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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很冷很孤独的状态
他是一代园林宗师陈从周的弟子。
1982年，米丘大学毕业后去北京建设部工作，做了5年，杭州、桂林、黄山、青岛、承德、九华山的规划保护工作他都参与了，只是他总感觉没有机会参与实现自己的理想，米丘说：“国家根本没钱，所以当时做的其实只是保护工作。最后我还是决定转向，觉得做艺术家更能实现我的抱负。画画、雕塑对我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1997年我回国之后，我又开始将艺术与环境、空间和建筑结合起来。当然，这种回归，和没有做过艺术的环境设计完全不同。”
他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家之一。1985年，他甚至一个人禅坐一天。
米丘说他当时了解的行为艺术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感觉，其实还没搞清楚行为艺术究竟是什么。既不清楚“行为”是什么，也不知道“艺术”是什么。1985年他基本上是个文学青年，又赶上西藏热，所以做了这种形态的行为艺术，“主要是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所以佛家、道家和西藏，都成为艺术青年利用的资源。”
1987年，他留学欧洲，并举办了多个艺术展览。去欧洲之前，他在北京策划了好几次展览，第一批来中国的汉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到他。他也因此得到了第一批去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的奖学金，专业方向是绘画和建筑。和他同行的，北岛，方向是诗歌、高行健是戏剧、陈凯歌是电影，没过多久，在北京的老朋友顾城和杨炼也来了。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米丘说，“那时候顾城没什么地方发表诗歌，就是一个很闲散的诗人。后来我们要出国的时候，大家好像有了一点方向，经常在一起聊天，可能聊海德格尔会聊一个晚上。以前都没想过，这些我们聊的东西以后派得了什么用场，出国了才知道，我们聊的东西还有点用。现在到了我的作品可以拍卖的时候了，那太可怕，原来那个单纯的过程，特别可贵。现在回过头来看，会觉得那是个特别幸福的过程。”
欧洲大学三年后，他成为独立艺术家，任挪威现代艺术中心研究员和艺术总监，在挪威呆了五六年，在欧洲则一共生活了十年，还有几年在埃及，用埃及人的挂毯做了一批软雕塑。
他说他早期的作品很冷，体现的是非常孤独的状态：“包括像‘传真行为’这样的作品，讨论的都是生死问题，着眼点都在这样的问题上。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很累，不是说痛苦，而是很累，这些问题太沉重了，想要转向。到1995、1996年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开辟一种可能？死亡总是让人不开心的话题，我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地理解这个世界呢？”
空间对话的冲击力
这十年中他去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工作，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每个地方住上几个月、一年，他觉得这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这非常重要，可以促进他们思考很多问题。
1996年，他在欧洲举办的“中国艺术五千年”展览，用中国大陆14个大型博物馆的200件国家级文物串起中国历史的脉络，向欧洲人展示中国无比辉煌的古代艺术。他的设计主题是空气、石头和土，仅是土的主题，便从黄河运来了36吨黄土。
那年他36岁，所以决定把36吨黄土运到欧洲。当时他给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打电话说这事时，对方还不明白他究竟要干什么。米丘用这些黄河土做了一个装置，他觉得土壤是最牛逼的艺术材料，为什么不用它呢？
80年代他去开封的时候，觉得这是最牛逼的——悬河。“我就想把黄河的土运到欧洲。‘母亲河’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这是祖国的感觉。我觉得对，就是这个感觉。于是我找人去黄河挖了36吨土，晾干，把垃圾清理掉，50公斤一袋，作为建材运过去。我也不知道这些土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只知道有些作为礼品装在玻璃瓶里送给贵宾了。”
