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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张闾实以台商的身份来到沈阳，他想在东北发展高尔夫球产业，但东北漫长的冬天里，球场都被冰封了。无奈的他坐上出租车，却听到了嗓音嘶哑的单田芳在播讲评书《乱世枭雄》，张闾实心里一动，因为书中讲的正是他爷爷的故事。
从“东北王”到阶下囚，再到“叛将之后”，中国现代史上煊赫一时的张氏家族如今散布世界各地，甚至互不相识。张氏家族后人依然执着地在寻找着家族故地与历史真相，本刊独家专访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张闾实，为您揭开张氏家族在80年间的兴衰谜团，那段纷乱而激荡的历史，到底留给了他们什么呢?
张作霖的遗言是什么?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奉天(沈阳)皇姑屯的爆炸巨响。震惊了全世界。爆炸导致吊桥钢板下塌，压碎了第三节车厢，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当场死亡，北洋军阀政府的末代统治者、“东北王”张作霖重伤，于4个小时后去世，此为“皇姑屯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张作霖在北平(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是当时实际上的国家元首。所以在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开始。因为谋杀一国元首，是反国际法的战争行为。
张作霖临死前留下了什么遗言呢?据张作霖的卫兵温守善回忆，张作霖在被从皇姑屯拾回大帅府的途中一直在问：是谁干的，逮住没有?当得知是日本人时，张作霖狠狠地说了旬：“打!”
民间的说法则是，张作霖叫张学良快回沈阳，一切以国家为重。
但张闾实显然最有发言权。因为张作霖共有6位夫人，张闾实的奶奶，就是张作霖的五夫人——最得宠的寿夫人，她一直在主持打理帅府的内务，也是最接近张作霖生活的人。张闾实说，爆炸后，张作霖的喉咙被飞片切断了，小汽车直接开进了寿夫人所在的奉天大帅府小青楼。张闾实听奶奶说，爷爷抬回来后被安置在卧室的床上，一句话没说就死了，并无什么遗富。当时为了封锁消息，除了寿夫人和贴身丫鬟，谁也不许进去。帅府秘不发丧，13天后，张学良才从关内启程回奉天。
张学良为何13天后才迟迟返回奉天?史学界众说纷纭。而张闾实根据家族记忆，认为：“‘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大伯(张学良)虽在天津，去口找不到他人。部队部慌了，是寿夫人出来安抚部队，并派人到所有可能的地点去找。”张闾实觉得“皇姑屯事件”是张学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一个公子变成了一个大人，他心里一定很挣扎，我们感觉得到。”
张家与日军的仇怨也从此结下。“9·18事变”后，張学良的堂弟张学成投靠日军，被俘后被张学良下令枪毙。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话讲眼睫毛长不认亲，他的睫毛就很长。
张作霖是苏联特工炸死的?
