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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报人成舍我一生参与和创办了一系列的平民性报刊，如《民报》《益世报》《世界晚报》系列报刊、《民生报》以及《立报》等，其办报思想和行动反映了民族报业资本家面向广大普通民众办报，及其报刊内容平民化、报业运作商业化有机一体的特点。
【关键词】民国报人；成舍我；平民商业性；报刊
中国报刊的历史有一个渐进过程，即从宗教性报刊到商业性报刊、从党派论争的政论性报刊到面向广大普通民众的平民化报刊。民国时期平民化报刊的特性是：商业性和平民性结合得比较紧密，政治进步性也很出彩。成舍我参与创办的报刊比较明显地显出了这些特性，那就是立足大众的平民化，追求政治的进步性和报刊经营的商业性成功。
一、中国平民性报刊的演进史
1.晚清以来的平民性报刊
平民化是报刊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走的一条必由之路，即使是在清朝嘉庆、道光时期由洋人传教士开创的宗教性报刊小册子，也是以向平民传播基督新教为手法，在民间免费散发。比如英国新教传教士、隶属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所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以“耶稣加孔子”的模式在民间通俗性地进行宗教理念宣传。到后来逐步发展的、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产生的商业性报刊，诸如洋人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华文）、《遐迩贯珍》（香港、华文）、《六合丛谈》（上海、华文）等，这些报刊为了自身的传播影响，加之殖民地和租界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都是面向华人社会的广大民众。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更是开了面向平民大众的报刊成功先河，《申报》的办报宗旨是“义利兼得”，以为民请命、敢于抨击时弊的“义”拉大旗，吸引读者，从而产生巨大的发行量，产生利润；同时以影响力、广告利润为报业的进一步扩张奠定基础。晚晴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案就是被《申报》披露最后得以昭雪的，这份报刊，影响深远以至于慈禧太后的宫中也要备一份待阅，可见平民化报刊在晚清以来的受欢迎程度。
2.办报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
由于1906年清廷停止科举，文人传统的耕读、就仕之梦进而破碎，做乡间教员、官衙幕僚、经营生意或做买办账房等成为读书人的一般出路，更有不少经过康梁“新学”熏陶的知识分子转而经办报纸，办报纸一能得以经济成就，二能借此平台换取志向、心声的抒发而立德立言、拯救苍生，如同参政、议政一样，实现其在科举幻灭之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固有抱负。
在办报的过程中，除了那些政论性报刊容易昙花一现之外，平民化报刊走中间道路，存续时间较长。这些平民化报刊采写政治消息的变动但不陷于政治之争，只是采取“有闻必录”的态度，同时特别增加民生与社会信息，这些信息一能开阔视野，开启民智，广受读者喜欢；二能为平民说话，无论从写作角度到评论立场都站在普通阶层的立场上；三是文字平白、浅显通俗，但追求人人易懂，论理符合天理人心，体现社会公道。
以后的报刊为了经营上的考量或者为了宣传上的影响，都把平民大众作为重要的读者对象，创办、经营各类平民报刊，除了发行面大而获取利润高、完成作为商业报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能以为平民说话、为中下阶层民众提供有价值的社会信息和新闻变动为主要出发点，争取平民读者，赢得呼声，完成旧一代有为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人生理想。出身没落封建家庭的民国报人成舍我即如此，他少年即立志新闻业，而且有较早办报的经历，他的报纸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思想趋向进步，同时善于立足于平民化报刊获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
二、成舍我新闻思想的形成
1.少时家庭变故的经历使之感受“新闻为平民说话”的力量
成舍我原名成勋，“舍我”是其在五四之后的笔名，意即“当今之世，为民请命，舍我其谁”。其祖籍湖南湘乡，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生于南京，其祖父曾做过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幕僚，其父成壁，曾任安徽地方县级典狱等官职，成舍我出身封建低级官僚家庭。十岁时，其父因当地监狱事端而深受官司缠身，身陷囹圄，家人各处奔走求救，得当时《神州日报》记者的仗义执言，才洗刷冤屈，得以平安。
《神州日报》是同盟会人士于右任创办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在清末以敢在报端咒骂清廷官僚为“独夫民贼”“夜鬼昼行”而著称，以申斥政府昏暗、揭露清廷统治下民不聊生而闻名于世。成舍我少年时因此家变，就感受到了《神州日报》这样的报纸和报人为落难者、为平民说话的力量，崇敬记者职业为民请命的神圣。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十四岁的成舍我开始撰文向《民报》投稿，《民报》是孙中山等人创办的革命性报纸，宣传三民主义，同保皇派作斗争。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党为了谋求发展壮大，获取新鲜力量，成舍我“被集体”加入国民党。成舍我十六岁时，被《民报》聘为外勤记者，从此，开始了其近八十年的职业报人生涯。
2.从事进步宣传，反映军阀统治下的社会民生