在展厅里，他用黄土铺满地面，造成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是惊人的。那一次展览，影响很大，他记得文物局、文化部的领导，还有央视的主持人程前，看到这些黄土之后都热泪盈眶，因为，这让人想到祖国，这是祖国情感的力量。
这一次展览的成功也为米丘日后的空间环境艺术之路很大的启发。他觉得虽然作品在博物馆的展出也很重要，但是空间本身的对话可能更有震撼力。所以，后来他做了很多大空间的艺术品和艺术行为，他觉得这样的对话特别直接，体会又不同，和小尺度的实践体会完全不一样，这就包括将同里整体复制到威尼斯，以及“文化联合国”这样体量的作品。
他说很早就和包装柏林大厦的匈牙利大地艺术家克里斯多夫认识：“克里斯多夫对我影响很大。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算是我老师，非常关心我，到哪都向朋友介绍和推荐我，我也很感激他，所以我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国艺术界介绍这位匈牙利的艺术家。他是因为不满当时匈牙利的社会环境而离开匈牙利的。”
大发展十年中的反思
1997年，他决定落户上海创办米丘工作室。他本来想去北京，不想回上海，北京朋友也多，创作的空间更大。那时候，他在宋庄也选过地方，方力钧也给他看过房子。但是他父母对他说：你十年没有回国了，一天也没有回来过，这次回国是不是该留在父母身边？最小的他在家排行老五，又是唯一的男孩。他心一软，对父母说：那我还是回上海吧。回上海做什么呢？那就做工作室呗。
米丘说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工作室的概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工作室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当时我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合作成立了‘米丘工作室’，要知道，那时候很多老师都不知道工作室是什么东西。我们还办了一个实验的画廊。那时候我记得劳伦斯刚来上海办画廊的时候，他的画廊不过是波特曼酒店二楼几根柱子而已，那就是香格纳画廊的前身，他跑到我的工作室来一看，说：‘你这还有画廊？’觉得真牛逼，现在想想真是挺好笑的。”
这十年是中国大发展的十年，可是米丘却在反思。“我想这还是全球的问题，中国绝非个例，只是中国发展太快。本身中国很多城市没有城市肌理可言，要碰到一个好的市长书记、好的开发商、设计师和施工队伍，理论上才可以营造出很好的城市肌理。当下的中国建筑和传统已经完全断裂了。解放后也尝试过，什么大屋顶的形式啊，梁思成、陈从周、冯纪忠等老一辈设计师也探索过，还没有搞清楚，就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了，更没时间去考虑传统与现代建筑的关系。等‘文革’一结束，谁都没有想到经济发展那么快，以前还是学欧洲、学美国，现在已经进入高铁时代，走在国际前列，城市本身的问题更加没时间去想。”米丘感慨地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开始投身于环境艺术和建筑保护的工作中来。2005年，他的作品“米丘工作室”、“陶家宅”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四明公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评委会创新奖。“四明公所”其实是最早的宁波会馆，米丘说一开始，对方只是来买他的雕塑放在四明公所新大楼的门口，他跑去一看，听说要拆掉这些老房子觉得太可惜了。
他仔细考虑后，决定进行保护，整体平移。“四明公所不像上海音乐厅那么牢固，它是砖石结构，一旦倒下来就满盘皆输。我听说德国切割、平移建筑的技术不错，就用了德国人的技术，每天平移几十厘米。连图纸都没有，非常危险，最后总算还算幸运，四明公所这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被整体保存了下来。”米丘说。
“文化联合国”风帆扬起背后的故事
今年，威尼斯的运河边，扬起了“文化联合国”的风帆。
在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现场，从“意念的盒子”灰色的天井看飞翔的船，体会这艘“飞船”的“意念航道”，感受历史与当下这时空中的交织与碰撞，谁会没有一点穿越的感觉？
米丘说他十来年前就开始考虑这个作品了：“我在想，能不能摆脱联合国的国际、宗教、政治、军事和民族背景，来一场多民族参与的文化对话？我们需要这样的对话空间！”
