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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人发动了震惊全球的政变，却于一夜之后失败。
在过去，土耳其军人自诩“共和守护者”的传统，曾在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发动过数次以“接管秩序”、“维系世俗民主的共和国价值”为由的军事政变。
1998年福利党被勒令解散后，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尔多安趁势崛起，并重组为“正义与发展党”至今
土耳其军队的“政变传统”从何而来？
世纪末的政变：
经济危机与埃尔多安
社会纷扰中，1996年土耳其大选再一次变天。强打信仰的美德福利党，在国会中取得了主导联合政府的多数席位，而从中监督的军方虽然对其伊斯兰色彩有所质疑，但当时民心思变的社会气氛却不允许军方有所动作，同时军方在联合政府内所能影响的国会席次，于数量或声势上也都足以制衡福利党，并确保军方的权威来源“凯末尔主意教条”不致动摇。
只不过，刚上台的福利党于经济政策中还没有太多表现，就因外交与内政方向上的急进转弯而让土耳其军方大吃一惊：福利党政府上任后，径自突访遭受国际孤立的伊朗、利比亚，让面对北约盟邦的土耳其军方立场尽失;同时福利党一连串的信仰政见与宗教政策，也让军方感到威胁。
于是又一次地，土耳其军队在1997年发动政变，强行解散福利党内阁的同时，亦借由宪法法庭宣布“福利党为违法政党”。只不过福利党并没有因此解散，当时福利党籍的伊斯坦布尔市长——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趁势崛起，并将福利党的骨干重组为“正义与发展党”（以下使用简称AKP）至今。
埃尔多安后来率领AKP在2002年重返执政，一路制霸土耳其政坛14年至今。虽然这一路走来，AKP时常被攻击为“用信仰动员选民”，但事实上AKP的支持骨干却是都市商业阶级跟财团，泛伊斯兰色彩与AKP的崛起，倒没有太深刻的直接关系。因为土耳其军方与其支持的传统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连串的“政治自爆”，各种政治混乱、贪污丑闻以及最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的失败，都已让这些传统凯末尔主义者的声势坠入谷底。
2000年11月土耳其爆发金融危机，然时任政府无力的货币政策却让市场信心高速崩盘，并于第二年2月演变为全面崩溃的货币风暴——在2001年2月22日这天，土耳其汇市无量暴跌，并在一日之间贬值超过30%。最终土耳其也只好接受IMF与世界银行的纾困介入，重整金融与货币政策之外，也加速了国营企业私有化，成功地推动了军方多度反弹的自由化经济政策。
借由欧盟的改革条件为借口，埃尔多安进一步限制了土耳其军人干政的权力传统
借由金融风暴的重创，以及在同时期间收割乱局、吸收多个传统政党的分裂力量，埃尔多安趁机重新壮大了AKP夺回了政权。
一开始，埃尔多安主导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战略统合计划，并透过入欧谈判“与欧盟标准接轨”的契机，扩大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脚步。加入欧盟的倡议发起，一方面扩张了土耳其的投资面，二方面也以此举保证了政府世俗、民主的制度性承诺，三方面也能借由欧盟的改革条件为借口，进一步限制土耳其军人干政的权力传统以及军费支出、军资投资等，从而削除军方对民选政府的威胁性。
翦除土耳其军人的羽翼
掌权之后的AKP，为了翦除军方影响力也祭出“重点安排”——棍棒与胡萝卜政策。AKP主政初期，对土耳其军方所颁出的利多“胡萝卜”，包括了保证不干涉OYAK的投资与获利，并透过“国防自主”政策加强国内的军工投资。这些政策扩大了军方的“生意基础”，同时也与凯末尔主义中的经济国家主义相符，因此相关的政策也得到将官们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然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土耳其专家库克却提出了一个悖论：库克认为，国防自主的政策，为土耳其政府开启了一条“切割军部”的后门。在重要的军购、建军方针上，过去土耳其军方总以“军事专业”来独断订单与方向，但现在却不得不服膺于国防自主的大旗，并受民营企业、政府部门、文官系统层层监督与箝制，切割了传统军方精英原本所能掌握、分配的既得利益。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政府又以“加入欧盟谈判”为由，推动更为强势的文人领军制度。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土耳其“形式”上虽是文人领军，但实质上军队在将领升迁、国防政策规划上，却不受文官体系（国防部长）的约束——此一结果虽反映了土耳其军队对于国家的历史地位，但不受文官监管、甚至多次发动政变的军队，也被欧盟当局视为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因而在入欧谈判中被列入欧盟要求的重点改革条目。