历史就像烤鱼一样总会被两面煎烤。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中披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的死因时，自称无意间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认为是苏方特工暗杀后嫁祸给日本关东军，而后叉在苏军操控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迫使日军将领河本大作承认了爆炸暗杀行为。
苏方为何会暗杀张作霖?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从绥芬河到满洲里的铁路，被称为“中东铁路”，由俄国修建并运营，后由苏联接管。但张作霖并未按照他与苏联的协议缴纳使用费，双方争执不下，苏联便派特工去大帅府铺设地雷，想炸死张作霖。但事情败露，苏联政府宣称暗杀特工是白俄分子，与苏联无关。张作霖因此而记恨苏联，并在传单中写道：“苏联布尔什维克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国军才能拯救东北三省人民。”苏联驻东北机构遭到破坏，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遇害。于是，苏联特工又策划了第二起暗杀事件，即“皇姑屯事件”。
1928年的东北亚，势力交织错综复杂。孙中山在病中接见张学良时就说，东北处于“俄日红白势力”的夹围之下，张学良作为当时东北的青年领袖需谨慎而为。皇姑屯这段悬案之悬就在于，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苏联人，都有炸死张作霖的嫌疑，因为坐拥30多万东北军的“东北王张作霖”尽量游刃有余地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却不给日俄进占东北之机会，成了日俄眼中的绊脚石。
这或许可以解释单田芳播讲张作霖故事的评书为何会红遍东北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因为枭雄于乱世且寸土不让的张作霖，符合民间视野中“英雄”的标准。当时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采访过张作霖，张作霖说他想统一中国，鲍威尔对这位出身卑微的军阀表示敬意。
家族记忆中的张学良
张闾实生在澳门，长在香港，后到台湾。“台北家的客厅中挂起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中一个老人着军服拿把指挥刀，母亲说那是爷爷。”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望张学良时的情景，张学良经常用“吃完饭有冰淇淋吃”哄孩子们把饭吃完。
小孩子并不知道大伯是被软禁的，只知道这个老人对社会的变化没有概念，因为尽管台湾的消费已经变得很贵了，张学良给孩子的红包却20年没变，都只有200元。
2007年，张闾实到沈阳大帅府博物馆参观，他觉得大帅府小了很多，很多建筑都被拆掉了，“我奶奶回忆说，帅府里大小青楼旁边当时可以驻扎两个排，营房很大，甚至连大炮战车都可以容得下”。
张闾实的父亲张学浚为寿夫人所生，1948年后去了台湾。张闾实偶尔听父亲讲起父辈儿时的生活状态，那时的奉天大帅府阔气异常，每个孩子都有一层楼的空间。张学良作为家中长子，很少在帅府中久留。帅府的一切内务由寿夫人主持。
“各房是独立生活的，过年过节会在一起，而且大伯都是在同泽俱乐部玩，大妈也在外边住，等于家居生活都是在外边过了。爷爷虽然绿林出身，但是很希望大伯能向西方学习，所以大伯的老师都是洋人，因为爷爷希望东北军也可以有洋人的飞机大炮。大伯接触了很多西洋的东西，跟帅府里边的人在思想上也已经有隔阂了，这我们是有感觉的。我父亲很敬重大伯，但在后来的家庭聚会上，他们绝少讲政治话题，只是打打麻将。”晚年的张学良喜欢在海滩边走走，吃吃小馆子，老朋友会去和他打麻将，还故意让他赢。相对于年轻时的奢侈享受，在台北时的张学良生活变得很简单，喜欢种花，养了一大笼子鹦鹉。
张闾实说，张学良家里最开始时有台电视。有一次电视里演西安事变，张学良看了之后很激动，当即把电视关了。以后再去他家，电视就不见了。张学良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西安事变，但他对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做法并不后悔。有一次媒体采访他的时候，问他：“如果把历史重演一遍的话，您还会那样做吗?”张学良坚定地回答，“还会那样做。”
“他对我大妈赵一荻非常疼爱，到了晚年还相敬如宾，每天都在一起。大伯喜欢大妈做的‘水晶肘子’，入口即化。大伯心情不好 时，大妈都能帮他化解。大妈去世以后，他那种失去的痛苦，我们都能感觉得出来，我们都知道，他很快也会随着大妈走的。”
张闾实提到一个细节，张学良晚年很喜欢去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而且很喜欢问这是千什么的、怎么用。年轻的少帅出入于赛马场、网球场、俱乐部等场所，他曾是那个年代中国最时髦的年轻人。然而在被幽禁了近半个多世纪之后，晚年的他对外界的各种新玩意却知之甚少，充满艳羡。
张学良揭顾维钧的风流韵事
张学良总是会让外界感到意外。
