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运筹下，中国京剧代表团一行，包括梅兰芳、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名角，访日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对促进中日友好起了积极作用。我当时是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作为中国京剧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参加了出访。这次在日本的演出活动，既充满了鲜花，也有荆棘，台湾国民党当局搞了不少破坏，甚至策划了暗杀、绑架等阴谋活动。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谨以记述这次访日之行始末作为纪念。
　　
　　筹 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日两国尚未恢复正常关系。由于近代以来侵略与反侵略的交恶，加之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使广大日本人民因不了解新中国而存在隔阂与疑惑。然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睦邻关系又十分重要。周总理为化解阻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坚冰，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外交的战略思想，以文化交流和贸易互惠为先导，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逐步达到恢复邦交的目的。1956年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行的。
　　
　　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于1956年3月间组成。代表团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为第一副团长兼总导演，我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刘佳、孙平化任副团长，欧阳山尊任副秘书长；由国家派遣，以民间形式出访日本。全团由中国京剧院和梅兰芳剧团为基础，荟萃了我国许多著名演员，如梅兰芳、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连同音乐、舞美、工作人员共86人，演出剧目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白蛇传》、《三岔口》等大小剧目25出。阵容之强大，剧目之多彩，前所未有。
　　筹备期间，周总理大至洞察全局，小至工作细节，无不躬亲与问，精心擘划。他明确提出代表团挂帅非在日本德高望重的梅兰芳、欧阳予倩莫属。演员名单和剧目也是他审定的。他对我们特别指出：“梅先生早年两度访问日本，影响深远，朋友众多，这次访问要带上子女——葆玖、葆钥和一些老合作者。欧阳老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中国话剧的创始人，又是对京剧艺术革新的先行者，一定要带上他的名作《人面桃花》，展示欧阳派的艺术风貌。”因欧阳老年事已高，便决定欧阳山尊同行，专责照料。周总理亲自审看了全部剧目，一一提出加工意见，有的剧目审看多次，然后批准。
　　周总理既重视出国剧目的艺术质量，又重视出访人员的思想工作。他曾同代表团领导人多次商谈，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他在长篇讲话中，从中日两国双边历史谈到长远友好的政治意义，从此行的方针任务谈到具体活动方式和特殊环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细至仪表、礼节、纪律、安全、与国内保持联系等，无不谆谆叮嘱。最后，他激动地说：“你们是文化使节，是友好先锋。你们此行不仅为了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为了日本人民的最高利益，这就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艺术和平事业。日本人民是诅咒战争、盼望和平的，你们此去一定会受到欢迎。你们的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不过情况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相信大家会胜利归来，86位安全回国，就是胜利！”全团人员深受鼓舞。
　　临行前，周总理又指示我和孙平化要严防反动势力的破坏，告知已安排好我们到日本后，通过苏联驻日商务办事处的电台和他联系。他把该办事处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俩，并嘱严守机密。
　　
　　出 访
　　
　　中国京剧代表团于5月20日从北京出发，经香港于26日飞抵东京。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飞机越过富士山的雪峰，在羽田机场就受到了日本朋友和我国侨胞规模盛大的热烈欢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前首相片山哲致欢迎词时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
