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视点”，也称叙事视角、叙事角度、叙事观点，指的是作家安排、组织故事内容的角度，也就是“谁”站在什么“位置”来讲故事的问题。而“叙事伦理”着重探讨作者采用何种叙事策略和手段反映自己关于伦理的思考，实现与叙事者、读者的互动，并邀请读者做出自己的伦理判断。这两者之间具有关联，不同的叙事视点与读者的伦理判断呈现着一定的动态关系。
　　首先，根据热奈特的分类法，叙事视点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零聚焦”或“无聚焦”视点，即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叙述者可以超越时空限制，掌握非角色所能及的事物;第二，“内聚焦”视点，同某一人物掌握事情多少相同，从其角度出发，叙述其经历与感受;第三，“外聚焦”视点，类似于“零点写作”，叙述者所知甚少，且只阐释客观现象，描写人物对话和活动，而对人物内心世界不作涉及。接下来具体探讨三种叙事视点对伦理判断的作用。
　　一、“零聚焦”视点
　　“零聚焦”视点相当于罗兰·巴特所谓的“作者的另一个我”或韦恩·布斯“隐含作者”的叙述，因此最容易与作者的伦理立场结合到一起，有利于作者的伦理立场和伦理观念准确的传达与评价，而且通常情况下不会产生文本内部诸种价值的冲突与矛盾。即便人物之间在伦理上出现对抗，也终将经由叙述者干预等方式加以调整，从而使不同的伦理意识在作品中形成有机的价值整体。于是在这样的视点中，叙述者享有至高的权力，居于至高的地位，这种权力可以称为“叙述权威”。而其中透露的价值观常常是迎合当时的社会潮流，普遍为当时的人所接受的，对后世的读者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表明我们对叙事文本的态度有多坚定是受成规—也就是惯例的看法与期待影响的，它们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使得我们不会（或者仅只在一定程度上）去考虑它们。
　　例如沈从文的《边城》就主要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展现出一幅清新自然的湘西风俗画，描绘出灵动羞涩的翠翠、善良质朴的爷爷、豪爽慷慨的天保、细腻温柔的傩送等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而结尾“他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又给读者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戛然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
　　但是通常来说，“零聚焦”视点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常常是严重受限的，会对作品的意蕴产生削弱作用，所以这种视点往往需要其他视点的辅助。
　　二、“内聚焦”视点
　　内聚焦视点中，作者降低了叙述者的介入程度，又常常是借助聚焦人物内心的活动，这一手段更直接地影响读者的伦理取向。同时，内聚焦的运用利于縮短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增加亲近感与熟悉感，使读者更能理解人物的感受与思考。如《老人与海》中，老人在对自己失败原因的总结中大喊道：“没有任何东西！是我自己出海太远了。”这正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过度获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失败，既表达出主人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满与谴责，又体现了作者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现代工业与科学技术对生态系统造成空前破坏的时代下，被激发出的尊重自然、生命平等的价值观。
　　另外，内聚焦视点中，叙述者也可以参与到故事中，化身为其中的人物，加入到故事进程中。并且第一人称视点人物“我”兼有两个主体，一是“叙述主体”，即故事的讲述者;一是“体验主体”，即体验故事者。作为叙述主体，聚焦的是话语层;作为体验主体，聚焦的则属于故事层。除此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的道德判断常常脱离作者控制，更具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特点。但是作者又常常会采取特殊手段引导读者尽量都向着一个方向得出伦理感悟。而其中一个有效的特殊手法就是—傻子观点，也叫“白痴观点”。例如《尘埃落定》一书中就用了此种手法。“我”作为土司二少爷，从小便被大家称为“傻子”，但“我”却仿佛比正常人更智慧，当罂粟让我们变得富裕后，临近的土司也来抢夺，只有“我”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更多的土地种上罂粟，因为早晚“风也会把它们吹过去”。而当哥哥想要不断通过战争吞并其他土司，扩大麦其家领域、扩充财力时，“我”却建议父亲轻徭薄赋，限制野心，一个土司，安分地当好土司就好。读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角色内心想法的展现，感受到人生价值的虚无，因为价值与意义的消失而过上缺乏记忆与内疚的人生，生活也因此支离破碎，也体会到其中透露着的人类主体意识的彰显，以及对抗荒诞与虚无的人生的积极态度。
