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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家族研究需引入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实现家族档案学与具体家族档案研究的双向观照。家族档案学不仅应关注家族档案，还应将家族档案题跋纳入研究范畴，分析它们的形态与意义。四明史氏家族以丰富的家族档案及其题跋，堪称家族档案学用于具体分析的上佳样本。
[关键词]家族档案;题跋;形态;四明史氏家族
[中图分类号]K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2-0124-05
家族档案是家族文献中重要而特殊的部分。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家族视角或家族研究中，人们重点关注和运用的家族文献有家集（或别集）、墓志、家谱等。这些文献能从不同角度展示某一家族的世系源流、成员构成及文化学术成就等，是家族研究的基本史料。而随着家族研究的深入，档案学的观点与方法无疑应被引入，从而推动家族档案的发掘与解读，拓展家族文献的疆域。因为就史料的原始性与可靠性而言，家族档案都无出其右。本文即试图在全面梳理四明史氏家族档案的基础上，实现家族档案学与具体家族档案研究的双向观照。
一、家族档案形态与史氏家族档案
家族档案指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其历史形态有印纸、告身、敕封、书札、画像、契约等。这些档案蕴含着某一家族或其家族成员的历史信息，是其在历史存在中的直接证明，第一手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一般来说，家族档案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分散的、个别的，如告身，作为士人仕履的证明文件，宋代现存的尚有《司马光拜相告身》《范纯仁告身》《司马光告身》《司马仅告身》《吕祖谦告身》以及2005年在浙江省武义县发现的徐谓礼随葬文书中的十份告身录文副本。这些档案是证明历史人物的仕履、身份的直接文件，在其身后，常作为遗物而被子孙后代加以珍藏，从而具备家族档案意义。另一种则是集中的、全体的，其中，家谱可谓最能体现这一形态的文献。明清家谱一般由谱序、题辞、凡例、谱论、恩荣、图、节孝、像赞、考、宗规家训、祠堂祠产坊墓、派语、世系、世系录、传记、仕宦录、志、杂记、文献、修谱姓氏、五服图、余庆录、领谱字号等组成。其中，恩荣也称告身、诰敕、赐谕、公文，像赞则为祖宗画像及赞语，杂记则包括契约、合约、诉讼文书等在内。这三个类目所收档案大多直接反映了家族的祖先记忆、政治荣耀、财富状况及社会地位，因为在家谱中是集中呈现的，所以它们作为整体的家族档案意义更为突出。
家族档案主要有两种流传形态。因家族档案常是文字的或者图像的，所以需要依附于简牍、纸张、石刻等物质方能流传，但这些物质的保存与流传又有一定时间限度，这就导致了家族档案在流传形态上存在差异，形成了家族档案的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原生形态指的是以本来面貌流传至今的，而脱离本来面貌，以副本、拓本、抄本或刻本流传下来的则为次生形态。前者是第一手的，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经过了人为的筛选或加工。当然，由于二者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它们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以上述家族档案形态学的视野来观照史氏家族档案，可发现其丰富性。其中，最具有文物价值的是原生形态的史氏家族档案，主要有两种：一种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史浩行书《抱疴帖》，纵30.8厘米，横55.6厘米，乃为答谢友人问安之帖而作的回帖，字体安闲，笔势洒脱;另一种为《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乃史氏家族档案的瑰宝。对此，留待后文详述。
相对而言，次生形态的史氏家族档案则较多。书帖方面，有史浩行书《霜天帖》，乃史浩因致仕而谢时相“吹奖有素”之帖，见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拓本《三希堂法帖》第十七册;敕命方面，以史弥远为例，明初尚有其除拜制词集中流传，郑真《书史卫王除拜词制后》云：“按史卫王除拜词制凡十一篇，其文详赡整蔚，极当时制作之盛。至其褒奖之厚，虽古之周召伊傅，何以加哉！”这些制词目前尚能从宋人文集中搜觅二三，如真德秀文集中即有《史弥远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复右丞相奉化郡开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制》《史弥远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加食邑食实封制》《史丞相回授加恩进封永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制》等。其他人如史浩、史嵩之等人的除拜制词亦散见于宋代典籍中，所在多有;家谱方面，所收史氏家族档案亦多，仅就民国时期所修《四明古藤史氏宗谱》而言，其凡例之一云：“自原序而外，复于会稽、车厩两谱内择其有关吾宗祖德旧迹者采入补录，以广闻见。”本着彰显“祖德旧迹”的目的，该谱卷二即收多种家族档案，如“敕命”类计13道，序跋、歌诗文字则有多篇。总之，次生形态的史氏家族档案是非常丰富的，或集中呈现，或散见于各处，若加以搜集，定有补于家族文献。