晚年，张学良找到历史学家唐德刚，希望唐帮自己写个回忆录。唐与张学良进行了11次交谈，后面的采访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完成。然而，这部思维混乱的口述回忆让外界大失所望。
人们总是期待着，在张学良的口述中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历史真相，比如“9·18事变”和“西安事变”，但是张学良对那些历史细节绝口不提，反而在回忆录中大谈自己的性格习惯和生活方式，甚至是风流韵事，还有一些名人趣闻，连同“民国四美男”的顾维钧与某名流之妻的风流之事，也被张学良揭了出来。
借着回忆录的机会，对自身行为做出反省或辩护是名流们通常的做法，也可以为自己“青史留名”，但是张学昆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好像一个顽童。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以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一定是个老谋深算、城府很深的人，结果发现他是个“任性而冲动的人”。
张学良自己也毫不讳言，西安事变是因为自己“火了”，想教训一下蒋介石。
台湾当局曾想杀张学良
张闾实曾听张学良说起过郭松龄，称郭是自己的军校老师。后来，郭松龄倒戈反奉，攻打张作霖，迫使张作霖不得不借助日本人的兵力来自保。但张作霖并来兑现口头承诺给日军的出兵条件，遭致了日本军方的记恨。张闾实在沈阳还遇到了郭松龄的侄孙，两个人一起打了高尔夫，对那段师生相残的历史反应平淡。
除了蒋介石、郭松龄，对张学良一生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就是宋美龄了。张闾实说，宋美龄与张学良都很洋派，打网球、玩高尔夫、跟外国人交朋友，两个人在观念上是很像的。“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争论，张学良与宋美龄之间用英文对话，蒋介石听不太懂，杨虎城则完全不懂。“西安事变”中的很多决定，比如送蒋介石回南京，都是张学良与宋美龄沟通的结果。
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中共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未果，张学良被转至台湾软禁。据张闾实讲，1947年，台湾发生了“2·28事变”。当时的台湾情报机构收到密报，中共方面有可能派“突击队”混入人群中，强行将张学良接回大陆。台湾军统收到命令，在阻挡不了的情况下，要将张学良处决。庆幸的是，新竹县的台湾山地原住民，阻止了动乱的人群进入张学良软禁的山区，也保全了张学良的性命。
张三义堂：家族财富的去向之谜
民间有种说法，日本侵占沈阳之后，曾公开说希望张家的人能够回到东北接收张家的产业，最终敢于从日军手中拿回财产的，是胆大心细的一介女流——寿夫人。“西安事变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国民党)中央糊里糊涂，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他真没想到我会这样，我说他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他‘特务’不了了。”——《张学良口述历史》
但张闾实说这完全是杜撰，“9·18事变”当晚，奶奶寿夫人在天津度假。根据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己掏钱包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三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张学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张间实从家族记忆中得知，一出山海关，日本兵就开始抢夺火车上的财物了，回到沈陽时就只剩下了空车。所以，当时在天津的寿夫人，手上只有她从沈阳去天津度假时所带的很少的盘缠，甚至要靠天津的亲戚接济度日。
张闾实特意提到了一个已经被历史所湮没的名字：张三义堂，他说那是掌管张家在东北的财富与产业账目的机构。离开沈阳前，寿夫人曾委托张学良的姑姑张首芳代为掌管张三义堂。“9·18事变”后，张家人基本都逃到了天津，张首芳也不例外。
抗战胜利后，张家人回到沈阳查找张三义堂与张家产业的去向，才知基本已被日本人搜刮殆尽。
张氏家族到底有多少家产?张学良在晚年口述中说：
“不能说上亿吧，至少有五六千万。”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所列财产表(相当于现在的《福布斯》排行榜显示，北洋时期，71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这63000万元，而张作霖个人则独占5000万，高居榜首。他有20万垧土地(10亩为一垧)，遍布东三省的商号，上百家厂矿，还有奉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
张氏家族的漂泊与离散
张闾实在沈阳商务考察时，离开了考察团单独行动，因为他想去大帅府和爷爷的墓去看看。他通过一个员工给帅府发了一个函，但根本无人知道他是谁。因为帅府接待过很多假冒的张家后人，有人冒充张作霖的第九个儿子(此案已由法院审理)，有人冒充张学良的私生子，所以博物馆方面对张闾实的身份不敢冒认。最终，经过了政协的讨论、一轮家庭历史知识问答面试和向美国、台湾的电话求证，他的身份才被确认，允许他去扫墓。半个多世纪以来，张闾实是第一个从外地回来扫墓的张家男丁。他在张作霖墓前跪拜，泪水纵横。
