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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当代大学生鲁迅作品阅读现状调查与研究——以江苏师范大学为例》（项目编号：201510320011）。
摘 要：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解读鲁迅对待传统文化態度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以周作人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一文里提到的“通”为切入点，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之中来进行解读，本文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是综合考虑古书的痼疾、青年的不“通”以及现实情况的严峻三方面的结果。
关键词：青年必读书；鲁迅；周作人；“通”；国学
作者简介：尚洁（1994-），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3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刊出了由编辑孙伏园执笔的《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 青年爱读书十部 青年必读书十部说明》，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青年必读书”共收到78份答卷，其中，鲁迅的回答引起了一系列论争。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的言论成了学者们研究鲁迅“国学”观的关键，数十年间众说纷纭，甚至对鲁迅本人产生了诸多误解。而本文以其兄弟周作人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一文里提到的“通”为切入点，从古书的痼疾、青年的不“通”以及现实情况的严峻三方面来解读鲁迅“国学”观产生的缘由。
一
众所周知，鲁迅虽然反对“整理国故”，但是自己一直致力于“国学”方面的整理和研究。鲁迅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国学功底极为深厚，但是在批判传统方面不遗余力，以致在“青年必读书”答卷中写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
与鲁迅生活、教育背景最相似的莫过于周作人，我们通过周作人在1925年时的表现来看，他在关于“国学”、关于读书方面的很多观点是和鲁迅相一致的。我们都清楚，1925年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据周建人所讲，“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3]。也就是说，那时在许多问题上，周作人和鲁迅仍属同一阵营。“周作人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反对甲寅派、现代评论派这一系列重大政治思想斗争中，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营垒一边，并且在斗争中对于自己思想上的偏颇（如一度主张‘不打落水狗’）有所纠正。”[4]而那个时期，对于传统文化，与鲁迅坚决抨击的态度相比，虽然周作人是既反对又留恋的，但是不能改变他的总的观点，也就是说，总体上他仍然持反对意见。 “1922年4月23日，周作人针对学衡派，发表《思想界的倾向》，对‘国粹主义勃起’提出警告。胡适即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这‘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谈不上‘复辟’。1923年，周作人又连续写了《还不如军国主义》等文，批判国家主义。1924年，周作人在短短的寒假一个多月里，就写了‘十二篇杂感’，对‘各方面复旧倾向’大加挞伐。”[5]然而同样是1924年，他又提出要“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呼唤着原始的“礼”与“中庸”的复活，认为“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6]。然而“一九二五、二六年的革命高潮把周作人卷入革命的洪流。这说明，一九二三、二四年短暂的封建思想‘复辟’仅仅是周作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曲折，不能改变周作人这一时期总的进步倾向”[7]。也就是说，在1925年时，就传统文化而言，周作人与鲁迅在思想上是契合的。
因而，在“青年必读书”一事中，我们能将周作人关键性的论述作为鲁迅观点的补充。但是在涉及周作人对待此事的态度时，有学者认为他和鲁迅是针锋相对的。李景斌认为周作人“指责鲁迅在答复《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主张青年不看或少看中国的古书，是‘极端的反复古主义’，是‘立异唱高’。他对这次征询的回答是：‘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8]。徐雁平说：“在鲁迅之前，周作人也于1925年2月14日在《京报副刊》上开了一个书目，……隔了几个月，他又撰写一篇《古书可读否的问题》，有可能是针对鲁迅而发：‘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9]查《京报副刊》发现，《古书可读否的问题》署名易金，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文章开头两段是：
我以为古书并非绝对的不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会读[10]。
该文后来被收入《谈虎集》，文字稍有不同：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11]。
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作者的本意。“也就是说，在周作人眼里，回答古书可读否的问题需要知道两个前提：读的人是否‘通’以及读的人是否是被迫的。”[12]
二
在“通”的问题上，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古书，二是读者。