　　置于内聚焦视点中的读者常常是受到聚焦人物的影响而做出相应的伦理判断，一般来说都是清晰明了的，但也可能存在明显的“不可靠性叙述”的情况。
　　如《水泥花园》一书，采用了特殊的视角，将“不正常”的孩子作为叙述者，把未成年的叙述身份置于在冬眠状态下的穴居生活状态中的叙述。而杰克一出场，就显示出这种不可靠性叙述，冷漠疏离，与父亲缺少感情，死亡好像就此成了“弹指就能过去之事”，但读者却很难立场坚定地批判杰克，因为他因生理原因尚未“肉体成熟”，却又因家庭原因，更未“心理成熟”，他有令人厌恶之处，但也有可怜与可悲的地方。他们所处的时空如同凝滞了一般，只能过着昏昏沉沉的生活。另外，这本小说没有严格遵循时间的线性顺序，但也没有重构叙述时间，而是以人物的心理时间为顺序。既然生活空间封闭，且心理时间停滞，就缺乏了客观准确的检验标准，读者也只能随着人物的不准确叙述了解故事。
　　三、“外聚焦”视点
　　在外聚焦视点中，外部观察者视角的观察者独立于故事之外，展示人物语言、行动，却不作解释，对人物言行也不加解读，这种情形下，从小说文本中几乎看不出直接的伦理意义。就像《老人与海》，在叙述故事时，海明威主要采用第三人称非人格化的视角。第三人称视点消除了议论，并于可能时以戏剧呈现代替叙述，它假装只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并经常使用这个人物的视角。
　　刘震云的写作具有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特点，也曾被评价为“零度叙事”，而在其代表作《一句顶一万句》中，也多是采用此种叙述视角，作者只是冷静客观地讲述“小人物”的生存奋斗故事，全书很难感受到情感的流露，无爱无憎、无褒无贬，作者不用感性的表述束缚读者的感受。谈到自己的创作理念时，刘震云也说：“写作并不是写作，而是倾听，并不是你要说什么，而是书里面的人物要告诉你什么。”
　　《麦田里的守望者》则采用了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故事的所有展现内容都只围绕着霍尔顿的内心世界与反应，他愤世嫉俗、渴望逃遁，厌恶成年人的世界，不想戴上虚伪的面具，与尘世同流合污，但他又是一个“麦田的守望者”，希望能保护孩子们的纯真净土，将他们从悬崖上拉回来。但霍尔顿最后却因为安托利尼先生说的，“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而开始重新建设他的“精神家园”。这打破了过去那种和谐、有机、意义单一明晰的封闭的文本结构，文本不再是某种确定意义与价值的载体，需要读者也参与到作品无限延续的游戏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文本设计一种意义，完成向“所指”的不断趋近。这种叙述模式给予读者极大的思考空间，更大程度地尊重读者独特的思考与观念。
　　而根据阿尔杜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说能够通过视角的控制，使读者产生同情，甚至是质问（与某种主体立场完全一致并因此具有主体立场和社会角色）。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也正是因为特殊视角的选择而让我们更能走进人物，去理解、同情，甚至产生质问。
　　四、视角转换
　　从伦理角度考察视角，更应该重视的不应是叙事学界所关注的视角分类，而应该是叙事学界所忽视的视角转换。因为正是有了视角的转换，才让伦理判断更加丰富与可行。
　　例如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就运用聚焦视点的巧妙转换，最大限度地揭示人物内心，表现主题。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贯穿全文，重点关注拉尔夫和西蒙这两个“文明、正义、道德”的代表，增进读者对他们的了解，从而不自觉地领会作者的道德观念。另外，为了提升文本的艺术魅力及张力，小说又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正如读者是借助西蒙的“眼睛”去了解那“血淋淋的猪头”，恐惧、害怕却依然捍卫文明，在黑暗中熠熠生辉的人性给人希望，引人深思。由此我们可知，基于故事表达而精心选择的不同视角利于增强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享受更佳的阅读体验，收获更多的阅读感悟。
　　以上就是叙述视角和伦理判断之间关系的简单分析，也由此可知，视角不仅仅是叙事技巧，其中也蕴含着多样的伦理内涵，而这也有待未来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