张闾实一家在台湾始终很低调。作为“叛将之后”，他们的生活也或多或少受到了牵连。进入空军服役的第三天，自以为很隐蔽的他，身份就被发现了，被叫去“政战部”问了很多话，他永远都别想开飞机，因为怕他叛逃，甚至连台湾本岛都不能离开，只能羡慕别人去金门马祖那些悠闲的军营。甚至谈恋爱也受到影响，张闾实本来认识了一个空姐，结果女孩一听他是“叛将之后”，就不答应了。
除了“叛将之后”，在台湾还有人把张家人称作“千古罪人”，因为他们觉得张学良一手制造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之后的国共合作，导致了国共两党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势力的变化，是“张学良给国民党制造了麻烦，让国民党失去了中国”。
尽管如此，奶奶寿夫人去世时，何应钦到场吊唁。蒋经国送了挽联，出殡的场面是宪兵和摩托车开道，长大后的张闾实才明白什么叫级别。
可是张闾实的父亲张学浚却因为是“叛将之弟”而在台湾遭尽了白眼，找工作时人家说：
“你不是张学良的六弟么，还用工作么?”张学俊回家落泪，张闾实看在眼里。他说他们这一房的张家人，没有利用过张学良的名望，完全靠自己打工、做生意、搞旅游，都生活得不错。
如今，张家的后人分布在台湾、美国、天津、香港等世界各地，有些尽管是同母所生，但是由于两岸长久的隔绝而失去了联系，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
张学良，千古功臣还是历史罪人?
张闾实在沈阳的办公室，位于汤公馆，这曾是奉系军阀汤玉麟的公馆，也曾作为目军司令部和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住所。80多年的历史，像落日的余晖般叠加在这所老房子上。
在沈阳的3年多时间里，张闾实一直在搜集有关张学良的历史资料，因为在台湾很多资料是无法触碰的，而且当局的讲法也是一笔带过。他眼中的张学良是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和平主义者。“失去父亲的时候他真的太年轻了，就当了统帅，其实他內心是蛮慌张的。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很多东北军的老将领他领导不了。蒋介石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大伯本人很想有所作为，但被压制住了。”
无论外界的说法是怎样的，张闾实在家族记忆和国民党的资料中不断求证的结果是，“9·18事变”时张学良还是想开枪打的，但是不抵抗的命令和各方的劝服裹住了他的手脚。“他留下了很多日记，大伯的个性就是不怕死、不爱钱，想做就去做。蒋介石去世后，大伯说了一些话，说他和蒋介石在政治上没办法沟通，但私底下情同父子。”
“现在人们都是通过电视剧、评书来了解那段历史，但是75％是杜撰的。而大陆与台湾的关于张学良的出版物又都多少带有政治情结。”张闾实很想将真实的家族历史写出来。
目前，曾有台湾媒体公布了所谓张学良所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认为张学良已有悔意。但据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赵杰说，他曾于2000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查阅了张学良送给哥大的个人手稿与日记，其中《西安事变反省录》就有3个版本，包括台湾篡改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他觉得不足信。
曾为晚年张学良整理写作口述历史的史学家唐德刚充分肯定了张学良的民族大义：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此易帜并非“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乃一股爱国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
而李敖的评价则更为直接：“东北比台湾大36倍却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介石从38岁关到83岁。”
张学良从不为自己辩自或者校正，他放弃了在回忆录中重塑自身形象的绝好机会，或许是他率真的个性使然，或许是他故意想留个真实的“凡人张学良”给世人。就像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一样，他从不考虑外界的看法和历史学家对他的评论，他只遵循着他的内心，这种做事方式与他的身份地位极为不符，但他毫不在意。他不但是千古功臣，还是个千古例外。
(本文部分史料参考了唐德刚所著《张学良口述历史》)
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从“东北王”到阶下囚，再到“叛将之后”，中国现代史上煊赫一时的张氏家族如今散布世界各地，甚至互不相识。张氏家族后人依然执着地在寻找着家族故地与历史真相，本刊独家专访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张闾实，为您揭开张氏家族在80年间的兴衰谜团，那段纷乱而激荡的历史，到底留给了他们什么呢?
