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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日本将成功复苏
在关于“安倍经济学”是否管用的国际舆论中，最乐观的声音发自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复苏计划非常有信心，并认为日本国民的信心也会得到提振。
首先，他指出自己的乐观是建立在日本过去十年的经济表现上的，虽然日本经济在过去的十年增长乏力，但事实上，按照劳动力人均产出的增长趋势看，日本从2000年以来表现得非常好。即使劳动力人数不断下降，2012年日本劳动力人均产出年增长率仍达到了3.03%。这比美国要高许多——美国去年劳动力人均产出只增加了0.37%，而身陷欧债危机的德国则下降了0.25%。因此，较高的人均产出为“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他还将安倍晋三的主张总结为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调整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方案。而这也是他一直提倡美国政府应该采纳的方案。
在货币政策上，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设定2%通胀率，消息一出，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双双回升。自从去年11月安倍组阁以来，日本股市反弹40%，出口和整体经济也出现恢复性增长。在通胀压力小的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重振经济活动显现出巨大潜力。
在他看来，虽然日元贬值，日本商品变得更具竞争力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压力，但日本经济的恢复，内需提升对这些国家也是件好事，特别是在目前欧美市场需求不振的大环境下。
在财政刺激政策上，斯蒂格利茨教授批评那些认为日本过去财政刺激失败（大量投资浪费在无用的基础设施上）的评论家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是违反事实：如果没有财政刺激，日本经济表现将如何？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货币供应量大幅萎缩，因此政府财政支出没能重振增长并不令人奇怪。换个角度思考，要不是政府支出，日本的情形会更加糟糕，所以即使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日本当年的失业率也从未超过5.8%。其次，任何访问过日本的人都认为其基础设施投资好处多多（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学到极有价值的一课）。
在结构调整政策上，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很赞同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生产率和增加劳动力参与（特别是妇女）的政策。他提出日本需要正确的监管。在一些领域，政府有必要积极介入以确保更有效的竞争。但在很多需要改革的领域，如用工政策等，需要的是私人部门的顺势而为，而不是政府监管。安倍晋三可以定调但不规定结果。而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提高服务部门的生产率。比如，日本有很好的条件利用其世界级的制造能力实现医疗服务的现代化。
在家庭政策与公司劳动力雇佣政策上，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改革以促进移风易俗，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工作。他还忧虑日本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落后，而英语是国际商界和科学界通用的语言，这使得日本在全球市场中落在了下风。
总的来说，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日本这个国家从强大的制度中获益良多，拥有教育程度高、技术技能强、设计能力一流的劳动力，并且身处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贫富差距程度比诸多发达工业国都要低（包括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它的环境保护眼光也更加长远。如果安倍晋三的复苏方案能顺利实施，他有信心日本复苏一定能成功。
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
日本复苏要走可持续，与邻国协调的道路
“安倍经济学”的出台在邻国却引发了争议。令亚洲邻国担心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日元贬值来提振出口增长。有人指责日本可能触发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战争”。目前对货币扩张的预期使日元大幅贬值，在短短四个月内对美元贬值近20%。
对此，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日前撰文表示，日本走出15年的通缩和20年的经济停滞对于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四大贸易体，以及韩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韩国以及中国都将因“安倍经济学”重振日本内需而获益。更广泛范围来看，由于欧洲继续衰退，世界贸易增长缓慢，日本重回增长，提振内需对全球经济复苏都是有益的。
问题在于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在达到其国内目标时不动摇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邻邦。要避免给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金仲秀认为日本决策者必须致力于可持续的增长，避免陷入与贸易伙伴国竞相贬值和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
在金仲秀看来，过去20年，日本的通缩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系统功能失调以及私人需求不足。20世纪90年代的资产泡沫破裂让日本金融体系和私人部门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步履蹒跚。在金融业、家庭和公司部门负债问题解决后，经济才开始复苏。所以，可持续增长离不开持续的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
他认为，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最终要落实在刺激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才是可持续的，而不是以追求汇率贬值为目的。事实上，汇率贬值对增长的影响是短暂的，除非出口部门利润的增加能提高家庭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如果货币贬值抑制了投资者购买日本政府债券，从而推高名义利率，那么金融和财政不稳定的风险也会升高。更危险的是，如果日本开始直接干预全球货币市场以确保日元贬值，邻国也会效仿采取竞争性的贬值。货币战争和保护主义的风险不容低估。
此外，欧美无限制的量化宽松已经给亚洲新兴市场带来资产泡沫的风险，如果日本也加入进去，无疑会使这些国家面临更严重的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压力。
金仲秀警告说，当前微妙的局面可能升级为进一步的货币干预、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以邻为壑的政策会导致总贸易量的下降，最终导致没有任何国家获益的零和博弈。毕竟，日本出口依赖于新兴和发展中市场，光是东亚就占了日本海外销售的近半壁江山。
最后他呼吁日本复苏要走可持续的合作增长之路，地区各国加强汇率和货币政策协调，利用G20和东盟+3（东盟国家加上中日韩）等机制进行政策对话和监督。这样，假以时日，东亚经济体能够相互合作，增强地区汇率稳定，为区域内贸易提供更有利的环境。
