体制之间将陷于一种悖论。这一矛盾是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它必然会带来精神上的危机。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明确指出走向革命的唯一出路，便是在一种原罪式的自我改造中抛弃自我的存在，走向工农大众。在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焦虑与脆弱中，“转向”成为解决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一条出路。
在自我改造的潮流中，杨刚却于一九四四年通过私人关系前往美国。杨刚的中学和大学都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和现代思想有很深的了解。早在一九三五年，杨刚就成为《傲慢与偏见》在中国的第一个译者。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也是一九三八年由杨刚翻译的。杨刚此行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地考察真正了解美国。她认为两条道路的对比会有所启示，这对自身的困惑将有所帮助。四年中，杨刚发表了四十余篇通讯，报道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这些通讯一时成为《大公报》驰名专栏。同时杨刚写了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挑战》（原稿书名未定，杨刚以英文写成，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时，按杨刚书稿原意定名为《女儿》，出版中文版时，由译者陈冠商和杨刚生前好友卢豫冬校对时改名为《挑战》），但她从未将它公开发表。小说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九四八年底杨刚被周恩来急召回国。之后，她出色地完成了策动香港、桂林、天津三地《大公报》起义的工作，迎来了新中国。
《挑战》用英文写成。由于政治上的成熟，杨刚回国时没有将原稿带回，而是放在了好友菲尔德夫人手中保存，直至去世她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此稿。一九八二年，菲尔德夫人去世后，她的丈夫整理遗物时偶然发现手稿，才使得作品重见天日。杨刚很清楚，她走得很远，她的观点只有经过漫长的历史之后，才能得到检验与认识。在《挑战》中，杨刚通过对一群出身不同的资深革命者革命道路的回顾，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冷静的反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思想：首先，杨刚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是社会危机爆发的结果，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其次，革命的发生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也是解决矛盾的一次痛苦的代价，常常显示出非理性和残酷，具有一种“非人性的正义”。在革命中，疯狂的观念有时能扭曲人性，这是向旧时代的回归。革命的目的不只是自由、公正、平等，真正深刻的意义应在于人的解放，任何时候社会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最后，她指出，由于对革命的曲解，总是错误地认为，为了将来的自由、美好与幸福，现在就可以暂时不择手段，压制个体、仇视文化、仇视思想。于是，在革命中手段成了目的，而革命所宣布的那个美好的目标却被失落了。
在现实社会中，一个这样思考的知识分子将遭遇什么？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一开始，萧乾被打为“右派”。《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反右社论就是六月八日针对萧乾的批判——《这是为什么》。次日，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发表了批判文章——《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八月的一天，已为农业部副部长的堂兄杨显东见到杨刚时发现她在交谈中时有叹息，脸上还流露出悲戚的表情。十月初，杨刚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几天后，她约弟弟见了最后一面。六日，也是自杀的前一天，杨刚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大会，大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做了严厉清算。十月七日清晨，杨刚被人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上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下身穿一条笔挺的黑呢裤子，她服了大量安眠药。谁也不知道离去时她想了些什么，她孤独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
杨刚本人的看法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事情的理解。一九五○年，当她得知老师马蒂逊教授自杀的消息后，写下了这样的话：“通常我们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自杀者的软弱。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当进步力量与反对力量作生死斗争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进步力量的个人或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斗争激烈、胜负不分、形势混乱而产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见前途的情况，便决心以一死来解决一切。这种事情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单纯地从个人的因素来解释那一个人不愿意活下去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尤其是马蒂逊，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优良继承者，他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他未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而又失去了他旧日的精神依据。”（《美国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22页）也许，与马蒂逊相同，杨刚选择了这样的结局，是因为她的精神也被撕裂了。
鲁迅先生说，“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杨刚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她只做了她应该做的，这是她的使命，也是她的宿命。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并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杨刚却以自杀的方式骤然辞世。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人们对她的死讳莫如深，但没有追悼会的遗体告别，足已使人懂得，缄默是最好的悼念方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刚的名字逐渐被人淡忘，直到八十年代，由于《杨刚文集》的出版和萧乾等发表的有关回忆性文章，她才又开始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杨刚以“浩烈之徒”闻名。这是夏衍先生生前给杨刚下的一个评语。了解杨刚的人都认为，不生造这个词，不足以概括杨刚独特的个性。