张作霖的遗言是什么?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奉天(沈阳)皇姑屯的爆炸巨响。震惊了全世界。爆炸导致吊桥钢板下塌，压碎了第三节车厢，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当场死亡，北洋军阀政府的末代统治者、“东北王”张作霖重伤，于4个小时后去世，此为“皇姑屯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张作霖在北平(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是当时实际上的国家元首。所以在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开始。因为谋杀一国元首，是反国际法的战争行为。
张作霖临死前留下了什么遗言呢?据张作霖的卫兵温守善回忆，张作霖在被从皇姑屯拾回大帅府的途中一直在问：是谁干的，逮住没有?当得知是日本人时，张作霖狠狠地说了旬：“打!”
民间的说法则是，张作霖叫张学良快回沈阳，一切以国家为重。
但张闾实显然最有发言权。因为张作霖共有6位夫人，张闾实的奶奶，就是张作霖的五夫人——最得宠的寿夫人，她一直在主持打理帅府的内务，也是最接近张作霖生活的人。张闾实说，爆炸后，张作霖的喉咙被飞片切断了，小汽车直接开进了寿夫人所在的奉天大帅府小青楼。张闾实听奶奶说，爷爷抬回来后被安置在卧室的床上，一句话没说就死了，并无什么遗富。当时为了封锁消息，除了寿夫人和贴身丫鬟，谁也不许进去。帅府秘不发丧，13天后，张学良才从关内启程回奉天。
张学良为何13天后才迟迟返回奉天?史学界众说纷纭。而张闾实根据家族记忆，认为：“‘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大伯(张学良)虽在天津，去口找不到他人。部队部慌了，是寿夫人出来安抚部队，并派人到所有可能的地点去找。”张闾实觉得“皇姑屯事件”是张学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一个公子变成了一个大人，他心里一定很挣扎，我们感觉得到。”
张家与日军的仇怨也从此结下。“9·18事变”后，張学良的堂弟张学成投靠日军，被俘后被张学良下令枪毙。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话讲眼睫毛长不认亲，他的睫毛就很长。
张作霖是苏联特工炸死的?
历史就像烤鱼一样总会被两面煎烤。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中披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的死因时，自称无意间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认为是苏方特工暗杀后嫁祸给日本关东军，而后叉在苏军操控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迫使日军将领河本大作承认了爆炸暗杀行为。
苏方为何会暗杀张作霖?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从绥芬河到满洲里的铁路，被称为“中东铁路”，由俄国修建并运营，后由苏联接管。但张作霖并未按照他与苏联的协议缴纳使用费，双方争执不下，苏联便派特工去大帅府铺设地雷，想炸死张作霖。但事情败露，苏联政府宣称暗杀特工是白俄分子，与苏联无关。张作霖因此而记恨苏联，并在传单中写道：“苏联布尔什维克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国军才能拯救东北三省人民。”苏联驻东北机构遭到破坏，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遇害。于是，苏联特工又策划了第二起暗杀事件，即“皇姑屯事件”。
1928年的东北亚，势力交织错综复杂。孙中山在病中接见张学良时就说，东北处于“俄日红白势力”的夹围之下，张学良作为当时东北的青年领袖需谨慎而为。皇姑屯这段悬案之悬就在于，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苏联人，都有炸死张作霖的嫌疑，因为坐拥30多万东北军的“东北王张作霖”尽量游刃有余地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却不给日俄进占东北之机会，成了日俄眼中的绊脚石。