在当时，有正义感的报人的新闻思想是自由而激进的，认为新闻和报人有“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梁启超语），认为“报纸是社会的教科书，记者是民众的教员”。他们重视报刊传播思想、传递信息的功能以及倡导国民、启迪民智、扶助贫弱的作用，强调利用报刊做投枪，进行对社会的舆论监督。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成舍我开始积极从事办报活动。1915年，安徽省督军倪嗣冲大肆逮捕孙中山革命派的国民党人，成舍我转道辽宁奉天（今沈阳），任《健报》副刊主编兼总校对。1916年袁世凯复辟之时，成舍我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民国日报》工作，民国日报以讨袁为主旨，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创始人是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时期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因为陈其美为同盟会元老、蒋介石的恩兄，成舍我因此在《民国日报》工作时期接触到了大量的早期国民党的高层政治人物，与蒋氏系统的人脉也颇丰，这为他日后办报的成功和形成贯通民国时期上下各个阶层的采访交际态势奠定了基础。 1918年初，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建议和推荐下，成舍我入北京大学深造，同时经李大钊介绍入天津《益世报》的北京版从事兼职编辑工作。《益世报》是当时国内较为正义的大报，虽最初为教会报纸，但是表现出了“敢于为中国人说话”的品质，以立论公正自由、反映民间疾苦而闻名，很多大家如梁实秋、张恨水都曾给它撰文写稿，周恩来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也为《益世报》写下了50余篇海外通讯。成舍我在《益世报》这样的优秀报刊风格下，逐渐形成了追求真理、不畏强权，追求新闻客观公正的价值观和办报理念。
“五四”运动后，段祺瑞主政的一段时期，成舍我第一次以笔名“舍我”在《益世报》上发表了题为《安福与强盗》一文，直批皖系段氏系统的政治。安福指安福系，是当时皖系的智库团，因为经常在北京的安福胡同聚会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王揖堂等人，1920-1926年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成舍我由于得罪了安福权贵，致使《益世报》被停刊三天，同时也成就了成舍我的声望。在以后的报业生涯中，成舍我因为报纸言论开罪于军阀张宗昌等政客以及汪精卫的亲信、受建筑商贿赂的国民党新闻宣传大员彭学佩等，报馆被查甚至人身被拘禁的遭遇屡有发生，但他始终坚持以报道真相为己任，从不屈服。“正是源于追求报纸的真实客观，成舍我成为历史上受到挫折最多的报人，坐牢近20次，报馆封门不下10次，甚至险遭皖系军阀的残酷屠刀。”[1]“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2]
三、从“世界报系”到《立报》：以平民性为目标的报业商业经营的成功探索
1.崛起北平，平民化报刊体系“世界报系”的创建
在积累了十余年办报经验后，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并一举取得成功。“创业初期，报馆设于西单手帕胡同三十五号成舍我的家中，他集记者、编辑和老板于一身，十分辛苦，往往清早出门，去国会和各部院采访，有时还去鸦片馆、饭馆、酒店打探消息，总有独家新闻被他采访到，下午就可见报发行。报社外勤记者龚德柏利用懂日文的优势，每天都跑到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闲坐，与馆中人拉近关系。”[3]
成功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动荡时局，南方有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和北方对峙，北方的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时局的变动产生新闻，世界的变动产生信息，北洋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的乱象、军阀政客的倒行逆施、社会名流逸闻轶事爆发式的出现，政界、军界、金融界、娱乐界的消息以及平民生活、贫民苦难、地震水灾等，使中国成为最热闹的新闻采集场，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动，新闻量激增。二是当时报界发展的生态环境较为宽松。生态环境即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当时政府对报业的压制较少。北洋政府从1912年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再到1928年蒋介石进北京赶走北洋最后一任统帅张作霖，在北洋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的17年间，军阀走马灯似的更替不停，换了47届内阁，平均几个月就换一次内阁，这种政局的变换更替客观上形成了报业环境的宽松。例如，1918-1922年是徐世昌大总统时期，徐较为开明，社会较为平稳，有《中华民国约法》作为总的大法，约法中所规定的民众办报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基本上都名义上能兑现。徐世昌之后曹锟贿选、冯玉祥兵变、段祺瑞和张作霖依次执政，军阀之争淡化了对新闻的约束，虽时有军阀残害报人、压制新闻的现象，但军阀们也会利用报刊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为自己摇旗呐喊，加之民国的宪法毕竟也规定了民众的办报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成舍我的这种民生类报刊基本就相对发展得特别迅速。三是这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战场上争夺利益，无暇顾及远东事务，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以至于相关的诸如电报、印刷、造纸等技术和广告业等经济领域也都大为进步，为新闻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直接的便利。