她的性格刚毅，有着浩气磅礴、烈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一九四○年，杨刚写下长达八百行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面对危难中的祖国和面临的战斗，她大声呼唤：“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竖起了战斗的大纛！我的旗子有鲜明的红光，有青天的荣耀！有白羽金箭的美，我的旗子出自地球孕育永恒的娘胎，它流着生命的血液，那是五千年不死的血，为了这一柄血的旗帜，我预备另一个五千年！”这首炽烈雄奇、文笔斑斓的长诗发表后广为流传。它鲜明地反映出杨刚的生命哲学观，就是要在艰苦的搏斗、在生与死的极度体验中感受生存的意义。
杨刚是湖北沔阳人，原名杨季徵，又名杨缤。一九○五年出生的杨刚虽因是女孩，被家里视为“赔钱货”，但她仍在家塾中接受了严格的“四书”、“五经”传统教育。进入燕京大学不久，大革命爆发，一向为杨刚所崇拜的父亲被农民协会逮捕入狱。杨刚家虽属名门望族，但她的父亲出身贫寒，是靠寒窗苦读中了进士，后做过江西道台，民国时出任过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和代理省长等职。父亲的被捕促使杨刚对家庭、对危难中的国家、对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人生道路开始有了痛苦的思考，她逐渐倾向于“革命”。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杨刚的初恋情人作为农民协会领导之一被秘密杀害。恋人的死将她进一步推向“革命”。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后，她放弃了在教会学校时信仰的基督教，自觉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在社会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内在欲求，“革命”成为杨刚的主动选择，她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主义”，炽热的性格与虔诚的秉性，更使得她把“主义”所倡导的政治制度上升为一种宗教的信仰。正如费正清对杨刚的评价，她“向其同胞传播自己的信仰时，已具备了赢得信徒的条件”（《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27页）。杨刚的老师、好友——燕京大学教授包贵思对此也有形象的描写。在她以杨刚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河畔淳颐园》中，革命女性“柳”是这样表白自己的革命信仰的：“由于为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数千年来受苦受难、如今刚刚寻得一线光明的中国人民。现在没有人能夺去我们这份希望……与同时代的其他同志相比，我个人的这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由于“新生”的救赎感，杨刚对身边每一个追求进步的人都主动寻找各种机会，进行积极热情的引导。在杨刚看来，推动他们投身革命是自己的天职，这是一种布道般的神圣使命。杨刚的同学、好友萧乾，哥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特务虐杀于杭州狱中）和堂兄杨显东（建国后曾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等人都是在她的教育引导下参加革命的。晚年的萧乾对杨刚当年热情、坚定的教诲仍记忆犹新。据萧乾回忆，一九二九年，在包贵思寓所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他与杨刚结识。“当杨刚得悉我曾于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共青团被捕过，就主动同我接近……为了引导我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她给我写了上百封信。每封信开头都称我作‘弟弟’，接着不是正面宣传革命大道理，就是驳斥我的某些荒谬论点。”杨刚“还一本本借给我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书”。当她发现对革命有些灰心、冷淡的我“怎么硬着头皮读，也读不进去”时，两人有过这样的谈话：“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的真理！’……我赌气地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她问道：‘你就是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著，香港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版，64页）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中，他们一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一九四八年夏，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萧乾面临离开还是留在大陆的重大选择时，想到不久前他刚刚被郭沫若等人指责为“黑色”反动文艺的代表，萧乾的内心极其矛盾，顾虑重重、忐忑不安。邀请萧乾前往剑桥大学执教的汉学家何伦教授向他列举了发生在东欧的大量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有人给萧乾送来了《斯大林传》，让他看看苏联肃反运动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还有人帮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国，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回到大陆。经过几天彻夜不眠的思考，特别是杨刚此时的真诚劝慰，萧乾还是出于对杨刚的信任和杨刚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在他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最终，带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选择了返回大陆。
当革命信念上升为虔诚的宗教信仰时，杨刚的身上就带有了浓重的殉道精神。为了党的需要，她“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忆六妹》，《杨刚文集》，杨显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562页）。以牺牲为最大幸福的信念支撑着杨刚经受住了酷刑、流产、失去恋人、丈夫、哥哥等众多磨难，并且为革命四海为家，一生独居，没有再婚。建国后，杨刚的生活极为简朴，在办公室居住，在食堂吃饭，仅有的一个女儿远在苏联求学。杨刚白天开会，看材料，布置工作，夜深人静时审稿和修改社论、文章，签署大样，一直工作到报纸付印。常常到了深夜她的办公室还是灯火通明，烟雾弥漫，她每天要吸四五十支香烟。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开城谈判期间，身在国内的杨刚与在朝鲜战场的乔冠华密切配合，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夜以继日地协助周总理处理冗长的谈判工作，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她与乔冠华被并称为周总理工作班子里的两杆“枪”。工作就是她生命的一切，除了工作，她个人则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神圣的“革命”改变了杨刚的人生道路，她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燃烧的快乐。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不满于不平等的现状，通过革命来改变既有环境，促成“自由、公正、平等”的理想世界的到来，生命因为这种追寻才有了巨大的意义和价值，革命也因此更具有了空前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一代知识分子主动为之献身。特别是对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女性来说，革命的意义更多了一层争取人格尊严与自主的意义，在当时的现实中，革命是她们进行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但正是对救赎之路的极端虔诚，不仅激发了杨刚空前的革命热情，也使她必然表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来自女性边缘身份的天然的疏离意识。