那么什么是“通”？“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不是书的不好。”[13]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是否“通”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判别是非曲直。“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14]所以说，古书可不可以读，不取决于书籍本身，而是取决于读者本人。“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15]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作人认为古书是绝对的不可读了。而且，在周作人看来，这并非古书的毛病。周作人性情冲和平淡，尚中庸之道，对于批判封建传统，他的态度是不坚决的，时而产生动摇，本质上是因为他内心信奉儒家文化。周作人认为不“通”的青年是不可读古书的关键因素。对比关照鲁迅的态度，除了以为青年不“通”不可读古书外，还认为古书害人，所以青年们要少读。 鲁迅认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16]，可谓是对古书深恶痛绝。因而，在鲁迅看来，古书不可读，与它本身的害处息息相关。鲁迅从小受到传统教育，古文功底极为深厚，说出这样的话，正是基于對古书的深刻了解，而不是“立异唱高”[17]。鲁迅对于古书的认识来自个人生命的体验，然而他是理智清醒的，他既能够深入研究国学，也能够跳出框架来批评它。鲁迅说：“菲薄古书者，唯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18]他从旧文化中走出，深知某些传统文化的弊端，古书拯救不了中国，僵死的文字只能束缚青年的头脑，不能给人以创造。而他作为决绝的启蒙者，对这些阻碍中国革新发展的传统文化都要予以痛击。
此外，关于必读书的受众群体，鲁迅是将其一分为二对待的。鲁迅所填的表格分为两栏。一栏本为“青年必读书十部”，鲁迅将其“十部”删去，然后填了“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十四个字。另一栏为“附注”，有关于受众问题，张永泉认为是“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19]。而其依据，则来自于鲁迅所说的“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或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20]。曹振华则认为“《青年必读书》的对象也不该只是青年改革者，而应为一般青年”[21]。我们认为两者兼而有之，“青年必读书”一栏里，鲁迅是针对一般青年发声的，“附注”一栏里的话是鲁迅对青年改革者的建议。在面向一般青年时，鲁迅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22]，在关乎青年的问题上，鲁迅一向是谨慎而在意的，所以并非像他本人所说的“没有留心”，而且鲁迅曾为好友许寿裳的儿子开过国学书目。但是，那针对的是个体而非全部青年。在面对“若干读者”，也就是改革者时，他便有一些话不得不说，即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就鲁迅自身而言，“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23]。鲁迅尚且有如此感觉，遑论青年们。“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 ”[24]，“伏案还未功深”便是周作人所说的不“通”。在青年还不具备判别是非曲直能力的情况下，古书是不可读的。
三
另外一种古书不可读的情况是“强迫的令读”。也就是说，被强迫读古书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25]。这种强迫读古书的情况到了当年的11月更为严重。由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议决，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直到高小毕业。“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26]鲁迅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一种倾向，即“抱守残阙”，而这种“抱守残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华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在鲁迅看来，这恰恰便是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不能够大胆无畏地吸收外来的新思潮，而是不断将传统文化神圣化、绝对化，受到其禁锢，缺乏自由独立的个体精神，阻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无疑阻碍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与发展。“这不仅关系到鲁迅的自我选择——鲁迅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搅动人的灵魂’，而且也成为鲁迅评价文学的一个基本尺度：看其是让人心‘活’起来还是‘死’下去。”[27]鲁迅在“青年必读书”的附注中写道：“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28]在如此的一“活”一“死”的表述中，鲁迅的个人选择已经一目了然了。鲁迅曾说过：“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29]这就是鲁迅在当时切实体会到的一种“僵尸的乐观”[30]。因而，鲁迅认为在中国处于大的革新变化时期，最重要的不是“整理国故”，重塑传统，而是应反思传统，借助西方文化进行思想革命。
但是当时青年们的选择使鲁迅的期望落空了。他们非但没听从鲁迅的建议，反而群起而攻之。署名为瞎咀、柯柏森、袁小虚、张空空、熊以谦等的年轻人纷纷写文指责鲁迅为“卖国贼”。袁小虚更是强调“是中国人必须多读中国书，才是中国人”[31]。他们立足于国家立场，将中国书视为民族的象征，保护好民族文化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依据“青年爱读书”308份（含两份废票）来稿书目统计结果来看，最受青年喜爱的前十名分别是：《红楼梦》、《水浒》、《西厢》、《呐喊》、《史记》、《三国志》、《儒林外史》、《诗经》、《左传》、《胡适文存》、《庄子》。其中古典文学作品占了九本，新文学作品仅有鲁迅的《呐喊》和胡适的文集，遑论鲁迅所提倡青年人读的外国书。纵观全部来稿统计，不算“短篇小说”，则古典文学作品有39部，新文学作品有16部，外国文学作品仅6部。从来稿者情况来看，一班关心读书问题的青年对国学还是重视的。青年们钟爱国学，在鲁迅眼中不异于“新文艺的慢性自杀”。鲁迅与当时的青年存在思想认知上的错位[32]，其目的都是“救国”，但是选择的方法截然不同。鲁迅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33]。他一切观点的立足点是当下，“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34]