成舍我在《世界晚报》风行京津、成功积累资金后，紧接着于1925年2月办《世界日报》，当年9月又创办了更加通俗的《世界画报》，这样就形成了成氏的“世界报系”，几乎占领了北方报业发行的所有时段和新闻市场。特别是其《世界画报》的创刊，由于图画和摄影照片的大量采用，其中手绘的人物与场景逼真，栩栩如生；摄影照片印刷精美清晰，真实可信，使得当时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百姓也能从画报中读出时局变动，拓宽了宣传面，加强了新闻时事的有效理解，使得读者对事件以及新闻当事人的面貌、各地风土人情等大量感性化获知。在当时中国各地通信不发达，消息闭塞的情况下，画报内容使新闻形象化地跃然纸上，对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通俗的做法使得成舍我在北京报界立住了脚跟，成为其他报业经营者效仿的榜样。
2.进军南京报业市场，创办民国首都的《民生报》
要想办报就要找准新闻市场。1927年，在“世界报”系掘得了办报的第一桶金之后，成舍我名气渐大，为了向全国报业市场进军，成舍我决定在蒋介石的国府所在地南京创办《民生报》。当时的蒋介石正逐步攫取全国性政权，南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近代化发展中的首都核心，蒋介石的技术官僚正在积极建设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城市圈乃至范围扩大到长江流域下游以及华东地区的城镇核心圈，南京的城市建设正在进行，城市面积在扩大，道路在延伸，市民阶层、读者队伍和报纸市场正在培育，这些都为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这样的平民阶层报刊创造了条件，“首先，他把《民生报》办为小型报，不但节省了篇幅，更节省了报纸的成本。‘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更使订户猛增；其次，在版面编辑上，他主张‘小报大办’，版面上文字紧凑、精简，文章短小精悍。”[4]报纸“一年后就发行到1.5万份，有时日发行高达3万份，超过了《中央日报》的销量”[5]，最终成为华东地区在百姓心目中有影响力的著名报纸。“在此时期，成的办报方式开始迈向大报小型化、小报大办，报纸的一些运作方式，如‘精编精写’‘大众化’等得到了具体实践，为后来上海《立报》的崛起提供了实践空间。
因此，南京《民生报》时期是成舍我报刊思想的重要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为了民生报的顺利创办和发展，成舍我周旋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之中，同李石曾、程沧波等CC派人物来往频繁。”[5]这些都为他日后做大报业奠定了人脉基础。 3.远赴欧美，学习商业报刊经营经验
为了更好地面向广大普通百姓发行报刊，打开报业市场，成舍我决定学习西方廉价报刊的经验。1930年初，成舍我在国民党元老、北平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的李石曾的赞助下历时一年出国考察。李石曾其父乃是清同治帝的老师李鸿藻，李石曾早年曾随清驻法公使到法国游历，后来回国组织过国内青年学生留法事宜，对英法社会很熟悉。在李石曾的建议和帮助下，成舍我先到历经过百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报刊自由度较大的法国进行报业考察。法国从1789年第一共和国到波旁王朝再到第二、第三共和国，历经百年时间直到1881年争取到新闻自由，历史的洗礼使得法国形成西方成熟的新闻业态。到法国后，成舍我又到瑞士日内瓦参加了世界“万国报界公会”的会议，后又转道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报界公会发表演讲，这次演讲使得我国的报人也开始在世界报业体系中出现独立的身影。然后成舍我再经德国、英国等地考察后渡过大西洋到美国考察，美国是当时报纸面向平民大众化、廉价化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在西方社会考察一年，成舍我眼界大开，1931年回到上海后，准备全面实践西方新闻业界的经营理念和实际操作。“他在西方大众报业思想中融进了自己中国文人式的思索，探索如何实现民众新闻自由，改变报纸为特殊阶级垄断的弊端，让传媒真正成为民众说话的平台”[6]。当时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报纸分为高级报纸和廉价报刊，经过考察，成舍我认为西方高级报纸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要闻，社论严谨，但是曲高和寡、读者面窄，一般以保守贵族、议会政要、律师、金融界等人士为读者层，发行面和影响面不大，且内容高深、文字晦涩，版面正统守旧。中国虽有政界、经济界、知识界高层等报纸阶层读者，但如果创办高级报纸，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能向更广大的普通民众进行宣传，不能向导国民，不能适合于中国的报纸市场和最大限度地传播消息与文化。
大众化平民报刊最适合中国国情，成舍我认为平民报刊在政治上标榜独立，不受制于某个党派；经济上自主经营，不依赖政府或政党，言论可以独立，不受制于人；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民生新闻以及各种消闲趣味新闻，面对浮世众生的广大读者，以政界军界变动、政治与利益派别之争、社会动荡等硬新闻做骨架，体现报纸的新闻价值性，且深入分析时局，给普通民众以深入的解读，影响舆论，使得读者不迷惑于时局变动；同时以市井民生、市场消息、百货广告、小说连载、明星轶事等为穿插，文字通俗、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版面活泼，叫人喜爱。因为贴近民众生活，发行量大，进而可以吸引广告主，拉动大量广告，以广告养报纸，既满足消费者的阅读需求，又满足广告主的宣传需要。