杨刚与同自己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相去甚远的人，总是能够很容易通过对话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她极善于与不同信仰的人，尤其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化人士打交道，这在一向疾恶如仇的杨刚身上也是一个“知名”的长处。许多来到中国的知名国际友人，如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费正清等都与她过从甚密。由于杨刚的这个特点，周恩来对她很器重，从四十年代起，杨刚就开始从事战时意义极其重大的统战工作。杨刚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素养超越了不同阵营间的阻隔，谋求了他们的共同奋斗，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负责北平作协刊物《大众知识》文艺栏期间，杨刚就曾把“京派”的许多作家如沈从文、朱光潜、张秀亚、巴金等人，与北方“左联”的年轻作家们集合在一起，作为水火不容的两者的交接点，《大众知识》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销路甚至超过了上海有名的《幽默》杂志。一九三七年，在一向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对文学权威性地位的左翼阵营中，杨刚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沈从文那篇成为“差不多”论争发端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文中谈道：“近来似乎流行着一种观念，以为安排故事自己的思想是用不着的……写文章说是表现美，表现人生，推动社会，但实际上写的时候安入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观点、感触、思虑总占第一位。第一，我自己是什么？我有些什么要这人类明白；第二，是否有个应该成为文学生命的坚强的信念，这很重要。主张抛弃‘自我’去获得‘意识’，这意识就成不了有血肉的信念和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普遍化了的乡村农民和世界化了的情调，我们要写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这个民族的东西。”（《关于“差不多”》，《大公报·文艺》，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显然，在左翼一方的话语发言中，这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从走上革命道路开始，反思和焦虑、痛苦就一直伴随着奋斗中的杨刚。
一九二八年，杨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北方左联负责人之一后不久，她和组织之间就发生了第一次较为严重的冲突。被称为“脱党”的这件事后来成为伴随杨刚一生的“历史问题”。曾为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成员的高承志对事情经过有过回忆：一九三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见杨刚，我们彼此都是读西洋文学系的，志同道合……她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大约就在同年秋季……她痛苦地告诉我说，她对当时地下党的教条主义作风很不满，每逢‘五一’一类节日，必定要举行几个人，多也不过十几个人的所谓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到街上去张贴共产党标语，进行街头演讲，这种活动，效果不大，却足以暴露自己，造成牺牲，她认为毫无意义。她有病，体力不支，党内某些人就批评她消极怠工，她觉得委屈，决心要退党”（《浅谈“北平左联”一、二事》）。一九三二年后任燕京大学左联支部的负责人李正文多年后反省左联早期的教条主义作风带来的危害时指出，当时的“左倾”做法错误地将杨刚等人这种观点批判为“文化至上主义”，结果把许多要求革命的名作家拒之门外（《北平左联时期的理论斗争》）。当年，杨刚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一块石头》（《现代》，一九三三年第四期），小说塑造了一个坚定的左翼活动家“黎”，他虽然被同志们指责为“消极怠工分子”，却仍然主张放弃干极易暴露的事情，而应做一些实干的工作。他穿着“资产阶级化”的服装，在伪装成茶会的会议上机警地支开负责监视的警官，掩护了会议顺利进行。但就在他因工作离开北京时遭到逮捕，最后惨死狱中。借作品中的人物，杨刚实际上是再次为自己的主张申诉，并表明了一颗为革命甘愿献身的赤诚之心。显然，作为革命者，杨刚早年发生的“脱党”事件，不只是因为生病，更重要的是与左联党组织见解上的分歧。产生分歧的根源是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意识和人本思想。对一名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对革命的反思与对革命的信仰总是相伴相生，两者的冲突无法消除。
作为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胡乔木：《杨刚文集·序》），杨刚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文学创作不是她工作的全部，但却贯穿了她的一生。显然，知识分子身份是杨刚对自我自觉的选择与定位。可以说，杨刚的创作生涯即开始于一种精神困境的诉求，在每一时期的作品中，总能找到她的焦虑与不安。一方面，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十年的艰难曲折中随着对革命的真正走进和深入了解，在理性的审视下，她发现了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有着梦幻般美好的革命前景又充满魔力地召唤着她。对革命的诉求让她痛感到一种难以终止脚步的痛苦。她戏称自己是“有男人，不能做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做孩子的母亲”（《薤》）。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中，杨刚对自己的心态做了清醒而明晰的记述：“三年前，我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悬崖上面：一方面对于人，对于生命，有一种烈火一样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能常常见面的人，抱着不可名状的憎恶，尽可能做得使人不容易接近我……一方面愿意投笔在人民的事业里面，另一方面十分喜爱朦胧、晦暗，不可知的探索，渺茫无稽的空想……一方面觉得应该生活得像人民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却尽爱做些没有下文的尝试……当工作的要求十分地逼紧我的时候，我常常在阴晦无人的地方，沉沉的，沉沉的……鲜红的火在层层的灰烬下面燃烧，狂激的流水被压在古老的岩层下面，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一个中国人诞生的痛苦。”这里，真实地记录着革命道路中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其中充满了痛苦、压抑与热情、憧憬的复杂交织。深厚的文化素养、扎实的革命理论基础和丰富的革命经验，使得杨刚拥有常人难以具备的政治敏感与深远的卓见。与同时代人相比，杨刚对革命的批判与质疑，具有相当的先锋性与代表性。