一开始，米丘想，这样的空间恐怕只能在公海或者外太空上才存在。如果去外太空得造艘宇宙飞船，算下来成本太高；而在公海上，只要有艘船就可以了。于是，他最初的想法，竟然是真找一艘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大船，在公海上漫游，让这里成为真正自由的对话空间。
三年前，他开始将这想法具体化，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时，他和双年展组委会讨论作品，对方听完，就向米丘提议：你的规模太过庞大了，海关上的手续就一大堆，怕是难以实施。米丘的想法只好搁置下来。直到去年，他才开始“重操旧业”，只不过做了一些调整。
“我把这个作品分成了两个部分，”米丘说，“一部分是飞翔的船，一部分是意念的盒子。让这个作品既有抽象哲学思考的一面，又有具象的视觉呈现的一面。”
然后，他设想，在威尼斯的运河边，一年2800万游客必经之地，在空中悬挂着他的这艘飞翔之船，一定是件很酷很炫的事。然后，事就这样成了。
2011年11月，米丘和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达成共识，也得到了威尼斯古物古迹监督委员会的同意，米丘的心愿，这一曾一度搁置的计划，重新开始起航。
其间，麻烦可不少。各种手续各种签字让米丘不厌其烦。还有作品本身，光螺丝就有近2000个，作品重达5吨，分两批运往威尼斯，到威尼斯，已是双年展开幕前11天了。由于意大利关于建筑工程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中国合乎规范没有用，还得意大利方面的建筑师、工程师把关才能上马，所以所有在意大利的吊装作业，都需当地有执照的工人操作，光这一项他就需要20多个意大利人来配合。
好几次，他都想退出算了，因为身心俱疲：“今年春节前后，我差点就不干了，”米丘说，“我觉得就和前年一样，工期来不及，创作时间不够。到3月底，组委会朋友说都到这个份上了，再坚持一下吧。我确实在这些意大利人身上看到了人家对文化的尊重，而且他们带来的这么多建筑工人也确实派上了大用场。如此才坚持做完。”
本来计划提前一天完工，但事实上，直到开幕当天米丘作为第四个发言人开始讲话时，组装才刚刚完成——故事就是这么惊险！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耗资百万的“文化联合国”终于在双年展当天组装完成时，米丘的心中激动不已，“作品展出后很成功，当地都是整版整版的报道。谭盾帮我做了背景音乐，张元拍了很好的纪录片，同济大学和美国的一家结构公司为我们在建筑结构方面出谋划策——我感觉自己很幸运。”
米丘和威尼斯的缘分
意念的盒子让你想到打坐和禅宗，飞翔的船则随风变化，它能让你搭乘想象的翅膀，到达理想的彼岸。长15米、宽9米、高8米的体量是个什么概念？几乎就等于三层楼高！这就是飞翔的船在空中给你的视觉冲击力。
“所有到威尼斯的游客都会经过运河，都会一眼就看到这个作品，这就让我的作品多了和观众对话的机会。事实上，我的作品一在当地出现，就成为热议的焦点，成了当地的一个地标。当然我得感谢双年展组委会，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努力，我的作品肯定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威尼斯。”米丘诚恳地表示谢意。
要知道，在威尼斯双年展100多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够将5吨重的艺术品挂在威尼斯的空中。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让米丘成了当地的红人，国内机构想要收购，意大利方面也在竭力挽留米丘的这件作品。威尼斯市长专程和他洽谈“文化联合国”永久存放在意大利的相关事宜，他们希望能将这件作品置于一个空旷的公园，可以体现意大利船舶的历史。
这还只是他第二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第一次是2006年，他把整座同里搬到了威尼斯！那年米丘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邀请，做了一个与同里有关的规划设计的作品展。米丘走进这个古镇，童年时在苏州生活的记忆温暖着他，点燃了他心中规划设计专业的旧火——米丘将同里打造为“千一世界”：相证相息、独立圆满的自有天、地、水、物、灵的世界。那件作品亦轰动了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
7年后，他重新走进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殿堂，而再过两年，即2015年，他将担任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划人，为双年展策划一届和食品有关的艺术大展，中国艺术家和威尼斯双年展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他是一代园林宗师陈从周的弟子。
