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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也会在工作忙碌的空隙寻找和享受生活的温馨与美好，这是人之常情。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放在第一位，当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发生冲突时，便有了如下这些十分耐人寻味的“约法三章”。
贺龙给新婚后的周士第“约法三章”
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贺龙的参谋长周士第因揉劳过度累垮了身体。贺龙一面嘱咐后勤、警卫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好周参谋民；一面又指示参谋、作战人员有事直接来找我，尽量减少周参谋长的工作量。但多年来的戎马生涯和强烈的事业心，使得周士第早已养成了一种事必躬亲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因此，他对参谋和作战人员对他的“封锁消息”十分不满，经常为此大动盱火。参谋和后勤人员完不成贺老总交给他们的“特殊任务”，只能找贺龙“告状”。
贺龙找来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一起商量解决此事的良方。甘泗淇提出应该给还打着光棍的周士第成亲，让他的妻子来照顾他可能是最好的办法。据他观察，周士第对一位名叫张剑的女同志颇有好感……贺龙听了甘泗淇的话，连连点头。关向应也非常同意这个提议。贺龙第二天就把周士第找了来。周士第刚一进门，贺龙就给他来了个先发制人：“老周，近些日子可是有人来我这里告你的‘状’了。”周士第乍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听贺龙又说：“昨晚我和关政委和老甘合计了一下，都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得解决一下不可了。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你明确地表个态。”
这一路昕下来，周士第还以为自己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就站起来说：“老总，同志们有啥反映，你就直说好了，我一定诚恳地接受，坚决改正!”“好哇，仿越次可得真拿出点实际行动来!”贺龙让周士第做出进一步“保证”。周士第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共产党人说话都是算数的!”见他的认真劲儿上来了，贺龙还要再卖一下关子：“老周，事情不算太大，可也不能算小……”周士第再也按捺不住了，着急地大声说道：“老总，存舍事饷，嫩础巴洲是这样，最近同志们纷纷反映，你不爱惜革命的本钱，搞垮了自己的身体。这怎么成?”“原来是这么回事呀!老总，你别听他们瞎叽咕。你看，我这身体不是蛮结实的吗?”“哼!五尺高的汉子都瘦成干猴筋了，还嘴硬呢!同志，我给你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搞垮了身体，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老周啊，考虑到你近来的身体状况和工作分量，我和老甘他们合计了一下，与其给你增加参谋人员，还不如干脆尽快把你和小张的婚事办了，这样一来，不仅你生活上有人照料，工作中也多个帮手。我今天把你叫来就是要给你保这个大媒的……”
一听说贺老总要给自己保媒，周士第急得涨红了脸，站起来抢过话头说：“老总，现在这情况，哪里还顾得上谈这个呀!”“怎么，难道你还真要拣个黄道吉日才娶老婆不成?”贺龙随即又扳起脸来说道：“老周，你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让你和小张现在成婚，也不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小张是个好同志，决不会成为你的包袱和累赘。相反，她还会减轻你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许多负担，使你能腾出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考虑工作……”见周士第张嘴还想申辩什么，贺龙一伸手将他按回到椅子上，继续说道：“老周啊，你已人到中年，也该成个家了。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只要对革命事业有益无损，个人的事情为何不可以兼顾?我给你讲，不要钻牛犄角了。除非你不喜欢小张，否则这个大媒，我是保定了!”
周士第这下没话说了。与此同时，甘泗其和李贞夫妇也做张剑的工作。张剑对周士第是充满敬慕的，她很愿意同周士第结为革命伴侣。
没过几天，贺龙便亲自张罗了周士第和张剑的婚礼，在简朴的婚宴上，大家谈笑风生，贺龙调侃道：“小张同志，老周这个人若论行军打仗，冲锋陷阵，那可真是不含糊。可要讲到注意身体，就差远了。从现在起，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他要是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尽管来找我。”说着，贺龙扫了一眼坐在一边含笑不语的周士第，又一字一顿地说道：“老周，你莫以为我是在讲笑话哟!今天当着关政委和老甘的面，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一、在小张面前，不准你耍大男子主义；二、不准你摆参谋长的架子；这第三嘛，在生活上，你要乖乖地听小张同志的安排和指挥。不然的话，我可要去干涉你们的‘内政’了!”