4.抢滩上海，创办《立报》
“早在北平办报时期，成舍我就注意到了小型化报纸的优势。在南京办《民生报》时，他开始试水小型报，以‘精、简、全’的风格，开南京报业之先河，使南京市民耳目一新，取得了3万份的发行业绩，位居南京各报之首。赴欧美考察之时，西方报纸的大众化风格和百万发行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更加坚定了他走‘大众化’办报之路的信念。”[7]
1935年成舍我以小版面取胜的报纸《立报》在上海创办，特别体现了他借鉴美国廉价小开本报纸的特色，这种小型报刊，全年报价是三元四角，是《申报》等大报价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且虽然版面小了，但内容不减，版面与内容更有机紧凑，文章短小精悍，报纸可以快采快编、快印快发，实行精编方针，以较小的篇幅承载较多的内容，售价低廉，力求使读者“能读，必读，爱读”。成舍我把自己的小型报与那些“‘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的‘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的市井小报进行明确的划分，单取小报之型而取大报之髓，坚持了严肃、有品位的办报思路，树立了另一种风格。所以，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对格调低下的小报的摈弃。”[8]
“《立报》，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并提出‘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两个口号。成舍我在创刊词《我们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成舍我宣布自己的报纸服务于‘大众利益’，大众化的目的在于使报纸成为‘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10]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之后，将铁蹄踏入我国华北地区，在汉奸头子王克敏的主持下，华北成立了伪自治政府，为了在当时国家破败、战争濒仍的紧迫时局发动民众，《立报》把国家安危和大众化紧密结合，以大量篇幅揭露日寇的罪行和汉奸的卖国求荣，积极宣传爱国抗日救亡的主张，体现了成舍我一贯身体力行、为之不懈奋斗的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中的进步性和责任感。
“《立报》立足普通民众，以低廉的价格、通俗的风格以及高品质内容来吸引读者，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了20万份，刷新了当时中国日报历史上的发行纪录。学界认为《立报》在中国走大众化之路是一个新的突破，是成舍我先生的一大创作。他所倡导的小报大办、以少胜多，以最小的篇幅，刊载最多的新闻，以适应都市读者的阅读品位和生活节奏的做法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11]由于《立报》等报纸办得成功，和世界上所有成功报团的发展道路一样，成舍我考虑进行报业托拉斯建设。成舍我在战后曾说：“我的目标是拥有10家报纸，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一家‘世界通讯社’。”[12]由于内战扩大，交通阻塞，时局动荡使得他的这一理想破灭。
成舍我后来去了台湾，1949-1988年的台湾，仍然是“言禁”政策。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戒严”期间严格控制报业，严酷地阻碍了台湾新闻事业的发展。“报禁”从1951年开始，蒋介石集团实行“限证”“限张”“限印”政策，即，限制民间报纸的营业执照、刊号的申请，限制白报纸纸张的供应以及限制报纸的异地印刷等，以此限制言论的自由和新闻发布的自由。当时台湾蒋氏当局通过立法，规定没有特别申请，不得办理新的报刊，已有的报纸，其言论也受到当局的压制和检查，几十年间，台湾报业发展缓慢，只有国民党党营的新闻业一统天下。1956年成舍我担任台立法委员期间，不顾自身安危，又一次体现了其“为民请命，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精神，反对台执政当局禁止新创报纸杂志登记的政策，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戒严”“报禁”措施进行质疑和批驳。等到了蒋经国晚年，台湾政治逐渐开化，1988年台湾报业终于解禁，成舍我不顾90岁高龄继续申请开办台湾民间报刊《立报》，把50年前在大陆所办的《立报》重新创办，沿承其一贯的办报传统，矢志不渝。
参考文献：
[1]向菊梅.论成舍我的社会责任意识及报业利益实现路径[J].东南传播，2012（3）：54.
[2]陈向阳.新闻记者与行政院长[J].读书，1999（3）：76.
[3]郦千明.坚持“言论公正”的民国报业大王成舍我[J].文史天地，2012（12）：15.
[4]徐少红.成舍我与南京《民生报》[J].南京史志，1998（4）：24.
[5]黄志辉.南京民生报发刊日考[J].国际新闻界，2012（9）：99.
[6]阳海洪.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的问题意识[J].新闻爱好者，2013（10）：93.
[7]张鸿飞、刘远飞.成舍我的报业经营管理创新[J].新闻爱好者，2012（11）：47.
[8]杨华，何斌.从“小报大办”到“大报小办”[J].新闻爱好者，2010（13）：44.
[9]陈英程.关于成舍我办报理念三个问题的重新审视[J].新闻知识，2013（8）：83.
