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凝神聚力，在这个计划之外的小说，10年里只有三两个短篇。 　　别以为杨照光顾着写小说了。这些年来他长期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开课。每到有课的晚上，就得向女儿请假。女儿念小学一二年级时，常常会小脸上挂着失望，问他：“你的老师教什么？是国语还是数学？”杨照解释了好几次，她还是一听他要去上课，就假设他跟她一样是去当学生。
　　“敏隆讲堂”的课程“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跨越5年，一共13期130讲，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讲到辛亥革命，2011年底终于上完了最后一堂课。难得的是竟然有十几位学员自始至终全程参与。对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说，学中国历史没有实质用处，纯粹出于兴趣。
　　至于“诚品讲堂”，他曾经开过“西方现代思想名著选读”，一年36堂课，每堂讲一本20世纪西方思想名著。“现代经典细读”则每年细读6部经典，已经进入到第9年，创下了讲堂的纪录：连续开课时间最长的讲师、报名人数最易额满的课程，80%是旧学员持续追随。
　　已经做了20年的电台，他仍然在做。最近几年都是这样的心情：自己做的事是全台湾没几个人会去做的——介绍自以为值得被认识，大家通常却不怎么有兴趣的书和音乐。这仍是令人愉悦的，“至少可以拿来作借口说，自己在用这种方式尽社会责任。”
　　不过，最后只有创作算数不是吗？
　　2012年底，杨照终于完成了他的“百年荒芜”，用100个故事构成的世纪小说。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人物周刊：1987年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那年7月15日开始戒严令解除了。你是1963年生的，当时24岁。从198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所以对你来说，1987年是一个切分生命的点。在此之前的那一半和在此之后的那一半你的感受是不是有些不一样？
　　杨照：后面这二十五六年台湾改变非常大，而且基本上是进步的。但没办法，我是在前面那一段形成基本人格的。那24年对我，用英文讲叫作a blessing in disguise，看来是糟糕的時代，其实是幸运的际遇。因为在那么糟糕的时代我们养成了两个基本的习惯。一个就是对于知识的饥渴。我们在十几岁时接触美国的东西、日本的东西，因为它只偶尔来一下而已，我们会非常饥渴、认真、专注。第二个习惯，就是因为假定自己这个社会是无趣无聊的，你会不断去寻找跟它不一样的东西。直到现在，当我看到不懂的东西，就会很兴奋，这个反应跟很多人刚好倒过来。
　　人物周刊：这很可能是你们整整一代人的两个习惯。
　　杨照：我们这一代真的很多人这样。詹宏志是这样，唐诺是这样，（张）大春也是这样。要说我你可能还觉得理所当然一点，因为我要去美国留学，所以英文非得下一定的苦功夫。这3个人，全都没有留过学，背景跟英文没有任何关系，但你今天去看他们读英文的能力，你会很惊讶。他们到底哪来的动力跟功夫去把英文学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任何不懂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美好的。所以对我来说，很幸运有前面那24年，把生命中最重要的态度确定下来，后面那25年我才不会被时代变成另一种人。20岁后太多太多事情只是在累积，没有那么大的冲击了。
　　人物周刊：你们这一代台湾知识人，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命题，或者特别在意、想要解决的问题？
　　杨照：让我先这样说说看，因为不完全是针对你的问法。我们同辈的朋友，有时会聚在一起聊天。有一次唐诺引用博尔赫斯的一段话说，我们是气宇轩昂的最后一代。当然半开玩笑，可还是有点感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确有一种东西是必然会消失的，在我们之后就不会再有。我们有点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主义跟知识有关。我们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价值是你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你怎么样思考，它会影响到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那种东西必须有一个特别的情境才能培养出来。我经常跟台湾的年轻人说，他们真的没办法理解。我年轻时每次去看电影，都假设这是我这辈子惟一一次看这部电影，没有光盘，没有录影带，我也没钱再看一次。所以我会看得非常认真，非把票价看回来不可，然后一天到晚都在琢磨。我们有我们的虚荣，这代人比来比去，最后是比有没有比别人多知道一点什么。当时有个高三学长跟我们讲一些我们完全不懂的东西，例如维特根斯坦。羡慕得不得了，崇拜得不得了。
　　现在年轻一代人完全没这个环境了，还不是他们想不想要的问题。你说我18岁就知道维特根斯坦了，他会说那我Google一下也会知道。他不会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当年我们是用那样的态度面对世界，我深深感到这种东西它消失了。下一代人跟知识、信息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我们这一代人一直试图去解决自我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经历了那一段之后觉得，知道自己是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回到台湾，没人找我喝咖啡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哪些历史事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杨照：“美丽岛事件”发生，那些人被审判、去坐牢，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大的冲击。我去美国之前的心情，就是国民党这一套威权的东西太可怕了，它不可能轻易放弃，它不会垮台。好，那我们就一辈子跟它周旋，一代一代地接力。当时有很深的感触，觉得我是要接这些人的班的。在美国我怀有那种少年式英雄主义：我绝对不会留在这里，一定要回台湾。回到台湾我一定会惹祸，一定会被抓捕。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
　　人物周刊：你想不到蒋经国后来会解严，开放党禁、报禁。问题是既然你不怕惹祸，为什么不干脆留在台湾呢？
　　杨照：当时感觉太多事情没准备好，包括到底民主是什么，民主真正的任务又是什么。席卷我们的最重要的是左派的想法、新马克思主义，但在台湾你只能艰辛地找到片片段段的知识。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片片段段就已经这么了不起，我要把马克思以下整个左派的传统搞清楚。那我不可能留在台湾做这个事，等搞懂了我再回来。结果在美国呆了6年，回到台湾，没人找我喝咖啡，没人管我说什么，台湾翻天覆地了。1995年宣布，第二年要进行第一次“总统”民选。 　　人物周刊：你做过一段时间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民进党后来的转变是否在你的意料之中？
　　杨照：谁也预料不到。当然有些事情你可以预料得到，有些事情可以理解，但大部分事情出乎意外，最意外的是它转变的速度。我在党内的时候，民进党经常发不出薪水。离开一年多之后，陈水扁当选“总统”，突然之间民进党手上拥有了庞大资源。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发不出薪水的政党变成一个执政党，不可思议。所以有那个著名的故事：当选之后，陈水扁在胜选大会上回头问马永成，“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要干嘛？”
　　人物周刊：他也没想到自己能当选。
　　杨照：真的没有。当时选到头昏眼花，根本不可能去想如果选上了需要做些什么，基本上每件事都没有准备。最没有准备的就是，当庞大的利益降临到你身上时你怎么办。过去一直在批判国民党，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那样。突然之间这么大的权力、这么多的资源跑到自己手里，你发现它还真好用，舍不得不用。那是民进党过去从来没碰过的，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而并不是反思：这是当年我们认为国民党不应该滥用的。真是最大的悲哀。

