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娱：我们总是希望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我们希望瞬间拥有数以千倍的知识，而不必经历漫长艰难的学习过程……于是，我们幻想未来，幻想“新人类”。我们进入小说《打补丁》却发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类似乎并不如想象的好，当我们失去病痛和艰难的学习过程，我们仿佛同时失去了情感，看上去获得了更多的选择，实际却变得更加没有选择，就像走进《美丽新世界》。为什么我们总会把未来世界想象得更趋于机械化，更趋于冰冷，是否我们已经向着那个“新世界”走去了？
　　琬琦：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我还是愿意对“新世界”“新人类”充满希望。只是，在从“旧”走向“新”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因为拥抱新世界而把旧世界粗暴地割裂遗弃。我们的未来，总是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新世界，向往和恐惧并存，这也许是现实世界在我们意识中的投影。在现实中，我们处理新旧交替的态度有时候就是一刀切的，就是会忽略某些灰色地带的。而所谓灰色地带，本身也是一种暧昧、可疑的说法。什么不是灰色？灰色又怎么了？在所有的变化中，我们都希望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但谁能保证这一点呢？
　　吴娱：在小说《打补丁》中，首先离开家的是想成为“新人”的女儿，然后是生病的妻子，两个人的离开其实都是为了离开痛苦，寻求治疗。女儿以欺人的方式“变成新人”，妻子则逃避、自欺走进胶囊船，说到底都是用“想象的希望”治疗自己，是否这种“想象的希望”才是“万能补丁”？
　　琬琦：“想象的希望”这个提法很有意思。也许你说得对，希望才是我们的“万能补丁”。只要有希望，人就有前进的动力。女儿以欺人的方式变成“新人”，是属于年轻人天然地喜欢追求新生活的特性;而妻子走进胶囊船，可能更多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灰心逃避吧。说实在的，有时候我觉得，如果真有这么一种胶囊船，我也想进去呆一段时间。那种隔绝世事的空间、与自己舒服相处的方式，对忙碌于琐碎日常生活的我，太有吸引力了。当然，我在写妻子躲进胶囊船的时候，内心还是希望这种悲伤的逃避行为能带给读者某种震动和反思：在高速前进之余，我们是否能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被落下的老弱病残者。
　　吴娱：《打补丁》中有一个细节，旧人们反对将补丁疗效无限延伸，贴太久“他们会觉得自己被异化了。而拒绝异化，本来就是旧人们反对基因编辑的最大理由。”这里所指的异化，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的改变么？但当自然环境不断恶劣，自然开始攻击人类，这种异化是否意味着“进化”？在《红狐》中，主人公李鲸幼时生有一截尾巴，是否也算一种“异化”，你如何理解“异化”和被异化的人？
　　琬琦：你对《打补丁》中异化的解读与我要表达的意思几乎是一致的。在《红狐》中，主人公李鲸幼时有一截尾巴，从生物学上来说应该算是一种“返祖现象”，他也因此被其他人看作“异类”。《红狐》是一篇自带些许神秘性的小说，李鲸的尾巴及其自行消失，与红狐的神出鬼没，是达成这种神秘氛围的元素之一。通常的理解，所谓“异化”是相对于“正常”的概念而言的。当然，正如你所言，“异化”也可能是“进化”突然提速的一个表现。可悲的是，迥异于群体，独立、独特的个人，往往也会被视之为异类并加以排斥。包括生理上的残疾、畸形，也包括一些独立特行的人。我认为，这些被异化的理应得到更多的包容和怜悯。这或许也是文学所应关照，甚至是应该特别关照的。
　　吴娱：三篇小说里都有提到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在《红狐》和《打补丁》中，这种关系更趋向“矛盾”和“反叛”。《红狐》的主人公李鲸从小在父亲的暴力下长大，导致他整天想着，要不要打自己的儿子一顿，是不是打他，他就能听话，这仿佛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然而无论是母亲“爱”的教育，还是父亲沉默的陪伴，都无法改变儿子小浩与父母间越来越大的隔阂;《打补丁》中，父母因为没有为女儿选择“基因编辑”，导致女儿无法成为“新人”，女儿怨恨父母，最终离家出走……儿女是没有选择的被创造物，父辈天然拥有掌控权，儿女天然学会叛离，无论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似乎都难以逃开这样的关系设置，为什么？