鲁迅在批判传统之时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将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承受了许多非议和责难，他将国家的文化革新、青年的思想启蒙放在首位，这正体现了他高度的爱国心和对民族存亡的焦虑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言论容易给人全面否定国学的错觉。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全国再度兴起 “国学热”。那么，重新反思20世纪有关国学的那场论争，透析鲁迅批判国学的真正缘由有助于我们客观对待“国学热”现象。
参考文献：
[1][2][22][23][28][30]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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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钱理群.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4）. [6]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61.
[8]李景彬.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J].文学评论，1980（5）.
[9]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12.
[10][13][14][15][25]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292-293.
[11]周作人.谈虎集·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M].上海：上海书店，1987.159.
[12]杨华丽.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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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写在《坟》后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17]周作人.知堂書信·周作人致鲍耀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413.
[18]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古书与白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8.
[19]张永泉.鲁迅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J].鲁迅研究月刊，1996（3）.
[20]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聊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8.
[21]曹振华.我们从“青年必读书”读到了什么[J].鲁迅研究月刊，1999（4）.
[24]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这个与那个[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8.
[2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文化偏至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
[27]钱理群.以 “立 人 ”为 中 心—— 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上）[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1）.
[31]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248.
[32]邱焕星.错位的批判：鲁迅与“青年必读书”论争[J].文学评论，2011（3）.
[33]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 忽然想到·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
[34]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 杂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9.
摘 要：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解读鲁迅对待传统文化態度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以周作人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一文里提到的“通”为切入点，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之中来进行解读，本文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是综合考虑古书的痼疾、青年的不“通”以及现实情况的严峻三方面的结果。
关键词：青年必读书；鲁迅；周作人；“通”；国学