现在觉得，有些事跟我无关了

　　人物周刊：年岁渐长，很多东西都会改变，比如精力，你感受到了那种由身体变化带来的精神变化没有？
　　杨照：这些年来最強烈的感觉大概是，不断在限缩自己的兴趣，虽然很多人觉得我做了很多事。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去理解的，没有什么是跟我无关的。到三十几岁时，有一天忽然就感觉到，有些事我不能再关心了。例如说我虽然念的是历史，一直到三十几岁时，只要能找得到，天文地理的书我没有不读的，数学的东西不管懂不懂我都会翻一翻。但现在一点一点觉得有些事跟我无关了。用朱天心的话来讲，我们年轻时被人家问到一件事，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就觉得有一个压力也非知道不可，没办法允许自己说不知道。这种压力我这几年也越来越小。在台湾，到香港，到大陆，都会被问到九把刀，现在我可以坦然说，这个我真的没看过。
　　人物周刊：你是三十来岁时开始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兴趣的？
　　杨照：一点一点来，越来越明确。2000年我搬了一次家，就更清楚了。我太太从那时候开始做设计师，我们家算是她的作品，她就有作为设计师的坚持。我们弄房子时她就跟我说好了，总共这几面墙，可以做多少尺书架，算给我看，然后要我答应，放满这些书架，进来一本就出去一本。当时觉得书架位还蛮多的，大大方方地答应了。没想到过了一年半就没地方了。每想把一本书带回家，就得从书架上拿掉一本，算了，这本绝对没有用了，这辈子不会跟它有关系了。以前无论如何不肯接受这件事。现在我书架上大概还有五六千本书。那次发现了一堆关于舞台设计的，现在完全忘了买的时候是在想什么。
　　人物周刊：有一次我们采访止庵，他说他算过，接下来大概还能读1500本书。他假设他每周能读一本，一年50本，比较好的读书状态还有30年的话。
　　杨照：芥川龙之介有个有名的故事，我猜止庵也读过。有一天芥川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算，我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到底还能够读多少书。他算出来大概是两三千本，大哭，从没想到人生是这么有限的。
　　人物周刊：你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时什么感觉，你也没法洒脱吧？
　　杨照：应该说这事情多次刺激过我，只是以前仗着年轻还可以逃避。读到那故事的时候我二十来岁，印象非常深刻，但我就是逃避了，不去计算我自己到底可以读多少书。后来我到哈佛去留学时，真的有一个震撼。那年哈佛的藏书刚好过一千万，这我事先就知道了，可这只是数字，没有概念。它的总图书馆有300万册藏书，我在那里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看，别说有没有机会看、能不能看得懂，10分钟内没找到一本书，我知道是用什么语言写的。我认得中文、日文、韩文、英文、法文、德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不一定能读，但都可以辨识，刚好那个区都不是。所以我很早就认识到，别多想了，看一本是一本。