埃尔多安政府以“加入欧盟谈判”为由，推动更为强势的文人领军制度
于是，在埃尔多安政府带领土耳其经济重起、国内支持度持续上升的同时，军方内部的传统结构也被分化、切割：土耳其新的军工复合结构，让政府能够透过采购、研发与军民合作，在军中遴选出另一批新的利益阶级;来自欧盟所要求的文官领导诉求，也成为当局介入军部人事的堂皇理由。
然而来自政府的介入，并非没有引起军方的反弹。
“重锤”政变计划曝光引发针对军队的行动 土耳其军方与政府的冲突，在2011年正式爆发。
2011年土耳其《立场报》独家披露了军方的“政变计划”。报道指出，在政府上任没多久后，军方就在2003年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提出过行动代号“重锤”的政变计划。
《立场报》表示，当时军方的计划是在伊斯坦布尔引爆炸弹、炸毁两座清真寺，再安排一架土耳其战机在爱琴海“被希腊击落”，并借此同步造成国家的混乱后，再用“紧急状态”与“恢复秩序”为由，挥兵接管政府。
媒体关于“重锤行动”的报道让土耳其舆论一片哗然，“大表震怒”的政府更顺势对军方展开肃清，但错愕的军方与国会却反称《立场报》的报道“子虚乌有”，参谋总长与陆、海、空军司令更联合辞官，以表达对这一“冤狱事件”的愤怒。
“重锤”行动在随后几年间，也成为土耳其官方整肃军队的理由。三军之中，数百名将官遭到调查，其中包含17名高阶将领在内，更有200多名军官遭到叛国罪起诉。与此同时，另一波审查中的犯罪调查案，指控军方内部与极右翼秘密社团“额尔古纳坤”相互勾结。
“额尔古纳坤”一名其实是土耳其神话中，位于阿尔泰山脉深处的突厥族诞生之地。但这一名称，后来却被借代为极端突厥民族主义者，经营跨国犯罪网络的秘密社团。在过去，土耳其政府、情报局、军队（甚至是美国中情局），都曾透过与这一地下社团的合作，经营毒品特许、军火私售以及政治谋杀等行动，包括民间异议人士、库尔德族领袖，都曾是这个社团网络的枪下冤魂。
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军方的第一次失败政变
即便在2011年之后，埃尔多安执政下的土耳其，不但离欧盟入籍越来越远，同时推行10年的私有化政策加大了社会贫富与财团实力，并诱发了诸如2013年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抗争运动等大规模的冲突事件，但接连的清算调查已让土耳其的军官团元气尽失，从而无法如同“往日”一般，对社会现象发起“越界回应”。
此一时彼一时，区域失控也让一度没有了舞台的土耳其军人再一次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2016年7月15日的政变，却又让这场乱局再一次出现戏剧化转折，因为土耳其军人政变并不稀奇，但这一次，却是他们的第一次失败。
这场仅维持一个晚上的政变行动，不仅未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政府首脑（总统与总理本人），匆促起事的部队也没有号召起任何来自高级将领团、政治领袖的响应。最终，这场被土耳其政府定调为“少数军中派系的叛变”，就在全国造成290余人死亡之后，旋遭政府军与警察联手平定。
报道指出，在AKP政府上任没多久后，军方就在2003年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提出过行动代号为“重锤”的政变计划
与过往的政变不同，这一次包括土耳其的反对党、曾经因抨击AKP而与政府对干的媒体界，都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政变，并站在宿敌埃尔多安的一边。此一大团结的气氛让纷乱的土耳其瞬时凝聚，军方的形象却也使无前例地被逆转为“全民公敌”。