1982年，米丘大学毕业后去北京建设部工作，做了5年，杭州、桂林、黄山、青岛、承德、九华山的规划保护工作他都参与了，只是他总感觉没有机会参与实现自己的理想，米丘说：“国家根本没钱，所以当时做的其实只是保护工作。最后我还是决定转向，觉得做艺术家更能实现我的抱负。画画、雕塑对我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1997年我回国之后，我又开始将艺术与环境、空间和建筑结合起来。当然，这种回归，和没有做过艺术的环境设计完全不同。”
他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家之一。1985年，他甚至一个人禅坐一天。
米丘说他当时了解的行为艺术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感觉，其实还没搞清楚行为艺术究竟是什么。既不清楚“行为”是什么，也不知道“艺术”是什么。1985年他基本上是个文学青年，又赶上西藏热，所以做了这种形态的行为艺术，“主要是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所以佛家、道家和西藏，都成为艺术青年利用的资源。”
1987年，他留学欧洲，并举办了多个艺术展览。去欧洲之前，他在北京策划了好几次展览，第一批来中国的汉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到他。他也因此得到了第一批去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的奖学金，专业方向是绘画和建筑。和他同行的，北岛，方向是诗歌、高行健是戏剧、陈凯歌是电影，没过多久，在北京的老朋友顾城和杨炼也来了。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米丘说，“那时候顾城没什么地方发表诗歌，就是一个很闲散的诗人。后来我们要出国的时候，大家好像有了一点方向，经常在一起聊天，可能聊海德格尔会聊一个晚上。以前都没想过，这些我们聊的东西以后派得了什么用场，出国了才知道，我们聊的东西还有点用。现在到了我的作品可以拍卖的时候了，那太可怕，原来那个单纯的过程，特别可贵。现在回过头来看，会觉得那是个特别幸福的过程。”
欧洲大学三年后，他成为独立艺术家，任挪威现代艺术中心研究员和艺术总监，在挪威呆了五六年，在欧洲则一共生活了十年，还有几年在埃及，用埃及人的挂毯做了一批软雕塑。
他说他早期的作品很冷，体现的是非常孤独的状态：“包括像‘传真行为’这样的作品，讨论的都是生死问题，着眼点都在这样的问题上。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很累，不是说痛苦，而是很累，这些问题太沉重了，想要转向。到1995、1996年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开辟一种可能？死亡总是让人不开心的话题，我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地理解这个世界呢？”
空间对话的冲击力
这十年中他去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工作，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每个地方住上几个月、一年，他觉得这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这非常重要，可以促进他们思考很多问题。
1996年，他在欧洲举办的“中国艺术五千年”展览，用中国大陆14个大型博物馆的200件国家级文物串起中国历史的脉络，向欧洲人展示中国无比辉煌的古代艺术。他的设计主题是空气、石头和土，仅是土的主题，便从黄河运来了36吨黄土。
那年他36岁，所以决定把36吨黄土运到欧洲。当时他给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打电话说这事时，对方还不明白他究竟要干什么。米丘用这些黄河土做了一个装置，他觉得土壤是最牛逼的艺术材料，为什么不用它呢？
80年代他去开封的时候，觉得这是最牛逼的——悬河。“我就想把黄河的土运到欧洲。‘母亲河’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这是祖国的感觉。我觉得对，就是这个感觉。于是我找人去黄河挖了36吨土，晾干，把垃圾清理掉，50公斤一袋，作为建材运过去。我也不知道这些土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只知道有些作为礼品装在玻璃瓶里送给贵宾了。”