理解比愤怒或宽恕更重要

　　人物周刊：你的家族和台湾历史有所关联。你外祖父许锡谦是“二二八”事件的遇难者。你怎么面对这段历史，真的能够做到宽恕吗？
　　杨照：外祖父在我妈12岁时就死于“二二八”，我在他去世16年后出生，但我一直不知道“二二八”。真正了解“二二八”，知道我外祖父跟“二二八”的关系，他生命中最后这一段，一直要到我大学毕业。当时那是禁忌，不能讲的。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时间差，当我终于了解家族的悲剧时，我已经接受相对完整的历史教育，也培养了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最重要的是必须去解释历史。

　　如果不解释，我们不需要学习历史，不能够要求别人理解。历史并不只是哪一天在什么地方谁发生了什么事，重要的是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当知道那些事、感受到家族命运的冲击时，我激动地写了两篇小说，都是跟我外祖父，跟“二二八”事件有关的。可是对我来讲，理解，远比愤怒、远比宽恕更重要，所以我很努力收集资料试图找出一个解释。我的情绪不是“谁杀了我外祖父”，而是真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是个连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的人，皇民化的过程中改了日本姓名。他的家族是花莲最有钱的，掌握日本人给的鸦片、樟木跟花生油的专卖执照。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变成祖国派？为什么会跟台湾省党部莫名其妙扯上关系，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杀？
　　这是一个太大的谜了。对我这样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寻找线索去解读这个谜的动力，胜过任何情绪。我们怎么理解“二二八”之前，台湾人经过日本人50年的统治之后，跟刚来台湾的外省人间的文化冲突？“二二八”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最在意的，是“二二八”发生之后国民党怎么假装它没有发生，它就发生在我家人身上了。
　　人物周刊：国民党没有给出一个解释。
　　杨照：不是解释方式的问题，它就是不让你讲，装作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事实上所有最深刻的、最没有办法解决的仇恨，就是来自于强迫你遗忘。我真敢这样主张，如果当时国民党不是用假装它没有发生这种方式处理，虽然它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1949年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但很可能“二二八”的影响就是10年20年而已，不会在我二十四五岁时，变成这个社会最大的一颗炸弹。
　　人物周刊：能不能这么说，你把理解放在宽恕前面？你是把理性看得比信仰更重要吗？对你来说，信仰的意义是什么？
　　杨照：我在诚品讲堂讲加缪的《局外人》时，学员提的问题，都是存在主义怎么影响我们过日子。后来我不得不说明，讲到存在主义时，我会尽可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思考，然后用最大的热情解释给你们听，但你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相信存在主义的所有主张。这是两回事。我很有兴趣去理解每一种信仰，而且还稍稍有点自豪，我这么做的时候可以很诚恳，但这种态度也就使我不可能变成这种信仰的信徒。你要是问我，我基本是一个理性的信徒。我相信只有理性能够跨越各种不同的信仰，能够尽可能平等、平和地对待不同的信仰。我认为这是理性最迷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