革命的号召力就在于对现实提出一种更完美的想象，但革命一旦到了要求一切制度化的时候，它必然对想象进行整合，这使得理想与现实、精神与体制之间将陷于一种悖论。这一矛盾是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它必然会带来精神上的危机。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明确指出走向革命的唯一出路，便是在一种原罪式的自我改造中抛弃自我的存在，走向工农大众。在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焦虑与脆弱中，“转向”成为解决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一条出路。
在自我改造的潮流中，杨刚却于一九四四年通过私人关系前往美国。杨刚的中学和大学都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和现代思想有很深的了解。早在一九三五年，杨刚就成为《傲慢与偏见》在中国的第一个译者。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也是一九三八年由杨刚翻译的。杨刚此行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地考察真正了解美国。她认为两条道路的对比会有所启示，这对自身的困惑将有所帮助。四年中，杨刚发表了四十余篇通讯，报道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这些通讯一时成为《大公报》驰名专栏。同时杨刚写了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挑战》（原稿书名未定，杨刚以英文写成，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时，按杨刚书稿原意定名为《女儿》，出版中文版时，由译者陈冠商和杨刚生前好友卢豫冬校对时改名为《挑战》），但她从未将它公开发表。小说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九四八年底杨刚被周恩来急召回国。之后，她出色地完成了策动香港、桂林、天津三地《大公报》起义的工作，迎来了新中国。
《挑战》用英文写成。由于政治上的成熟，杨刚回国时没有将原稿带回，而是放在了好友菲尔德夫人手中保存，直至去世她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此稿。一九八二年，菲尔德夫人去世后，她的丈夫整理遗物时偶然发现手稿，才使得作品重见天日。杨刚很清楚，她走得很远，她的观点只有经过漫长的历史之后，才能得到检验与认识。在《挑战》中，杨刚通过对一群出身不同的资深革命者革命道路的回顾，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冷静的反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思想：首先，杨刚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是社会危机爆发的结果，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其次，革命的发生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也是解决矛盾的一次痛苦的代价，常常显示出非理性和残酷，具有一种“非人性的正义”。在革命中，疯狂的观念有时能扭曲人性，这是向旧时代的回归。革命的目的不只是自由、公正、平等，真正深刻的意义应在于人的解放，任何时候社会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最后，她指出，由于对革命的曲解，总是错误地认为，为了将来的自由、美好与幸福，现在就可以暂时不择手段，压制个体、仇视文化、仇视思想。于是，在革命中手段成了目的，而革命所宣布的那个美好的目标却被失落了。
在现实社会中，一个这样思考的知识分子将遭遇什么？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一开始，萧乾被打为“右派”。《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反右社论就是六月八日针对萧乾的批判——《这是为什么》。次日，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发表了批判文章——《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八月的一天，已为农业部副部长的堂兄杨显东见到杨刚时发现她在交谈中时有叹息，脸上还流露出悲戚的表情。十月初，杨刚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几天后，她约弟弟见了最后一面。六日，也是自杀的前一天，杨刚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大会，大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做了严厉清算。十月七日清晨，杨刚被人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上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下身穿一条笔挺的黑呢裤子，她服了大量安眠药。谁也不知道离去时她想了些什么，她孤独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
杨刚本人的看法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事情的理解。一九五○年，当她得知老师马蒂逊教授自杀的消息后，写下了这样的话：“通常我们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自杀者的软弱。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当进步力量与反对力量作生死斗争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进步力量的个人或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斗争激烈、胜负不分、形势混乱而产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见前途的情况，便决心以一死来解决一切。这种事情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单纯地从个人的因素来解释那一个人不愿意活下去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尤其是马蒂逊，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优良继承者，他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他未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而又失去了他旧日的精神依据。”（《美国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22页）也许，与马蒂逊相同，杨刚选择了这样的结局，是因为她的精神也被撕裂了。
鲁迅先生说，“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杨刚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她只做了她应该做的，这是她的使命，也是她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