　　琬琦：儿女对父母的反叛，我认为是“成长”的必然现象。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指向相聚的，只有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指向分离的。儿女只有与父母分离——这种分离更多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才能真正长大成人，才能独立面对世界。而反叛，往往就是分离的开始。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最终都必然要迎来这种反叛。当然，由于个性与教育的区别，这种反叛有时是温和的，有时是激烈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也因此，我们很难界定哪一种教育方式就绝对正确，但爱与包容毕竟是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在《红狐》和《打补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基础性的东西。如此，反叛的结果才能导向孩子的成长和独立，而不是单纯地导向决裂和仇恨。当然，这些都是从社会学角度去看。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将其转化为文学话题，并致力于文学完成。
　　吴娱：三篇小说都关于“和解”。父母与子女，夫妻，买卖双方，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矛盾的关系无处不在，而小说中每一种矛盾的关系都在寻求“和解”的可能。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和解”似乎是有可能的，红狐在李鲸和儿子小浩面前出现;买卖柚子的刘松与陈丽婵在彼此身上发现可贵的善意……在你看来，抵达“和解”的方式是什么？
　　琬琦：我的理解，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反映甚至设置矛盾的一种艺术，至于这种矛盾如何处置、是否解决，与作家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关。有些作家可能喜欢将这些矛盾推向极端，我则比较喜欢让这些关系走向和解。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心存善念的。实现和解的最好方式，就是释放出自己内心的善意，用以唤醒别人内心的善意。当然，人最重要的，还是要先与自己达成和解，要先学会拥抱自己。因为，一个人只有真正感知自己的存在，才能真正感知他人的悲伤。如同空谷回音，如同临水照花。
　　吴娱：相比《红狐》和《打补丁》，《秋天来人》是个朴实又简单的故事，故事里的人过着普通的生活，在琐碎的“讨价还价”的日常里，每个人物都有细微的、不经意的美，像微微闪闪的萤火。结尾也似乎寓意着，当我们用善意去看待他者和世界，总会从中生出暖意，这是你创作《秋天来人》的初衷么？
　　琬琦：在这三篇小说中，《秋天来人》確实相对简单。但是，我还是想写出简单中的复杂。我感觉人的性格是不能用一两个简单的词语去概括和定义的，这也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无论多么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也有可能在某些瞬间对孩子产生厌恶;无论多么朴实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这些普通人身上，有世俗的斤斤计较，有一瞬间的贪念，也有如你所说的细微如萤火般的善良与美。我希望通过《秋天来人》这样的故事来疗愈自己，也温暖读者。
　　吴娱：你既写诗，也写小说，你的语言、创作思维在两种体裁间转换时有阻隔么，或你找到两种体裁间相通的路？
　　琬琦：从少年时代开始，我的阅读就以小说为主，但我的写作却从诗歌起步。近年来，我写诗歌和小说的同时，也写散文。我认为，不管何种文体，诗性的呈现都是我追求的目标。当然，这种“诗性”是依附在具体可感的意象、情感或者人物形象上的，不是虚无飘渺的。小说应该是集大成者，它有故事，有情感，有诗意，有思想，它有无穷的魅力，值得我用毕生的精力去探索。关于诗歌和小说两种体裁间相通的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感觉自己也还没有找到，当然，也不会刻意去找。在某一时刻选择哪一种文体，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判断。不过近来，我感觉诗歌越来越难写了。这让我有一种揣测，是不是诗歌的写作靠直觉和天赋的成分比较多？而有了一定的语言文字基础后，小说更多的是要讲究技术上的锤炼？说到体裁转换之间的相互影响，我感觉散文的思维对小说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两者语言的节奏及叙述、描写推进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我也感觉转换起来比较吃力。但是由于个人比较贪心，这三种体裁，我目前是一个也不想放弃的。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