事件落幕后，与埃尔多安支持者们在街头上高唱的爱国情绪相比，在冲突中被炸毁的国会大厦、在街头被遗弃的坦克与满地的装备、在镜头前一个又一个“代替军人”向社会大众道歉的高阶将领、在伊斯坦布尔跨海大桥上高举双手投降的政变兵部队、在地上跪倒被民众围殴而懊恼痛哭的士兵——政变结束后的种种画面，反复地投射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并象征着土耳其军方昔日的“共和守护者”形象与威信神话，已在这一起失败的政变中彻底幻灭。
受“重锤”案牵连的数百名将官家眷，于2011年冬季，齐聚在阿塔图克的陵墓前高声喊冤
（全文完）（编辑/立原）
在过去，土耳其军人自诩“共和守护者”的传统，曾在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发动过数次以“接管秩序”、“维系世俗民主的共和国价值”为由的军事政变。
土耳其军队的“政变传统”从何而来？
世纪末的政变：
经济危机与埃尔多安
社会纷扰中，1996年土耳其大选再一次变天。强打信仰的美德福利党，在国会中取得了主导联合政府的多数席位，而从中监督的军方虽然对其伊斯兰色彩有所质疑，但当时民心思变的社会气氛却不允许军方有所动作，同时军方在联合政府内所能影响的国会席次，于数量或声势上也都足以制衡福利党，并确保军方的权威来源“凯末尔主意教条”不致动摇。
只不过，刚上台的福利党于经济政策中还没有太多表现，就因外交与内政方向上的急进转弯而让土耳其军方大吃一惊：福利党政府上任后，径自突访遭受国际孤立的伊朗、利比亚，让面对北约盟邦的土耳其军方立场尽失;同时福利党一连串的信仰政见与宗教政策，也让军方感到威胁。
于是又一次地，土耳其军队在1997年发动政变，强行解散福利党内阁的同时，亦借由宪法法庭宣布“福利党为违法政党”。只不过福利党并没有因此解散，当时福利党籍的伊斯坦布尔市长——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趁势崛起，并将福利党的骨干重组为“正义与发展党”（以下使用简称AKP）至今。
埃尔多安后来率领AKP在2002年重返执政，一路制霸土耳其政坛14年至今。虽然这一路走来，AKP时常被攻击为“用信仰动员选民”，但事实上AKP的支持骨干却是都市商业阶级跟财团，泛伊斯兰色彩与AKP的崛起，倒没有太深刻的直接关系。因为土耳其军方与其支持的传统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连串的“政治自爆”，各种政治混乱、贪污丑闻以及最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的失败，都已让这些传统凯末尔主义者的声势坠入谷底。
2000年11月土耳其爆发金融危机，然时任政府无力的货币政策却让市场信心高速崩盘，并于第二年2月演变为全面崩溃的货币风暴——在2001年2月22日这天，土耳其汇市无量暴跌，并在一日之间贬值超过30%。最终土耳其也只好接受IMF与世界银行的纾困介入，重整金融与货币政策之外，也加速了国营企业私有化，成功地推动了军方多度反弹的自由化经济政策。
借由金融风暴的重创，以及在同时期间收割乱局、吸收多个传统政党的分裂力量，埃尔多安趁机重新壮大了AKP夺回了政权。
一开始，埃尔多安主导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战略统合计划，并透过入欧谈判“与欧盟标准接轨”的契机，扩大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脚步。加入欧盟的倡议发起，一方面扩张了土耳其的投资面，二方面也以此举保证了政府世俗、民主的制度性承诺，三方面也能借由欧盟的改革条件为借口，进一步限制土耳其军人干政的权力传统以及军费支出、军资投资等，从而削除军方对民选政府的威胁性。
翦除土耳其军人的羽翼
掌权之后的AKP，为了翦除军方影响力也祭出“重点安排”——棍棒与胡萝卜政策。AKP主政初期，对土耳其军方所颁出的利多“胡萝卜”，包括了保证不干涉OYAK的投资与获利，并透过“国防自主”政策加强国内的军工投资。这些政策扩大了军方的“生意基础”，同时也与凯末尔主义中的经济国家主义相符，因此相关的政策也得到将官们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然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土耳其专家库克却提出了一个悖论：库克认为，国防自主的政策，为土耳其政府开启了一条“切割军部”的后门。在重要的军购、建军方针上，过去土耳其军方总以“军事专业”来独断订单与方向，但现在却不得不服膺于国防自主的大旗，并受民营企业、政府部门、文官系统层层监督与箝制，切割了传统军方精英原本所能掌握、分配的既得利益。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政府又以“加入欧盟谈判”为由，推动更为强势的文人领军制度。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土耳其“形式”上虽是文人领军，但实质上军队在将领升迁、国防政策规划上，却不受文官体系（国防部长）的约束——此一结果虽反映了土耳其军队对于国家的历史地位，但不受文官监管、甚至多次发动政变的军队，也被欧盟当局视为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因而在入欧谈判中被列入欧盟要求的重点改革条目。