在展厅里，他用黄土铺满地面，造成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是惊人的。那一次展览，影响很大，他记得文物局、文化部的领导，还有央视的主持人程前，看到这些黄土之后都热泪盈眶，因为，这让人想到祖国，这是祖国情感的力量。
这一次展览的成功也为米丘日后的空间环境艺术之路很大的启发。他觉得虽然作品在博物馆的展出也很重要，但是空间本身的对话可能更有震撼力。所以，后来他做了很多大空间的艺术品和艺术行为，他觉得这样的对话特别直接，体会又不同，和小尺度的实践体会完全不一样，这就包括将同里整体复制到威尼斯，以及“文化联合国”这样体量的作品。
他说很早就和包装柏林大厦的匈牙利大地艺术家克里斯多夫认识：“克里斯多夫对我影响很大。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算是我老师，非常关心我，到哪都向朋友介绍和推荐我，我也很感激他，所以我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国艺术界介绍这位匈牙利的艺术家。他是因为不满当时匈牙利的社会环境而离开匈牙利的。”
大发展十年中的反思
1997年，他决定落户上海创办米丘工作室。他本来想去北京，不想回上海，北京朋友也多，创作的空间更大。那时候，他在宋庄也选过地方，方力钧也给他看过房子。但是他父母对他说：你十年没有回国了，一天也没有回来过，这次回国是不是该留在父母身边？最小的他在家排行老五，又是唯一的男孩。他心一软，对父母说：那我还是回上海吧。回上海做什么呢？那就做工作室呗。
米丘说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工作室的概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工作室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当时我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合作成立了‘米丘工作室’，要知道，那时候很多老师都不知道工作室是什么东西。我们还办了一个实验的画廊。那时候我记得劳伦斯刚来上海办画廊的时候，他的画廊不过是波特曼酒店二楼几根柱子而已，那就是香格纳画廊的前身，他跑到我的工作室来一看，说：‘你这还有画廊？’觉得真牛逼，现在想想真是挺好笑的。”
这十年是中国大发展的十年，可是米丘却在反思。“我想这还是全球的问题，中国绝非个例，只是中国发展太快。本身中国很多城市没有城市肌理可言，要碰到一个好的市长书记、好的开发商、设计师和施工队伍，理论上才可以营造出很好的城市肌理。当下的中国建筑和传统已经完全断裂了。解放后也尝试过，什么大屋顶的形式啊，梁思成、陈从周、冯纪忠等老一辈设计师也探索过，还没有搞清楚，就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了，更没时间去考虑传统与现代建筑的关系。等‘文革’一结束，谁都没有想到经济发展那么快，以前还是学欧洲、学美国，现在已经进入高铁时代，走在国际前列，城市本身的问题更加没时间去想。”米丘感慨地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开始投身于环境艺术和建筑保护的工作中来。2005年，他的作品“米丘工作室”、“陶家宅”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四明公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评委会创新奖。“四明公所”其实是最早的宁波会馆，米丘说一开始，对方只是来买他的雕塑放在四明公所新大楼的门口，他跑去一看，听说要拆掉这些老房子觉得太可惜了。
他仔细考虑后，决定进行保护，整体平移。“四明公所不像上海音乐厅那么牢固，它是砖石结构，一旦倒下来就满盘皆输。我听说德国切割、平移建筑的技术不错，就用了德国人的技术，每天平移几十厘米。连图纸都没有，非常危险，最后总算还算幸运，四明公所这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被整体保存了下来。”米丘说。
“文化联合国”风帆扬起背后的故事
今年，威尼斯的运河边，扬起了“文化联合国”的风帆。
在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现场，从“意念的盒子”灰色的天井看飞翔的船，体会这艘“飞船”的“意念航道”，感受历史与当下这时空中的交织与碰撞，谁会没有一点穿越的感觉？
米丘说他十来年前就开始考虑这个作品了：“我在想，能不能摆脱联合国的国际、宗教、政治、军事和民族背景，来一场多民族参与的文化对话？我们需要这样的对话空间！”
一开始，米丘想，这样的空间恐怕只能在公海或者外太空上才存在。如果去外太空得造艘宇宙飞船，算下来成本太高；而在公海上，只要有艘船就可以了。于是，他最初的想法，竟然是真找一艘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大船，在公海上漫游，让这里成为真正自由的对话空间。