[10]孙景瑞.报业巨子成舍我[J].文史春秋，1997（4）：23.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
【关键词】民国报人；成舍我；平民商业性；报刊
中国报刊的历史有一个渐进过程，即从宗教性报刊到商业性报刊、从党派论争的政论性报刊到面向广大普通民众的平民化报刊。民国时期平民化报刊的特性是：商业性和平民性结合得比较紧密，政治进步性也很出彩。成舍我参与创办的报刊比较明显地显出了这些特性，那就是立足大众的平民化，追求政治的进步性和报刊经营的商业性成功。
一、中国平民性报刊的演进史
1.晚清以来的平民性报刊
平民化是报刊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走的一条必由之路，即使是在清朝嘉庆、道光时期由洋人传教士开创的宗教性报刊小册子，也是以向平民传播基督新教为手法，在民间免费散发。比如英国新教传教士、隶属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所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以“耶稣加孔子”的模式在民间通俗性地进行宗教理念宣传。到后来逐步发展的、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产生的商业性报刊，诸如洋人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华文）、《遐迩贯珍》（香港、华文）、《六合丛谈》（上海、华文）等，这些报刊为了自身的传播影响，加之殖民地和租界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都是面向华人社会的广大民众。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更是开了面向平民大众的报刊成功先河，《申报》的办报宗旨是“义利兼得”，以为民请命、敢于抨击时弊的“义”拉大旗，吸引读者，从而产生巨大的发行量，产生利润；同时以影响力、广告利润为报业的进一步扩张奠定基础。晚晴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案就是被《申报》披露最后得以昭雪的，这份报刊，影响深远以至于慈禧太后的宫中也要备一份待阅，可见平民化报刊在晚清以来的受欢迎程度。
2.办报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
由于1906年清廷停止科举，文人传统的耕读、就仕之梦进而破碎，做乡间教员、官衙幕僚、经营生意或做买办账房等成为读书人的一般出路，更有不少经过康梁“新学”熏陶的知识分子转而经办报纸，办报纸一能得以经济成就，二能借此平台换取志向、心声的抒发而立德立言、拯救苍生，如同参政、议政一样，实现其在科举幻灭之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固有抱负。
在办报的过程中，除了那些政论性报刊容易昙花一现之外，平民化报刊走中间道路，存续时间较长。这些平民化报刊采写政治消息的变动但不陷于政治之争，只是采取“有闻必录”的态度，同时特别增加民生与社会信息，这些信息一能开阔视野，开启民智，广受读者喜欢；二能为平民说话，无论从写作角度到评论立场都站在普通阶层的立场上；三是文字平白、浅显通俗，但追求人人易懂，论理符合天理人心，体现社会公道。
以后的报刊为了经营上的考量或者为了宣传上的影响，都把平民大众作为重要的读者对象，创办、经营各类平民报刊，除了发行面大而获取利润高、完成作为商业报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能以为平民说话、为中下阶层民众提供有价值的社会信息和新闻变动为主要出发点，争取平民读者，赢得呼声，完成旧一代有为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人生理想。出身没落封建家庭的民国报人成舍我即如此，他少年即立志新闻业，而且有较早办报的经历，他的报纸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思想趋向进步，同时善于立足于平民化报刊获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
二、成舍我新闻思想的形成
1.少时家庭变故的经历使之感受“新闻为平民说话”的力量
成舍我原名成勋，“舍我”是其在五四之后的笔名，意即“当今之世，为民请命，舍我其谁”。其祖籍湖南湘乡，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生于南京，其祖父曾做过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幕僚，其父成壁，曾任安徽地方县级典狱等官职，成舍我出身封建低级官僚家庭。十岁时，其父因当地监狱事端而深受官司缠身，身陷囹圄，家人各处奔走求救，得当时《神州日报》记者的仗义执言，才洗刷冤屈，得以平安。
《神州日报》是同盟会人士于右任创办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在清末以敢在报端咒骂清廷官僚为“独夫民贼”“夜鬼昼行”而著称，以申斥政府昏暗、揭露清廷统治下民不聊生而闻名于世。成舍我少年时因此家变，就感受到了《神州日报》这样的报纸和报人为落难者、为平民说话的力量，崇敬记者职业为民请命的神圣。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十四岁的成舍我开始撰文向《民报》投稿，《民报》是孙中山等人创办的革命性报纸，宣传三民主义，同保皇派作斗争。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党为了谋求发展壮大，获取新鲜力量，成舍我“被集体”加入国民党。成舍我十六岁时，被《民报》聘为外勤记者，从此，开始了其近八十年的职业报人生涯。
2.从事进步宣传，反映军阀统治下的社会民生