就这样，周士第和张剑就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缔结了良缘。从此周士第认真遵守着贺龙给他制定的“约法三章”，同妻子张剑患难与共、恩恩爱爱地度过了近40个春秋。
胡耀邦和李昭一辈子都在践行着他们婚前的“约法三章”
胡耀邦和李昭相识于1942年，那一年，胡耀邦27岁，李昭还不满21岁。
一天晚上，胡耀邦和李昭在延安郊外畅谈心曲。“李昭同志，我们为了一个共同韵目标，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是建立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胡耀邦的话，打破了夜晚的沉寂。李昭沉默片刻，才鼓起勇气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耀邦，我了解你，你才华横溢，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襟怀坦荡，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高级干部，可我……”“你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大学生，来到延安，刚到人党年龄，就成为了党的一员，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让我们携手共进吧!”胡耀邦说。
这对革命情侣终于走到了一起。结婚前，他们“约祛三章”：一、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生活的伴侣；二、建立小家庭后，不忘共同的事业，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大方向；三、能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共进。在他们以后共同生活的48年里，自始至终都没有违背过这个“约祛三章”。
1942年冬天，胡耀邦和李昭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年以后，他们的大儿子呱呱坠地。当时，延安盛行的男女平等的风气，为了表示夫妻相互间的尊重，他们还约定，如果生了儿子就随父亲姓胡，生了女儿则随母亲姓李。以后，他们也确实履行了这个约定。
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革命斗争的紧急关头，他常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深入前线指挥。一次，他率部连续苦战，身陷重围，随身携带的文件和香烟全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连穿在身上的衣服也被打了几个窟窿，险些丧生。面对连天的炮火和如雨的子弹，他做好了随时以身殉职的准备。在前沿阵地，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李昭，战争是残酷的，作为一名军人，随时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假若我牺牲在战场上，你千万要坚定、镇静，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当李昭接到这封上面沾满了血迹的家书时，还以为他已经牺牲了。等到战役结束，胡耀邦平安归来，夫妻相拥而泣，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解放后，胡耀邦担任了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一千10年，这和他在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少共中央的工作有关。李昭则一直在北京市工作。他们一共生育了三子一女，按照他们在延安的约定，儿子姓胡，女儿姓李。但他们的二儿子却是姓刘。原来，在他刚出生不久，由于李昭不愿因为要照顾孩子而耽误革命工作，于是就把他送给了根据地的老乡刘世昌当儿子，名叫刘湖。
“文革”开始后，已被调到西安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仍被当成是团中央“第一号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但无论“造反派”怎样斗他，他都岿然不动，从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昭也遭到了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曾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分居五处：胡耀邦在河南的一个农场劳动；长子和三子均在部队锻炼；女儿在一家偏远的工厂，二儿子则往返于北京、延安之间，只有李昭一人“留守”在家中。每周，李昭都会给丈夫和孩子写信，倾诉心曲，寄托祝愿和期望。胡耀邦夫妇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也都特别严格，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不久，曾专门召开过一个家庭会议，他严肃地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牟取私利，做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他还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深省的话：“公则明，廉则威，正人须先正己。否则，就会上粱不正下粱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先后出现了“经商热”和“出国热”，但这些都与胡家的子孙无缘。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被送进医院。15日早晨，李昭赶到医院，见了丈夫最后一面。李昭凝视着胡耀邦那安详的遗容，回想起他们48年的夫妻恩爱，心痛欲绝。
黄克诚和唐棣华夫妇一生恪守的“约法三章”
1941年，时年40岁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和25岁的来自山东的女大学生唐棣华在苏北根据地喜结连理。
唐棣华在山东大学读大二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军进攻青岛时，大家纷纷往徐州方向撤退。她参加了—个宣传队，被派往苏北宣传抗日。唐棣华第—次见到黄克诚，是在当地干部和群众欢迎新四军的—个集会上。后来，一位名叫宋乃德的同志代表党组织找她谈话，说黄师长为了革命事业，都快40岁了，还没有成家，请她考虑一下可否嫁给黄师长。
对此，唐棣华虽然觉得很突然，但还是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
新婚之际，黄克诚认真严肃地和唐棣华谈了一次话，内容就是“约法三章”。黄克诚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第一条，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条，我所处的工作岗位很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第三条，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唐棣华当时觉得第一条、第三条都还好接受，唯有这第二条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味道。不过，她还是从这次谈话中感受到了黄克诚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婚后不久，唐棣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想因此而干扰黄克诚的工作，于是悄悄找了当地的—个民间医生，把胎儿打掉了。因为当地医疗条件差，再加上她打胎的第三天她就跑出去开会了，结果受了风寒，发起了高烧，腿都肿了，差一点截肢。第四军军部为此向全军发出通令：不准女同志私自打胎。这大概是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份不准打胎的文件。