三年前，他开始将这想法具体化，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时，他和双年展组委会讨论作品，对方听完，就向米丘提议：你的规模太过庞大了，海关上的手续就一大堆，怕是难以实施。米丘的想法只好搁置下来。直到去年，他才开始“重操旧业”，只不过做了一些调整。
“我把这个作品分成了两个部分，”米丘说，“一部分是飞翔的船，一部分是意念的盒子。让这个作品既有抽象哲学思考的一面，又有具象的视觉呈现的一面。”
然后，他设想，在威尼斯的运河边，一年2800万游客必经之地，在空中悬挂着他的这艘飞翔之船，一定是件很酷很炫的事。然后，事就这样成了。
2011年11月，米丘和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达成共识，也得到了威尼斯古物古迹监督委员会的同意，米丘的心愿，这一曾一度搁置的计划，重新开始起航。
其间，麻烦可不少。各种手续各种签字让米丘不厌其烦。还有作品本身，光螺丝就有近2000个，作品重达5吨，分两批运往威尼斯，到威尼斯，已是双年展开幕前11天了。由于意大利关于建筑工程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中国合乎规范没有用，还得意大利方面的建筑师、工程师把关才能上马，所以所有在意大利的吊装作业，都需当地有执照的工人操作，光这一项他就需要20多个意大利人来配合。
好几次，他都想退出算了，因为身心俱疲：“今年春节前后，我差点就不干了，”米丘说，“我觉得就和前年一样，工期来不及，创作时间不够。到3月底，组委会朋友说都到这个份上了，再坚持一下吧。我确实在这些意大利人身上看到了人家对文化的尊重，而且他们带来的这么多建筑工人也确实派上了大用场。如此才坚持做完。”
本来计划提前一天完工，但事实上，直到开幕当天米丘作为第四个发言人开始讲话时，组装才刚刚完成——故事就是这么惊险！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耗资百万的“文化联合国”终于在双年展当天组装完成时，米丘的心中激动不已，“作品展出后很成功，当地都是整版整版的报道。谭盾帮我做了背景音乐，张元拍了很好的纪录片，同济大学和美国的一家结构公司为我们在建筑结构方面出谋划策——我感觉自己很幸运。”
米丘和威尼斯的缘分
意念的盒子让你想到打坐和禅宗，飞翔的船则随风变化，它能让你搭乘想象的翅膀，到达理想的彼岸。长15米、宽9米、高8米的体量是个什么概念？几乎就等于三层楼高！这就是飞翔的船在空中给你的视觉冲击力。
“所有到威尼斯的游客都会经过运河，都会一眼就看到这个作品，这就让我的作品多了和观众对话的机会。事实上，我的作品一在当地出现，就成为热议的焦点，成了当地的一个地标。当然我得感谢双年展组委会，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努力，我的作品肯定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威尼斯。”米丘诚恳地表示谢意。
要知道，在威尼斯双年展100多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够将5吨重的艺术品挂在威尼斯的空中。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让米丘成了当地的红人，国内机构想要收购，意大利方面也在竭力挽留米丘的这件作品。威尼斯市长专程和他洽谈“文化联合国”永久存放在意大利的相关事宜，他们希望能将这件作品置于一个空旷的公园，可以体现意大利船舶的历史。
这还只是他第二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第一次是2006年，他把整座同里搬到了威尼斯！那年米丘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邀请，做了一个与同里有关的规划设计的作品展。米丘走进这个古镇，童年时在苏州生活的记忆温暖着他，点燃了他心中规划设计专业的旧火——米丘将同里打造为“千一世界”：相证相息、独立圆满的自有天、地、水、物、灵的世界。那件作品亦轰动了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
7年后，他重新走进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殿堂，而再过两年，即2015年，他将担任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划人，为双年展策划一届和食品有关的艺术大展，中国艺术家和威尼斯双年展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