在当时，有正义感的报人的新闻思想是自由而激进的，认为新闻和报人有“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梁启超语），认为“报纸是社会的教科书，记者是民众的教员”。他们重视报刊传播思想、传递信息的功能以及倡导国民、启迪民智、扶助贫弱的作用，强调利用报刊做投枪，进行对社会的舆论监督。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成舍我开始积极从事办报活动。1915年，安徽省督军倪嗣冲大肆逮捕孙中山革命派的国民党人，成舍我转道辽宁奉天（今沈阳），任《健报》副刊主编兼总校对。1916年袁世凯复辟之时，成舍我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民国日报》工作，民国日报以讨袁为主旨，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创始人是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时期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因为陈其美为同盟会元老、蒋介石的恩兄，成舍我因此在《民国日报》工作时期接触到了大量的早期国民党的高层政治人物，与蒋氏系统的人脉也颇丰，这为他日后办报的成功和形成贯通民国时期上下各个阶层的采访交际态势奠定了基础。 1918年初，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建议和推荐下，成舍我入北京大学深造，同时经李大钊介绍入天津《益世报》的北京版从事兼职编辑工作。《益世报》是当时国内较为正义的大报，虽最初为教会报纸，但是表现出了“敢于为中国人说话”的品质，以立论公正自由、反映民间疾苦而闻名，很多大家如梁实秋、张恨水都曾给它撰文写稿，周恩来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也为《益世报》写下了50余篇海外通讯。成舍我在《益世报》这样的优秀报刊风格下，逐渐形成了追求真理、不畏强权，追求新闻客观公正的价值观和办报理念。
“五四”运动后，段祺瑞主政的一段时期，成舍我第一次以笔名“舍我”在《益世报》上发表了题为《安福与强盗》一文，直批皖系段氏系统的政治。安福指安福系，是当时皖系的智库团，因为经常在北京的安福胡同聚会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王揖堂等人，1920-1926年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成舍我由于得罪了安福权贵，致使《益世报》被停刊三天，同时也成就了成舍我的声望。在以后的报业生涯中，成舍我因为报纸言论开罪于军阀张宗昌等政客以及汪精卫的亲信、受建筑商贿赂的国民党新闻宣传大员彭学佩等，报馆被查甚至人身被拘禁的遭遇屡有发生，但他始终坚持以报道真相为己任，从不屈服。“正是源于追求报纸的真实客观，成舍我成为历史上受到挫折最多的报人，坐牢近20次，报馆封门不下10次，甚至险遭皖系军阀的残酷屠刀。”[1]“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2]
三、从“世界报系”到《立报》：以平民性为目标的报业商业经营的成功探索
1.崛起北平，平民化报刊体系“世界报系”的创建
在积累了十余年办报经验后，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并一举取得成功。“创业初期，报馆设于西单手帕胡同三十五号成舍我的家中，他集记者、编辑和老板于一身，十分辛苦，往往清早出门，去国会和各部院采访，有时还去鸦片馆、饭馆、酒店打探消息，总有独家新闻被他采访到，下午就可见报发行。报社外勤记者龚德柏利用懂日文的优势，每天都跑到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闲坐，与馆中人拉近关系。”[3]
成功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动荡时局，南方有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和北方对峙，北方的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时局的变动产生新闻，世界的变动产生信息，北洋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的乱象、军阀政客的倒行逆施、社会名流逸闻轶事爆发式的出现，政界、军界、金融界、娱乐界的消息以及平民生活、贫民苦难、地震水灾等，使中国成为最热闹的新闻采集场，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动，新闻量激增。二是当时报界发展的生态环境较为宽松。生态环境即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当时政府对报业的压制较少。北洋政府从1912年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再到1928年蒋介石进北京赶走北洋最后一任统帅张作霖，在北洋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的17年间，军阀走马灯似的更替不停，换了47届内阁，平均几个月就换一次内阁，这种政局的变换更替客观上形成了报业环境的宽松。例如，1918-1922年是徐世昌大总统时期，徐较为开明，社会较为平稳，有《中华民国约法》作为总的大法，约法中所规定的民众办报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基本上都名义上能兑现。徐世昌之后曹锟贿选、冯玉祥兵变、段祺瑞和张作霖依次执政，军阀之争淡化了对新闻的约束，虽时有军阀残害报人、压制新闻的现象，但军阀们也会利用报刊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为自己摇旗呐喊，加之民国的宪法毕竟也规定了民众的办报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成舍我的这种民生类报刊基本就相对发展得特别迅速。三是这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战场上争夺利益，无暇顾及远东事务，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以至于相关的诸如电报、印刷、造纸等技术和广告业等经济领域也都大为进步，为新闻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直接的便利。