两年以后，他们的大女儿呱呱坠地。因为忙于军务，黄克诚没在妻子分娩时赶到她身旁。后来，唐棣华又生了两儿一女，黄克诚也都因为公务繁忙而没能在床前照顾。唐棣华很能理解丈夫的苦衷，更多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然而，生活并不像“约法三章”规定的一条一条的那么好区分。有时，一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事，在黄克诚眼里就成了损害党的利益的事。一次，后勤部门给唐棣华送来一块小花布，让她给女儿黄楠裁件衣服。她收下了这块小花布，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当黄克诚知道这件事后，竟勃然大怒，说：“你这是在搞特殊化!这不是以个人利益损害党的利益是什么!”唐棣华事后想想：可不是嘛，全师上下都穿着灰军装，唯独自己的女儿穿着花衣服，这怎么行呢。
解放后，黄克诚先是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52年底，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两年后又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等要职。唐棣华则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地位变了，生活变了，但黄克诚夫妻的“约法三章”始终没有变。他们不仅自己严格信守前约，还把这种共产党人所特有的约束自身的信条，延伸到了他们的子女身上。据他们的小女儿黄梅说：“父亲和母亲用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着自己的言行，律己和治家一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是由公家安排的，住的比较宽敞外，其他的都很简单。我们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多由外婆亲手缝制。家里还种有几棵刀豆、几窝南瓜。一段时间，吃菜经常是豆角南瓜，把人都吃烦了，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公家给父亲配备的小车，孩子们是极少能坐的。我年幼时多病滞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我还记得雨天里，我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帘子的三轮车里，扬扬水水往医院赶的情景……”
后来，黄克诚身陷囹圄18年，其间，妻子唐棣华一如既往地守护着他，不离不弃，与他同甘共苦。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将军辞世。唐棣华和黄克诚夫妻情深40多年，她在病榻上为丈夫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为人复何求，少连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
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国运日新，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
张宁据《党史纵横》武笑文/文 整理
贺龙给新婚后的周士第“约法三章”
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贺龙的参谋长周士第因揉劳过度累垮了身体。贺龙一面嘱咐后勤、警卫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好周参谋民；一面又指示参谋、作战人员有事直接来找我，尽量减少周参谋长的工作量。但多年来的戎马生涯和强烈的事业心，使得周士第早已养成了一种事必躬亲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因此，他对参谋和作战人员对他的“封锁消息”十分不满，经常为此大动盱火。参谋和后勤人员完不成贺老总交给他们的“特殊任务”，只能找贺龙“告状”。
贺龙找来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一起商量解决此事的良方。甘泗淇提出应该给还打着光棍的周士第成亲，让他的妻子来照顾他可能是最好的办法。据他观察，周士第对一位名叫张剑的女同志颇有好感……贺龙听了甘泗淇的话，连连点头。关向应也非常同意这个提议。贺龙第二天就把周士第找了来。周士第刚一进门，贺龙就给他来了个先发制人：“老周，近些日子可是有人来我这里告你的‘状’了。”周士第乍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听贺龙又说：“昨晚我和关政委和老甘合计了一下，都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得解决一下不可了。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你明确地表个态。”
这一路昕下来，周士第还以为自己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就站起来说：“老总，同志们有啥反映，你就直说好了，我一定诚恳地接受，坚决改正!”“好哇，仿越次可得真拿出点实际行动来!”贺龙让周士第做出进一步“保证”。周士第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共产党人说话都是算数的!”见他的认真劲儿上来了，贺龙还要再卖一下关子：“老周，事情不算太大，可也不能算小……”周士第再也按捺不住了，着急地大声说道：“老总，存舍事饷，嫩础巴洲是这样，最近同志们纷纷反映，你不爱惜革命的本钱，搞垮了自己的身体。这怎么成?”“原来是这么回事呀!老总，你别听他们瞎叽咕。你看，我这身体不是蛮结实的吗?”“哼!五尺高的汉子都瘦成干猴筋了，还嘴硬呢!同志，我给你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搞垮了身体，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老周啊，考虑到你近来的身体状况和工作分量，我和老甘他们合计了一下，与其给你增加参谋人员，还不如干脆尽快把你和小张的婚事办了，这样一来，不仅你生活上有人照料，工作中也多个帮手。我今天把你叫来就是要给你保这个大媒的……”
一听说贺老总要给自己保媒，周士第急得涨红了脸，站起来抢过话头说：“老总，现在这情况，哪里还顾得上谈这个呀!”“怎么，难道你还真要拣个黄道吉日才娶老婆不成?”贺龙随即又扳起脸来说道：“老周，你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让你和小张现在成婚，也不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小张是个好同志，决不会成为你的包袱和累赘。相反，她还会减轻你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许多负担，使你能腾出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考虑工作……”见周士第张嘴还想申辩什么，贺龙一伸手将他按回到椅子上，继续说道：“老周啊，你已人到中年，也该成个家了。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只要对革命事业有益无损，个人的事情为何不可以兼顾?我给你讲，不要钻牛犄角了。除非你不喜欢小张，否则这个大媒，我是保定了!”