作者简介：尚洁（1994-），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3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刊出了由编辑孙伏园执笔的《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 青年爱读书十部 青年必读书十部说明》，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青年必读书”共收到78份答卷，其中，鲁迅的回答引起了一系列论争。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的言论成了学者们研究鲁迅“国学”观的关键，数十年间众说纷纭，甚至对鲁迅本人产生了诸多误解。而本文以其兄弟周作人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一文里提到的“通”为切入点，从古书的痼疾、青年的不“通”以及现实情况的严峻三方面来解读鲁迅“国学”观产生的缘由。
一
众所周知，鲁迅虽然反对“整理国故”，但是自己一直致力于“国学”方面的整理和研究。鲁迅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国学功底极为深厚，但是在批判传统方面不遗余力，以致在“青年必读书”答卷中写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
与鲁迅生活、教育背景最相似的莫过于周作人，我们通过周作人在1925年时的表现来看，他在关于“国学”、关于读书方面的很多观点是和鲁迅相一致的。我们都清楚，1925年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据周建人所讲，“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3]。也就是说，那时在许多问题上，周作人和鲁迅仍属同一阵营。“周作人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反对甲寅派、现代评论派这一系列重大政治思想斗争中，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营垒一边，并且在斗争中对于自己思想上的偏颇（如一度主张‘不打落水狗’）有所纠正。”[4]而那个时期，对于传统文化，与鲁迅坚决抨击的态度相比，虽然周作人是既反对又留恋的，但是不能改变他的总的观点，也就是说，总体上他仍然持反对意见。 “1922年4月23日，周作人针对学衡派，发表《思想界的倾向》，对‘国粹主义勃起’提出警告。胡适即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这‘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谈不上‘复辟’。1923年，周作人又连续写了《还不如军国主义》等文，批判国家主义。1924年，周作人在短短的寒假一个多月里，就写了‘十二篇杂感’，对‘各方面复旧倾向’大加挞伐。”[5]然而同样是1924年，他又提出要“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呼唤着原始的“礼”与“中庸”的复活，认为“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6]。然而“一九二五、二六年的革命高潮把周作人卷入革命的洪流。这说明，一九二三、二四年短暂的封建思想‘复辟’仅仅是周作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曲折，不能改变周作人这一时期总的进步倾向”[7]。也就是说，在1925年时，就传统文化而言，周作人与鲁迅在思想上是契合的。
因而，在“青年必读书”一事中，我们能将周作人关键性的论述作为鲁迅观点的补充。但是在涉及周作人对待此事的态度时，有学者认为他和鲁迅是针锋相对的。李景斌认为周作人“指责鲁迅在答复《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主张青年不看或少看中国的古书，是‘极端的反复古主义’，是‘立异唱高’。他对这次征询的回答是：‘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8]。徐雁平说：“在鲁迅之前，周作人也于1925年2月14日在《京报副刊》上开了一个书目，……隔了几个月，他又撰写一篇《古书可读否的问题》，有可能是针对鲁迅而发：‘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9]查《京报副刊》发现，《古书可读否的问题》署名易金，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文章开头两段是：
我以为古书并非绝对的不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会读[10]。
该文后来被收入《谈虎集》，文字稍有不同：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11]。
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作者的本意。“也就是说，在周作人眼里，回答古书可读否的问题需要知道两个前提：读的人是否‘通’以及读的人是否是被迫的。”[12]
二
在“通”的问题上，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古书，二是读者。
那么什么是“通”？“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不是书的不好。”[13]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是否“通”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判别是非曲直。“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14]所以说，古书可不可以读，不取决于书籍本身，而是取决于读者本人。“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15]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作人认为古书是绝对的不可读了。而且，在周作人看来，这并非古书的毛病。周作人性情冲和平淡，尚中庸之道，对于批判封建传统，他的态度是不坚决的，时而产生动摇，本质上是因为他内心信奉儒家文化。周作人认为不“通”的青年是不可读古书的关键因素。对比关照鲁迅的态度，除了以为青年不“通”不可读古书外，还认为古书害人，所以青年们要少读。 鲁迅认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16]，可谓是对古书深恶痛绝。因而，在鲁迅看来，古书不可读，与它本身的害处息息相关。鲁迅从小受到传统教育，古文功底极为深厚，说出这样的话，正是基于對古书的深刻了解，而不是“立异唱高”[17]。鲁迅对于古书的认识来自个人生命的体验，然而他是理智清醒的，他既能够深入研究国学，也能够跳出框架来批评它。鲁迅说：“菲薄古书者，唯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18]他从旧文化中走出，深知某些传统文化的弊端，古书拯救不了中国，僵死的文字只能束缚青年的头脑，不能给人以创造。而他作为决绝的启蒙者，对这些阻碍中国革新发展的传统文化都要予以痛击。