于是，在埃尔多安政府带领土耳其经济重起、国内支持度持续上升的同时，军方内部的传统结构也被分化、切割：土耳其新的军工复合结构，让政府能够透过采购、研发与军民合作，在军中遴选出另一批新的利益阶级;来自欧盟所要求的文官领导诉求，也成为当局介入军部人事的堂皇理由。
然而来自政府的介入，并非没有引起军方的反弹。
“重锤”政变计划曝光引发针对军队的行动 土耳其军方与政府的冲突，在2011年正式爆发。
2011年土耳其《立场报》独家披露了军方的“政变计划”。报道指出，在政府上任没多久后，军方就在2003年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提出过行动代号“重锤”的政变计划。
《立场报》表示，当时军方的计划是在伊斯坦布尔引爆炸弹、炸毁两座清真寺，再安排一架土耳其战机在爱琴海“被希腊击落”，并借此同步造成国家的混乱后，再用“紧急状态”与“恢复秩序”为由，挥兵接管政府。
媒体关于“重锤行动”的报道让土耳其舆论一片哗然，“大表震怒”的政府更顺势对军方展开肃清，但错愕的军方与国会却反称《立场报》的报道“子虚乌有”，参谋总长与陆、海、空军司令更联合辞官，以表达对这一“冤狱事件”的愤怒。
“重锤”行动在随后几年间，也成为土耳其官方整肃军队的理由。三军之中，数百名将官遭到调查，其中包含17名高阶将领在内，更有200多名军官遭到叛国罪起诉。与此同时，另一波审查中的犯罪调查案，指控军方内部与极右翼秘密社团“额尔古纳坤”相互勾结。
“额尔古纳坤”一名其实是土耳其神话中，位于阿尔泰山脉深处的突厥族诞生之地。但这一名称，后来却被借代为极端突厥民族主义者，经营跨国犯罪网络的秘密社团。在过去，土耳其政府、情报局、军队（甚至是美国中情局），都曾透过与这一地下社团的合作，经营毒品特许、军火私售以及政治谋杀等行动，包括民间异议人士、库尔德族领袖，都曾是这个社团网络的枪下冤魂。
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军方的第一次失败政变
即便在2011年之后，埃尔多安执政下的土耳其，不但离欧盟入籍越来越远，同时推行10年的私有化政策加大了社会贫富与财团实力，并诱发了诸如2013年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抗争运动等大规模的冲突事件，但接连的清算调查已让土耳其的军官团元气尽失，从而无法如同“往日”一般，对社会现象发起“越界回应”。
此一时彼一时，区域失控也让一度没有了舞台的土耳其军人再一次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2016年7月15日的政变，却又让这场乱局再一次出现戏剧化转折，因为土耳其军人政变并不稀奇，但这一次，却是他们的第一次失败。
这场仅维持一个晚上的政变行动，不仅未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政府首脑（总统与总理本人），匆促起事的部队也没有号召起任何来自高级将领团、政治领袖的响应。最终，这场被土耳其政府定调为“少数军中派系的叛变”，就在全国造成290余人死亡之后，旋遭政府军与警察联手平定。
与过往的政变不同，这一次包括土耳其的反对党、曾经因抨击AKP而与政府对干的媒体界，都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政变，并站在宿敌埃尔多安的一边。此一大团结的气氛让纷乱的土耳其瞬时凝聚，军方的形象却也使无前例地被逆转为“全民公敌”。
事件落幕后，与埃尔多安支持者们在街头上高唱的爱国情绪相比，在冲突中被炸毁的国会大厦、在街头被遗弃的坦克与满地的装备、在镜头前一个又一个“代替军人”向社会大众道歉的高阶将领、在伊斯坦布尔跨海大桥上高举双手投降的政变兵部队、在地上跪倒被民众围殴而懊恼痛哭的士兵——政变结束后的种种画面，反复地投射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并象征着土耳其军方昔日的“共和守护者”形象与威信神话，已在这一起失败的政变中彻底幻灭。
（全文完）（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