成舍我在《世界晚报》风行京津、成功积累资金后，紧接着于1925年2月办《世界日报》，当年9月又创办了更加通俗的《世界画报》，这样就形成了成氏的“世界报系”，几乎占领了北方报业发行的所有时段和新闻市场。特别是其《世界画报》的创刊，由于图画和摄影照片的大量采用，其中手绘的人物与场景逼真，栩栩如生；摄影照片印刷精美清晰，真实可信，使得当时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百姓也能从画报中读出时局变动，拓宽了宣传面，加强了新闻时事的有效理解，使得读者对事件以及新闻当事人的面貌、各地风土人情等大量感性化获知。在当时中国各地通信不发达，消息闭塞的情况下，画报内容使新闻形象化地跃然纸上，对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通俗的做法使得成舍我在北京报界立住了脚跟，成为其他报业经营者效仿的榜样。
2.进军南京报业市场，创办民国首都的《民生报》
要想办报就要找准新闻市场。1927年，在“世界报”系掘得了办报的第一桶金之后，成舍我名气渐大，为了向全国报业市场进军，成舍我决定在蒋介石的国府所在地南京创办《民生报》。当时的蒋介石正逐步攫取全国性政权，南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近代化发展中的首都核心，蒋介石的技术官僚正在积极建设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城市圈乃至范围扩大到长江流域下游以及华东地区的城镇核心圈，南京的城市建设正在进行，城市面积在扩大，道路在延伸，市民阶层、读者队伍和报纸市场正在培育，这些都为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这样的平民阶层报刊创造了条件，“首先，他把《民生报》办为小型报，不但节省了篇幅，更节省了报纸的成本。‘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更使订户猛增；其次，在版面编辑上，他主张‘小报大办’，版面上文字紧凑、精简，文章短小精悍。”[4]报纸“一年后就发行到1.5万份，有时日发行高达3万份，超过了《中央日报》的销量”[5]，最终成为华东地区在百姓心目中有影响力的著名报纸。“在此时期，成的办报方式开始迈向大报小型化、小报大办，报纸的一些运作方式，如‘精编精写’‘大众化’等得到了具体实践，为后来上海《立报》的崛起提供了实践空间。
因此，南京《民生报》时期是成舍我报刊思想的重要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为了民生报的顺利创办和发展，成舍我周旋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之中，同李石曾、程沧波等CC派人物来往频繁。”[5]这些都为他日后做大报业奠定了人脉基础。 3.远赴欧美，学习商业报刊经营经验
为了更好地面向广大普通百姓发行报刊，打开报业市场，成舍我决定学习西方廉价报刊的经验。1930年初，成舍我在国民党元老、北平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的李石曾的赞助下历时一年出国考察。李石曾其父乃是清同治帝的老师李鸿藻，李石曾早年曾随清驻法公使到法国游历，后来回国组织过国内青年学生留法事宜，对英法社会很熟悉。在李石曾的建议和帮助下，成舍我先到历经过百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报刊自由度较大的法国进行报业考察。法国从1789年第一共和国到波旁王朝再到第二、第三共和国，历经百年时间直到1881年争取到新闻自由，历史的洗礼使得法国形成西方成熟的新闻业态。到法国后，成舍我又到瑞士日内瓦参加了世界“万国报界公会”的会议，后又转道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报界公会发表演讲，这次演讲使得我国的报人也开始在世界报业体系中出现独立的身影。然后成舍我再经德国、英国等地考察后渡过大西洋到美国考察，美国是当时报纸面向平民大众化、廉价化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在西方社会考察一年，成舍我眼界大开，1931年回到上海后，准备全面实践西方新闻业界的经营理念和实际操作。“他在西方大众报业思想中融进了自己中国文人式的思索，探索如何实现民众新闻自由，改变报纸为特殊阶级垄断的弊端，让传媒真正成为民众说话的平台”[6]。当时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报纸分为高级报纸和廉价报刊，经过考察，成舍我认为西方高级报纸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要闻，社论严谨，但是曲高和寡、读者面窄，一般以保守贵族、议会政要、律师、金融界等人士为读者层，发行面和影响面不大，且内容高深、文字晦涩，版面正统守旧。中国虽有政界、经济界、知识界高层等报纸阶层读者，但如果创办高级报纸，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能向更广大的普通民众进行宣传，不能向导国民，不能适合于中国的报纸市场和最大限度地传播消息与文化。
大众化平民报刊最适合中国国情，成舍我认为平民报刊在政治上标榜独立，不受制于某个党派；经济上自主经营，不依赖政府或政党，言论可以独立，不受制于人；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民生新闻以及各种消闲趣味新闻，面对浮世众生的广大读者，以政界军界变动、政治与利益派别之争、社会动荡等硬新闻做骨架，体现报纸的新闻价值性，且深入分析时局，给普通民众以深入的解读，影响舆论，使得读者不迷惑于时局变动；同时以市井民生、市场消息、百货广告、小说连载、明星轶事等为穿插，文字通俗、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版面活泼，叫人喜爱。因为贴近民众生活，发行量大，进而可以吸引广告主，拉动大量广告，以广告养报纸，既满足消费者的阅读需求，又满足广告主的宣传需要。