　　当代表团住进帝国饭店，已是晚上9点。我和孙平化一一登记、检查前厅成堆的花篮时，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藏有定时炸弹，爆炸的时间定在9点30分，爱国侨胞立即帮助拆除了，从而使我们幸免于难。接着我们又收到恰恰86份完全反华、反共、策反梅兰芳的假《人民日报》。我们团的几个领导人晚餐没顾得用，当即安排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梅兰芳公开申明严正立场，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梅兰芳是新中国的艺术家，此次访日演出，是为了增进中日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只谈艺术，不谈政治，任何政治阴谋，是绝不可能得逞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等对小丑们的无耻行径纷纷披露指责，一家台湾报纸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题目是《撼山易，撼梅兰芳难！》。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搞所谓“挖心战术”，就是妄图把梅葆玖绑架到台湾。我们发了电报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示：“要把葆玖保护好，彻底粉碎反动阴谋!”于是我们开了团长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共同商定了对梅葆玖采取妥善的、不露声色的保护措施：一是为了严守机密和不影响梅葆玖的演出情绪，暂时不告诉他；二是指定少数男演员轮班陪同保护，要求万无一失。梅兰芳对此表示安心和感谢。梅葆玖当时有些不解，回国后以实情相告，他才恍然大悟，感谢党对他的关怀。这是后话。
　　5月30日，中国京剧代表团首次开幕演出，演出了《将相和》、《拾玉镯》、《三岔口》、《贵妃醉酒》，反应十分强烈。几天的戏票早早就抢购一空。那几天日本国会正在“开打”，不少议员还忙中偷闲观赏京剧。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正在看《三岔口》看得着迷，突然有人通知他：“国会来电话，有要紧事请你急速回去!”他起身要走，但是《三岔口》的魅力又使他坐了下来。电话频频催促，他立而复坐者凡三次，终于坚持看完了，然后立起身来慨然叹道：“现在该我去唱《三岔口》了!”代表团的演出十分成功，全场掌声雷动，许多日本朋友上台献花。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宫夫妇上台祝贺，盛赞京剧之美，说：“新中国的京剧既是古典的艺术，又是现代的艺术。”东京附近的城市村镇有很多人远道来看京剧。香港、台北、新加坡也有不少人为看京剧包飞机赶到东京。自1956年5月26日至7月17日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国京剧代表团遍访了东京、大阪、奈良、京都、神户、冈山、广岛、福冈、八幡、爱知、岐阜、名古屋等地，到处洋溢着“东京——北京”的友好呼声，山欢水笑，友情交融，流传着许多动人的友好佳话。
　　整个访问演出活动中，布满了鲜花，但也有不少荆棘。5月30日的首场演出，大轴是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突然有人从三楼向舞台撒下大批反动传单，观众一时骚动。由于梅兰芳临危不惊，镇定自若地从容演唱，观众受其感染，也立即安静下来，使演出得以圆满。台湾特务还时常租用商用直升机，在我们住的饭店上空撒反动传单，租用宣传车，在饭店门外捣乱。我们在大阪演出时，又有特务前来捣乱，因爱国华侨总会会长吴晋文等5人上前制止，甚至被天满警察署诬以“妨碍业务罪”逮捕关押。我团正副团长立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据理力争，吴晋文等人才得以无罪释放。如此种种，反动派都以失败告终。
　　
　　返 国
　　
　　这一切都牵动着周总理的心。他为代表团演出和友好活动的成功，深感欣慰，也为代表团反破坏的斗争日夜牵挂。那时我们和国内的联络只能通过苏联驻日商务办事处的电台。关于代表团的归期和路线，7月15日上午，我们曾向周总理请示，他最初电示：7月17日乘苏联商船回到上海，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在香港有破坏，切勿经香港回国。7月15日深夜，他又电示：海上恐有某国拦截，7月17日改乘去九龙的班机，香港启德机场已安排好有英国武装警察接应。于是我们全团又改乘去九龙的班机。
　　 7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检票口排队查票、验看护照时，凑巧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出示的护照是“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的，这就不能不使我怀疑，按理他应乘去台北的班机，为什么跟我们去九龙呢?上机之后为了安全考虑，我同刘佳、孙平化商量了一下，就派了吴鸣申、李维坤两个大武生把他夹坐在当中，上厕所也跟着。班机经过台北时，按常例需低飞，以便于乘客观赏城市风光。梅兰芳从机窗看到下面车水马龙，低声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怕他紧张，就说：“可能是冲绳吧。”他摇摇头说：“不是，冲绳没有这么繁华。”接着他对身边的姜妙香严肃地说道：“姜先生，下面是台北，如果这班机被迫降的话，我们可得下决心殉了！这样才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毛主席!”姜妙香连连点头回答：“您放心，我跟着，我跟着！”他们的忠诚勇敢，不怕牺牲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还好，班机平安地飞过台北，到达九龙时已经是夜色苍茫了。
　　下机之后，果然有许多英国武装警察在机场等候。我和孙平化趁忙乱之际，扣住审讯了那个可疑之人。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跟我们来九龙？说实话，放了你；说谎话，带回去处理！”那人连忙说：“我说实话，说实话，因为上面弄不清你们去哪，两个班次都派了人，是为了经过台北放信号的。”因为没有得逞，有犯罪动机，无犯罪行为，我们就对他加以斥责，把他放了。于是，200多名英国警察用武装警车把我们护送到深圳车站。进入候机厅查点人数，代表团86位一个不少，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时我们都更深地体会到周总理在临行时嘱咐的“相信大家会胜利归来，86位安全回国，就是胜利”一语的真正分量。
　　回到北京，见到了周总理汇报了此行的情况，他高兴地说：“此次访日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艺术打开了日本人民的心扉，搭起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新桥梁!”事后得知，周总理为了保证代表团安全回国，7月15日彻夜未眠，深夜召见了英国驻华代办，恳切委托他们准时在启德机场武装接应。
　　周总理为全团平安归来彻夜操劳，高度的负责精神，感人至深！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