周士第这下没话说了。与此同时，甘泗其和李贞夫妇也做张剑的工作。张剑对周士第是充满敬慕的，她很愿意同周士第结为革命伴侣。
没过几天，贺龙便亲自张罗了周士第和张剑的婚礼，在简朴的婚宴上，大家谈笑风生，贺龙调侃道：“小张同志，老周这个人若论行军打仗，冲锋陷阵，那可真是不含糊。可要讲到注意身体，就差远了。从现在起，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他要是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尽管来找我。”说着，贺龙扫了一眼坐在一边含笑不语的周士第，又一字一顿地说道：“老周，你莫以为我是在讲笑话哟!今天当着关政委和老甘的面，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一、在小张面前，不准你耍大男子主义；二、不准你摆参谋长的架子；这第三嘛，在生活上，你要乖乖地听小张同志的安排和指挥。不然的话，我可要去干涉你们的‘内政’了!”
就这样，周士第和张剑就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缔结了良缘。从此周士第认真遵守着贺龙给他制定的“约法三章”，同妻子张剑患难与共、恩恩爱爱地度过了近40个春秋。
胡耀邦和李昭一辈子都在践行着他们婚前的“约法三章”
胡耀邦和李昭相识于1942年，那一年，胡耀邦27岁，李昭还不满21岁。
一天晚上，胡耀邦和李昭在延安郊外畅谈心曲。“李昭同志，我们为了一个共同韵目标，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是建立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胡耀邦的话，打破了夜晚的沉寂。李昭沉默片刻，才鼓起勇气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耀邦，我了解你，你才华横溢，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襟怀坦荡，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高级干部，可我……”“你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大学生，来到延安，刚到人党年龄，就成为了党的一员，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让我们携手共进吧!”胡耀邦说。
这对革命情侣终于走到了一起。结婚前，他们“约祛三章”：一、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生活的伴侣；二、建立小家庭后，不忘共同的事业，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大方向；三、能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共进。在他们以后共同生活的48年里，自始至终都没有违背过这个“约祛三章”。
1942年冬天，胡耀邦和李昭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年以后，他们的大儿子呱呱坠地。当时，延安盛行的男女平等的风气，为了表示夫妻相互间的尊重，他们还约定，如果生了儿子就随父亲姓胡，生了女儿则随母亲姓李。以后，他们也确实履行了这个约定。
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革命斗争的紧急关头，他常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深入前线指挥。一次，他率部连续苦战，身陷重围，随身携带的文件和香烟全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连穿在身上的衣服也被打了几个窟窿，险些丧生。面对连天的炮火和如雨的子弹，他做好了随时以身殉职的准备。在前沿阵地，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李昭，战争是残酷的，作为一名军人，随时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假若我牺牲在战场上，你千万要坚定、镇静，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当李昭接到这封上面沾满了血迹的家书时，还以为他已经牺牲了。等到战役结束，胡耀邦平安归来，夫妻相拥而泣，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解放后，胡耀邦担任了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一千10年，这和他在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少共中央的工作有关。李昭则一直在北京市工作。他们一共生育了三子一女，按照他们在延安的约定，儿子姓胡，女儿姓李。但他们的二儿子却是姓刘。原来，在他刚出生不久，由于李昭不愿因为要照顾孩子而耽误革命工作，于是就把他送给了根据地的老乡刘世昌当儿子，名叫刘湖。
“文革”开始后，已被调到西安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仍被当成是团中央“第一号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但无论“造反派”怎样斗他，他都岿然不动，从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昭也遭到了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曾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分居五处：胡耀邦在河南的一个农场劳动；长子和三子均在部队锻炼；女儿在一家偏远的工厂，二儿子则往返于北京、延安之间，只有李昭一人“留守”在家中。每周，李昭都会给丈夫和孩子写信，倾诉心曲，寄托祝愿和期望。胡耀邦夫妇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也都特别严格，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不久，曾专门召开过一个家庭会议，他严肃地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牟取私利，做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他还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深省的话：“公则明，廉则威，正人须先正己。否则，就会上粱不正下粱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先后出现了“经商热”和“出国热”，但这些都与胡家的子孙无缘。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被送进医院。15日早晨，李昭赶到医院，见了丈夫最后一面。李昭凝视着胡耀邦那安详的遗容，回想起他们48年的夫妻恩爱，心痛欲绝。