此外，关于必读书的受众群体，鲁迅是将其一分为二对待的。鲁迅所填的表格分为两栏。一栏本为“青年必读书十部”，鲁迅将其“十部”删去，然后填了“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十四个字。另一栏为“附注”，有关于受众问题，张永泉认为是“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19]。而其依据，则来自于鲁迅所说的“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或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20]。曹振华则认为“《青年必读书》的对象也不该只是青年改革者，而应为一般青年”[21]。我们认为两者兼而有之，“青年必读书”一栏里，鲁迅是针对一般青年发声的，“附注”一栏里的话是鲁迅对青年改革者的建议。在面向一般青年时，鲁迅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22]，在关乎青年的问题上，鲁迅一向是谨慎而在意的，所以并非像他本人所说的“没有留心”，而且鲁迅曾为好友许寿裳的儿子开过国学书目。但是，那针对的是个体而非全部青年。在面对“若干读者”，也就是改革者时，他便有一些话不得不说，即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就鲁迅自身而言，“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23]。鲁迅尚且有如此感觉，遑论青年们。“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 ”[24]，“伏案还未功深”便是周作人所说的不“通”。在青年还不具备判别是非曲直能力的情况下，古书是不可读的。
三
另外一种古书不可读的情况是“强迫的令读”。也就是说，被强迫读古书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25]。这种强迫读古书的情况到了当年的11月更为严重。由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议决，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直到高小毕业。“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26]鲁迅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一种倾向，即“抱守残阙”，而这种“抱守残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华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在鲁迅看来，这恰恰便是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不能够大胆无畏地吸收外来的新思潮，而是不断将传统文化神圣化、绝对化，受到其禁锢，缺乏自由独立的个体精神，阻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无疑阻碍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与发展。“这不仅关系到鲁迅的自我选择——鲁迅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搅动人的灵魂’，而且也成为鲁迅评价文学的一个基本尺度：看其是让人心‘活’起来还是‘死’下去。”[27]鲁迅在“青年必读书”的附注中写道：“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28]在如此的一“活”一“死”的表述中，鲁迅的个人选择已经一目了然了。鲁迅曾说过：“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29]这就是鲁迅在当时切实体会到的一种“僵尸的乐观”[30]。因而，鲁迅认为在中国处于大的革新变化时期，最重要的不是“整理国故”，重塑传统，而是应反思传统，借助西方文化进行思想革命。
但是当时青年们的选择使鲁迅的期望落空了。他们非但没听从鲁迅的建议，反而群起而攻之。署名为瞎咀、柯柏森、袁小虚、张空空、熊以谦等的年轻人纷纷写文指责鲁迅为“卖国贼”。袁小虚更是强调“是中国人必须多读中国书，才是中国人”[31]。他们立足于国家立场，将中国书视为民族的象征，保护好民族文化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依据“青年爱读书”308份（含两份废票）来稿书目统计结果来看，最受青年喜爱的前十名分别是：《红楼梦》、《水浒》、《西厢》、《呐喊》、《史记》、《三国志》、《儒林外史》、《诗经》、《左传》、《胡适文存》、《庄子》。其中古典文学作品占了九本，新文学作品仅有鲁迅的《呐喊》和胡适的文集，遑论鲁迅所提倡青年人读的外国书。纵观全部来稿统计，不算“短篇小说”，则古典文学作品有39部，新文学作品有16部，外国文学作品仅6部。从来稿者情况来看，一班关心读书问题的青年对国学还是重视的。青年们钟爱国学，在鲁迅眼中不异于“新文艺的慢性自杀”。鲁迅与当时的青年存在思想认知上的错位[32]，其目的都是“救国”，但是选择的方法截然不同。鲁迅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33]。他一切观点的立足点是当下，“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34]
鲁迅在批判传统之时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将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承受了许多非议和责难，他将国家的文化革新、青年的思想启蒙放在首位，这正体现了他高度的爱国心和对民族存亡的焦虑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言论容易给人全面否定国学的错觉。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全国再度兴起 “国学热”。那么，重新反思20世纪有关国学的那场论争，透析鲁迅批判国学的真正缘由有助于我们客观对待“国学热”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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