这或许可以解释单田芳播讲张作霖故事的评书为何会红遍东北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因为枭雄于乱世且寸土不让的张作霖，符合民间视野中“英雄”的标准。当时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采访过张作霖，张作霖说他想统一中国，鲍威尔对这位出身卑微的军阀表示敬意。
家族记忆中的张学良
张闾实生在澳门，长在香港，后到台湾。“台北家的客厅中挂起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中一个老人着军服拿把指挥刀，母亲说那是爷爷。”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望张学良时的情景，张学良经常用“吃完饭有冰淇淋吃”哄孩子们把饭吃完。
小孩子并不知道大伯是被软禁的，只知道这个老人对社会的变化没有概念，因为尽管台湾的消费已经变得很贵了，张学良给孩子的红包却20年没变，都只有200元。
2007年，张闾实到沈阳大帅府博物馆参观，他觉得大帅府小了很多，很多建筑都被拆掉了，“我奶奶回忆说，帅府里大小青楼旁边当时可以驻扎两个排，营房很大，甚至连大炮战车都可以容得下”。
张闾实的父亲张学浚为寿夫人所生，1948年后去了台湾。张闾实偶尔听父亲讲起父辈儿时的生活状态，那时的奉天大帅府阔气异常，每个孩子都有一层楼的空间。张学良作为家中长子，很少在帅府中久留。帅府的一切内务由寿夫人主持。
“各房是独立生活的，过年过节会在一起，而且大伯都是在同泽俱乐部玩，大妈也在外边住，等于家居生活都是在外边过了。爷爷虽然绿林出身，但是很希望大伯能向西方学习，所以大伯的老师都是洋人，因为爷爷希望东北军也可以有洋人的飞机大炮。大伯接触了很多西洋的东西，跟帅府里边的人在思想上也已经有隔阂了，这我们是有感觉的。我父亲很敬重大伯，但在后来的家庭聚会上，他们绝少讲政治话题，只是打打麻将。”晚年的张学良喜欢在海滩边走走，吃吃小馆子，老朋友会去和他打麻将，还故意让他赢。相对于年轻时的奢侈享受，在台北时的张学良生活变得很简单，喜欢种花，养了一大笼子鹦鹉。
张闾实说，张学良家里最开始时有台电视。有一次电视里演西安事变，张学良看了之后很激动，当即把电视关了。以后再去他家，电视就不见了。张学良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西安事变，但他对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做法并不后悔。有一次媒体采访他的时候，问他：“如果把历史重演一遍的话，您还会那样做吗?”张学良坚定地回答，“还会那样做。”
“他对我大妈赵一荻非常疼爱，到了晚年还相敬如宾，每天都在一起。大伯喜欢大妈做的‘水晶肘子’，入口即化。大伯心情不好 时，大妈都能帮他化解。大妈去世以后，他那种失去的痛苦，我们都能感觉得出来，我们都知道，他很快也会随着大妈走的。”
张闾实提到一个细节，张学良晚年很喜欢去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而且很喜欢问这是千什么的、怎么用。年轻的少帅出入于赛马场、网球场、俱乐部等场所，他曾是那个年代中国最时髦的年轻人。然而在被幽禁了近半个多世纪之后，晚年的他对外界的各种新玩意却知之甚少，充满艳羡。
张学良揭顾维钧的风流韵事
张学良总是会让外界感到意外。
晚年，张学良找到历史学家唐德刚，希望唐帮自己写个回忆录。唐与张学良进行了11次交谈，后面的采访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完成。然而，这部思维混乱的口述回忆让外界大失所望。
人们总是期待着，在张学良的口述中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历史真相，比如“9·18事变”和“西安事变”，但是张学良对那些历史细节绝口不提，反而在回忆录中大谈自己的性格习惯和生活方式，甚至是风流韵事，还有一些名人趣闻，连同“民国四美男”的顾维钧与某名流之妻的风流之事，也被张学良揭了出来。
借着回忆录的机会，对自身行为做出反省或辩护是名流们通常的做法，也可以为自己“青史留名”，但是张学昆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好像一个顽童。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以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一定是个老谋深算、城府很深的人，结果发现他是个“任性而冲动的人”。
张学良自己也毫不讳言，西安事变是因为自己“火了”，想教训一下蒋介石。
台湾当局曾想杀张学良