日本将成功复苏
在关于“安倍经济学”是否管用的国际舆论中，最乐观的声音发自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复苏计划非常有信心，并认为日本国民的信心也会得到提振。
首先，他指出自己的乐观是建立在日本过去十年的经济表现上的，虽然日本经济在过去的十年增长乏力，但事实上，按照劳动力人均产出的增长趋势看，日本从2000年以来表现得非常好。即使劳动力人数不断下降，2012年日本劳动力人均产出年增长率仍达到了3.03%。这比美国要高许多——美国去年劳动力人均产出只增加了0.37%，而身陷欧债危机的德国则下降了0.25%。因此，较高的人均产出为“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他还将安倍晋三的主张总结为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调整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方案。而这也是他一直提倡美国政府应该采纳的方案。
在货币政策上，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设定2%通胀率，消息一出，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双双回升。自从去年11月安倍组阁以来，日本股市反弹40%，出口和整体经济也出现恢复性增长。在通胀压力小的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重振经济活动显现出巨大潜力。
在他看来，虽然日元贬值，日本商品变得更具竞争力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压力，但日本经济的恢复，内需提升对这些国家也是件好事，特别是在目前欧美市场需求不振的大环境下。
在财政刺激政策上，斯蒂格利茨教授批评那些认为日本过去财政刺激失败（大量投资浪费在无用的基础设施上）的评论家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是违反事实：如果没有财政刺激，日本经济表现将如何？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货币供应量大幅萎缩，因此政府财政支出没能重振增长并不令人奇怪。换个角度思考，要不是政府支出，日本的情形会更加糟糕，所以即使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日本当年的失业率也从未超过5.8%。其次，任何访问过日本的人都认为其基础设施投资好处多多（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学到极有价值的一课）。
在结构调整政策上，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很赞同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生产率和增加劳动力参与（特别是妇女）的政策。他提出日本需要正确的监管。在一些领域，政府有必要积极介入以确保更有效的竞争。但在很多需要改革的领域，如用工政策等，需要的是私人部门的顺势而为，而不是政府监管。安倍晋三可以定调但不规定结果。而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提高服务部门的生产率。比如，日本有很好的条件利用其世界级的制造能力实现医疗服务的现代化。
在家庭政策与公司劳动力雇佣政策上，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改革以促进移风易俗，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工作。他还忧虑日本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落后，而英语是国际商界和科学界通用的语言，这使得日本在全球市场中落在了下风。
总的来说，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日本这个国家从强大的制度中获益良多，拥有教育程度高、技术技能强、设计能力一流的劳动力，并且身处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贫富差距程度比诸多发达工业国都要低（包括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它的环境保护眼光也更加长远。如果安倍晋三的复苏方案能顺利实施，他有信心日本复苏一定能成功。
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
日本复苏要走可持续，与邻国协调的道路
“安倍经济学”的出台在邻国却引发了争议。令亚洲邻国担心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日元贬值来提振出口增长。有人指责日本可能触发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战争”。目前对货币扩张的预期使日元大幅贬值，在短短四个月内对美元贬值近20%。
对此，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日前撰文表示，日本走出15年的通缩和20年的经济停滞对于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四大贸易体，以及韩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韩国以及中国都将因“安倍经济学”重振日本内需而获益。更广泛范围来看，由于欧洲继续衰退，世界贸易增长缓慢，日本重回增长，提振内需对全球经济复苏都是有益的。
问题在于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在达到其国内目标时不动摇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邻邦。要避免给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金仲秀认为日本决策者必须致力于可持续的增长，避免陷入与贸易伙伴国竞相贬值和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
在金仲秀看来，过去20年，日本的通缩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系统功能失调以及私人需求不足。20世纪90年代的资产泡沫破裂让日本金融体系和私人部门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步履蹒跚。在金融业、家庭和公司部门负债问题解决后，经济才开始复苏。所以，可持续增长离不开持续的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
他认为，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最终要落实在刺激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才是可持续的，而不是以追求汇率贬值为目的。事实上，汇率贬值对增长的影响是短暂的，除非出口部门利润的增加能提高家庭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如果货币贬值抑制了投资者购买日本政府债券，从而推高名义利率，那么金融和财政不稳定的风险也会升高。更危险的是，如果日本开始直接干预全球货币市场以确保日元贬值，邻国也会效仿采取竞争性的贬值。货币战争和保护主义的风险不容低估。
此外，欧美无限制的量化宽松已经给亚洲新兴市场带来资产泡沫的风险，如果日本也加入进去，无疑会使这些国家面临更严重的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压力。
金仲秀警告说，当前微妙的局面可能升级为进一步的货币干预、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以邻为壑的政策会导致总贸易量的下降，最终导致没有任何国家获益的零和博弈。毕竟，日本出口依赖于新兴和发展中市场，光是东亚就占了日本海外销售的近半壁江山。
最后他呼吁日本复苏要走可持续的合作增长之路，地区各国加强汇率和货币政策协调，利用G20和东盟+3（东盟国家加上中日韩）等机制进行政策对话和监督。这样，假以时日，东亚经济体能够相互合作，增强地区汇率稳定，为区域内贸易提供更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