4.抢滩上海，创办《立报》
“早在北平办报时期，成舍我就注意到了小型化报纸的优势。在南京办《民生报》时，他开始试水小型报，以‘精、简、全’的风格，开南京报业之先河，使南京市民耳目一新，取得了3万份的发行业绩，位居南京各报之首。赴欧美考察之时，西方报纸的大众化风格和百万发行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更加坚定了他走‘大众化’办报之路的信念。”[7]
1935年成舍我以小版面取胜的报纸《立报》在上海创办，特别体现了他借鉴美国廉价小开本报纸的特色，这种小型报刊，全年报价是三元四角，是《申报》等大报价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且虽然版面小了，但内容不减，版面与内容更有机紧凑，文章短小精悍，报纸可以快采快编、快印快发，实行精编方针，以较小的篇幅承载较多的内容，售价低廉，力求使读者“能读，必读，爱读”。成舍我把自己的小型报与那些“‘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的‘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的市井小报进行明确的划分，单取小报之型而取大报之髓，坚持了严肃、有品位的办报思路，树立了另一种风格。所以，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对格调低下的小报的摈弃。”[8]
“《立报》，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并提出‘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两个口号。成舍我在创刊词《我们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成舍我宣布自己的报纸服务于‘大众利益’，大众化的目的在于使报纸成为‘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10]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之后，将铁蹄踏入我国华北地区，在汉奸头子王克敏的主持下，华北成立了伪自治政府，为了在当时国家破败、战争濒仍的紧迫时局发动民众，《立报》把国家安危和大众化紧密结合，以大量篇幅揭露日寇的罪行和汉奸的卖国求荣，积极宣传爱国抗日救亡的主张，体现了成舍我一贯身体力行、为之不懈奋斗的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中的进步性和责任感。
“《立报》立足普通民众，以低廉的价格、通俗的风格以及高品质内容来吸引读者，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了20万份，刷新了当时中国日报历史上的发行纪录。学界认为《立报》在中国走大众化之路是一个新的突破，是成舍我先生的一大创作。他所倡导的小报大办、以少胜多，以最小的篇幅，刊载最多的新闻，以适应都市读者的阅读品位和生活节奏的做法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11]由于《立报》等报纸办得成功，和世界上所有成功报团的发展道路一样，成舍我考虑进行报业托拉斯建设。成舍我在战后曾说：“我的目标是拥有10家报纸，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一家‘世界通讯社’。”[12]由于内战扩大，交通阻塞，时局动荡使得他的这一理想破灭。
成舍我后来去了台湾，1949-1988年的台湾，仍然是“言禁”政策。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戒严”期间严格控制报业，严酷地阻碍了台湾新闻事业的发展。“报禁”从1951年开始，蒋介石集团实行“限证”“限张”“限印”政策，即，限制民间报纸的营业执照、刊号的申请，限制白报纸纸张的供应以及限制报纸的异地印刷等，以此限制言论的自由和新闻发布的自由。当时台湾蒋氏当局通过立法，规定没有特别申请，不得办理新的报刊，已有的报纸，其言论也受到当局的压制和检查，几十年间，台湾报业发展缓慢，只有国民党党营的新闻业一统天下。1956年成舍我担任台立法委员期间，不顾自身安危，又一次体现了其“为民请命，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精神，反对台执政当局禁止新创报纸杂志登记的政策，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戒严”“报禁”措施进行质疑和批驳。等到了蒋经国晚年，台湾政治逐渐开化，1988年台湾报业终于解禁，成舍我不顾90岁高龄继续申请开办台湾民间报刊《立报》，把50年前在大陆所办的《立报》重新创办，沿承其一贯的办报传统，矢志不渝。
参考文献：
[1]向菊梅.论成舍我的社会责任意识及报业利益实现路径[J].东南传播，2012（3）：54.
[2]陈向阳.新闻记者与行政院长[J].读书，1999（3）：76.
[3]郦千明.坚持“言论公正”的民国报业大王成舍我[J].文史天地，2012（12）：15.
[4]徐少红.成舍我与南京《民生报》[J].南京史志，1998（4）：24.
[5]黄志辉.南京民生报发刊日考[J].国际新闻界，2012（9）：99.
[6]阳海洪.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的问题意识[J].新闻爱好者，2013（10）：93.
[7]张鸿飞、刘远飞.成舍我的报业经营管理创新[J].新闻爱好者，2012（11）：47.
[8]杨华，何斌.从“小报大办”到“大报小办”[J].新闻爱好者，2010（13）：44.
[9]陈英程.关于成舍我办报理念三个问题的重新审视[J].新闻知识，2013（8）：83.
[10]孙景瑞.报业巨子成舍我[J].文史春秋，1997（4）：23.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