张闾实曾听张学良说起过郭松龄，称郭是自己的军校老师。后来，郭松龄倒戈反奉，攻打张作霖，迫使张作霖不得不借助日本人的兵力来自保。但张作霖并来兑现口头承诺给日军的出兵条件，遭致了日本军方的记恨。张闾实在沈阳还遇到了郭松龄的侄孙，两个人一起打了高尔夫，对那段师生相残的历史反应平淡。
除了蒋介石、郭松龄，对张学良一生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就是宋美龄了。张闾实说，宋美龄与张学良都很洋派，打网球、玩高尔夫、跟外国人交朋友，两个人在观念上是很像的。“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争论，张学良与宋美龄之间用英文对话，蒋介石听不太懂，杨虎城则完全不懂。“西安事变”中的很多决定，比如送蒋介石回南京，都是张学良与宋美龄沟通的结果。
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中共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未果，张学良被转至台湾软禁。据张闾实讲，1947年，台湾发生了“2·28事变”。当时的台湾情报机构收到密报，中共方面有可能派“突击队”混入人群中，强行将张学良接回大陆。台湾军统收到命令，在阻挡不了的情况下，要将张学良处决。庆幸的是，新竹县的台湾山地原住民，阻止了动乱的人群进入张学良软禁的山区，也保全了张学良的性命。
张三义堂：家族财富的去向之谜
民间有种说法，日本侵占沈阳之后，曾公开说希望张家的人能够回到东北接收张家的产业，最终敢于从日军手中拿回财产的，是胆大心细的一介女流——寿夫人。“西安事变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国民党)中央糊里糊涂，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他真没想到我会这样，我说他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他‘特务’不了了。”——《张学良口述历史》
但张闾实说这完全是杜撰，“9·18事变”当晚，奶奶寿夫人在天津度假。根据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己掏钱包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三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张学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张间实从家族记忆中得知，一出山海关，日本兵就开始抢夺火车上的财物了，回到沈陽时就只剩下了空车。所以，当时在天津的寿夫人，手上只有她从沈阳去天津度假时所带的很少的盘缠，甚至要靠天津的亲戚接济度日。
张闾实特意提到了一个已经被历史所湮没的名字：张三义堂，他说那是掌管张家在东北的财富与产业账目的机构。离开沈阳前，寿夫人曾委托张学良的姑姑张首芳代为掌管张三义堂。“9·18事变”后，张家人基本都逃到了天津，张首芳也不例外。
抗战胜利后，张家人回到沈阳查找张三义堂与张家产业的去向，才知基本已被日本人搜刮殆尽。
张氏家族到底有多少家产?张学良在晚年口述中说：
“不能说上亿吧，至少有五六千万。”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所列财产表(相当于现在的《福布斯》排行榜显示，北洋时期，71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这63000万元，而张作霖个人则独占5000万，高居榜首。他有20万垧土地(10亩为一垧)，遍布东三省的商号，上百家厂矿，还有奉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
张氏家族的漂泊与离散
张闾实在沈阳商务考察时，离开了考察团单独行动，因为他想去大帅府和爷爷的墓去看看。他通过一个员工给帅府发了一个函，但根本无人知道他是谁。因为帅府接待过很多假冒的张家后人，有人冒充张作霖的第九个儿子(此案已由法院审理)，有人冒充张学良的私生子，所以博物馆方面对张闾实的身份不敢冒认。最终，经过了政协的讨论、一轮家庭历史知识问答面试和向美国、台湾的电话求证，他的身份才被确认，允许他去扫墓。半个多世纪以来，张闾实是第一个从外地回来扫墓的张家男丁。他在张作霖墓前跪拜，泪水纵横。
张闾实一家在台湾始终很低调。作为“叛将之后”，他们的生活也或多或少受到了牵连。进入空军服役的第三天，自以为很隐蔽的他，身份就被发现了，被叫去“政战部”问了很多话，他永远都别想开飞机，因为怕他叛逃，甚至连台湾本岛都不能离开，只能羡慕别人去金门马祖那些悠闲的军营。甚至谈恋爱也受到影响，张闾实本来认识了一个空姐，结果女孩一听他是“叛将之后”，就不答应了。