黄克诚和唐棣华夫妇一生恪守的“约法三章”
1941年，时年40岁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和25岁的来自山东的女大学生唐棣华在苏北根据地喜结连理。
唐棣华在山东大学读大二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军进攻青岛时，大家纷纷往徐州方向撤退。她参加了—个宣传队，被派往苏北宣传抗日。唐棣华第—次见到黄克诚，是在当地干部和群众欢迎新四军的—个集会上。后来，一位名叫宋乃德的同志代表党组织找她谈话，说黄师长为了革命事业，都快40岁了，还没有成家，请她考虑一下可否嫁给黄师长。
对此，唐棣华虽然觉得很突然，但还是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
新婚之际，黄克诚认真严肃地和唐棣华谈了一次话，内容就是“约法三章”。黄克诚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第一条，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条，我所处的工作岗位很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第三条，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唐棣华当时觉得第一条、第三条都还好接受，唯有这第二条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味道。不过，她还是从这次谈话中感受到了黄克诚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婚后不久，唐棣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想因此而干扰黄克诚的工作，于是悄悄找了当地的—个民间医生，把胎儿打掉了。因为当地医疗条件差，再加上她打胎的第三天她就跑出去开会了，结果受了风寒，发起了高烧，腿都肿了，差一点截肢。第四军军部为此向全军发出通令：不准女同志私自打胎。这大概是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份不准打胎的文件。
两年以后，他们的大女儿呱呱坠地。因为忙于军务，黄克诚没在妻子分娩时赶到她身旁。后来，唐棣华又生了两儿一女，黄克诚也都因为公务繁忙而没能在床前照顾。唐棣华很能理解丈夫的苦衷，更多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然而，生活并不像“约法三章”规定的一条一条的那么好区分。有时，一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事，在黄克诚眼里就成了损害党的利益的事。一次，后勤部门给唐棣华送来一块小花布，让她给女儿黄楠裁件衣服。她收下了这块小花布，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当黄克诚知道这件事后，竟勃然大怒，说：“你这是在搞特殊化!这不是以个人利益损害党的利益是什么!”唐棣华事后想想：可不是嘛，全师上下都穿着灰军装，唯独自己的女儿穿着花衣服，这怎么行呢。
解放后，黄克诚先是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52年底，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两年后又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等要职。唐棣华则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地位变了，生活变了，但黄克诚夫妻的“约法三章”始终没有变。他们不仅自己严格信守前约，还把这种共产党人所特有的约束自身的信条，延伸到了他们的子女身上。据他们的小女儿黄梅说：“父亲和母亲用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着自己的言行，律己和治家一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是由公家安排的，住的比较宽敞外，其他的都很简单。我们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多由外婆亲手缝制。家里还种有几棵刀豆、几窝南瓜。一段时间，吃菜经常是豆角南瓜，把人都吃烦了，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公家给父亲配备的小车，孩子们是极少能坐的。我年幼时多病滞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我还记得雨天里，我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帘子的三轮车里，扬扬水水往医院赶的情景……”
后来，黄克诚身陷囹圄18年，其间，妻子唐棣华一如既往地守护着他，不离不弃，与他同甘共苦。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将军辞世。唐棣华和黄克诚夫妻情深40多年，她在病榻上为丈夫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为人复何求，少连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
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国运日新，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
张宁据《党史纵横》武笑文/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