除了“叛将之后”，在台湾还有人把张家人称作“千古罪人”，因为他们觉得张学良一手制造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之后的国共合作，导致了国共两党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势力的变化，是“张学良给国民党制造了麻烦，让国民党失去了中国”。
尽管如此，奶奶寿夫人去世时，何应钦到场吊唁。蒋经国送了挽联，出殡的场面是宪兵和摩托车开道，长大后的张闾实才明白什么叫级别。
可是张闾实的父亲张学浚却因为是“叛将之弟”而在台湾遭尽了白眼，找工作时人家说：
“你不是张学良的六弟么，还用工作么?”张学俊回家落泪，张闾实看在眼里。他说他们这一房的张家人，没有利用过张学良的名望，完全靠自己打工、做生意、搞旅游，都生活得不错。
如今，张家的后人分布在台湾、美国、天津、香港等世界各地，有些尽管是同母所生，但是由于两岸长久的隔绝而失去了联系，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
张学良，千古功臣还是历史罪人?
张闾实在沈阳的办公室，位于汤公馆，这曾是奉系军阀汤玉麟的公馆，也曾作为目军司令部和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住所。80多年的历史，像落日的余晖般叠加在这所老房子上。
在沈阳的3年多时间里，张闾实一直在搜集有关张学良的历史资料，因为在台湾很多资料是无法触碰的，而且当局的讲法也是一笔带过。他眼中的张学良是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和平主义者。“失去父亲的时候他真的太年轻了，就当了统帅，其实他內心是蛮慌张的。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很多东北军的老将领他领导不了。蒋介石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大伯本人很想有所作为，但被压制住了。”
无论外界的说法是怎样的，张闾实在家族记忆和国民党的资料中不断求证的结果是，“9·18事变”时张学良还是想开枪打的，但是不抵抗的命令和各方的劝服裹住了他的手脚。“他留下了很多日记，大伯的个性就是不怕死、不爱钱，想做就去做。蒋介石去世后，大伯说了一些话，说他和蒋介石在政治上没办法沟通，但私底下情同父子。”
“现在人们都是通过电视剧、评书来了解那段历史，但是75％是杜撰的。而大陆与台湾的关于张学良的出版物又都多少带有政治情结。”张闾实很想将真实的家族历史写出来。
目前，曾有台湾媒体公布了所谓张学良所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认为张学良已有悔意。但据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赵杰说，他曾于2000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查阅了张学良送给哥大的个人手稿与日记，其中《西安事变反省录》就有3个版本，包括台湾篡改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他觉得不足信。
曾为晚年张学良整理写作口述历史的史学家唐德刚充分肯定了张学良的民族大义：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此易帜并非“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乃一股爱国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
而李敖的评价则更为直接：“东北比台湾大36倍却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介石从38岁关到83岁。”
张学良从不为自己辩自或者校正，他放弃了在回忆录中重塑自身形象的绝好机会，或许是他率真的个性使然，或许是他故意想留个真实的“凡人张学良”给世人。就像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一样，他从不考虑外界的看法和历史学家对他的评论，他只遵循着他的内心，这种做事方式与他的身份地位极为不符，但他毫不在意。他不但是千古功臣，还是个千古例外。
(本文部分史料参考了唐德刚所著《张学良口述历史》)
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