二、家族档案题跋的功能、性质与史氏家族档案题跋
家族档案题跋是指基于家族档案而作的题跋文字。作为题跋的一种，其与诗文题跋、书画题跋等可同类而观，具有题跋的一般特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其词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而家族档案题跋在创作动机、文体功能与风格上亦不出此范围。由于题跋对象为家族档案的限制，这类题跋自然侧重于家族历史文化的诠解与阐发。
从产生机制上来说，家族档案题跋因家族档案而产生，不可避免地具有附属性。这种附属性不仅表现为其在形式上常出现在原生状态或次生状态的家族档案之后，成为“寄生”文体，还特别表现在功能上，它需要紧密围绕着所题跋的家族档案而进行信息的还原、补充、发挥等，在内容上有规定性。不过，题跋之于家族档案来说也有一定的再造性，可从多个方面揭示家族档案的价值意义，使“死”的家族档案“活”起来。兹举一例说明之。全祖望曾对制词的价值感到困惑，他说：“每读宋人文集，两制文字最多，或疑其无益，不知有补于世家之文献非浅也。”“疑其无益”缘于制词“死”的没有价值的状态，而“有补于世家之文献”则发现了制词“活”的有价值的一面，因此为了阐发家族档案的这一价值，全祖望常撰题跋加以发掘，其《鲒琦亭集》卷三六有“告身跋十一、诗卷跋一、墓石跋四、祭章跋二，計十八首，皆全氏之掌故也”，就是运用题跋钩稽其先祖事迹、德业，对“世家之文献”作补充。在此，题跋虽依附于家族档案而产生，却是家族档案由“死”而“活”的重要手段，起到了诠释家族档案意义的作用。 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家族档案失传，而其题跋本身却流传了下来，从而使得家族档案题跋的附属性弱化而独立性彰显。这样一来，大量的家族历史文化信息便借助于家族档案题跋而非家族档案才得以保存、延续。因此，这类家族档案题跋所拥有的独立的史料价值便值得重视。
在史氏家族文献中，档案题跋是一个富饶的存在。其中，既有依附于原生形态的家族档案而存在的题跋。如《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中的清人题跋，便是附于画像、传记之后，并与之共同装裱在一册，成为一个整体的;也有与次生形态的家族档案结合在一起的题跋，如袁桷文集中的《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便是照录史浩尺牍在前，袁桷所作题跋在后的形式。由于所依附的史氏家族档案早已杳然无存，更多的史氏家族档案题跋则是以独立形态而存在的，兹类甚多，稍加缕述于下。
四明史氏在南宋政治地位崇隆，所得诏敕甚多，除前文已提及的史弥远除拜制词外，另如史浩“晚治第西湖之左，裒两朝所赐御书，建阁以奉之，因奏闻。孝宗书‘明良庆会之阁’以赐”。对于该阁所藏“御书”，史浩作有不少题跋，其中保存在其文集《郧峰真隐漫录》卷三六，有《跋御笔赐母咸安太夫人酒果》《跋御笔奖谕诏》《跋御书圣主得贤臣颂》《跋御制曲宴澄碧殿诗》《跋御制长春花诗》《跋高宗皇帝御笔赐香茶送行》《跋御制东归送行诗》《跋御制入谢送行诗》《跋御书明良庆会之阁》《跋御草书旧学二字》《跋御真书旧学二字》等。后来，明良庆会之阁遭遇火灾，所藏御书被毁，则史浩题跋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家族档案意义。
他人所作的史氏家族档案题跋也应时出现，其中，尤以称道史浩荐贤之举者为多。如楼钥《跋史太师答范参政荐崔宫教帖》直叹“太师魏郡王闻人一善则志之，随时荐用，不遗余力。”又其《跋史文惠公帖》云：“四明沈氏累世为儒，钥幼年犹及识博罗公，是生三子。长字公权，为乡人师表，晚始得官。太师史文惠王笃布衣之交，荐之孝宗，上殿，改秩，为绍兴签判。”陈傅良《跋史丞相祭诸葛梦叟文》云：“梦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声迹不著，丞相乃独得之，何哉？丞相门生故吏满天下，不闻有得此于丞相者，梦叟顾一见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异于今;梦叟之取于人也，尤异于今矣。”真德秀《史太师与通奉帖》云：“方其柄国时，护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体肤，在廷诸贤持议间有不同而包涵容养，亡秋毫忿疾意。异时复还宰路，所荐进皆海内第一流，不以同异为用舍。”上引四则题跋的对象或是书帖，或是祭文，皆为史浩所作，具有原始档案意义，而题跋内容也是就这些档案来考订史浩荐贤得人的事实，褒奖其爱惜人才之意。从上述题跋所述来看，无论“布衣之交”，还是“声迹不著”者，抑或“海内第一流”之人，史浩皆能“包涵容养”，荐为时用。这也印证了全祖望在《跋宋史史浩传后》中所作的“其立朝，能力荐贤者”的评价。此外，史浩与佛教的关系密切，楼钥《跋史魏公与心闻禅师帖》云：“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闻，爱其子孙，至今不忘。明书记，其从孙也，持魏公书偈来，读之益信二老相得之深。传播丛林，又为裴相国与黄蘖禅师添一重公案。”则为考察史浩的佛禅活动与思想提供了线索。
明初郑真志在搜集四明文献，有《四明文献集》传世，加之其作为史氏女婿的身份，故对四明史氏家族档案格外留心，其所作史氏家族档案题跋甚夥，集中有《读史氏手书三朝政要》《书史卫王除拜词制后》《跋史观文与从侄菊屏君帖》《跋史忠清公贻其兄判部尚书墨迹》《跋史越王进陈正言禾四经解札子》《跋史观文贻其从侄司户世卿书》《跋史连州挽诗及书后》《跋史氏父子问遗帖》《跋文林郎史世卿诰》《题史忠清公帖》《跋史氏官诰及忠清公亲帖》等。这些题跋考证相关史氏家族档案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去伪存真，意义不小，兹举一例。郑真撰《故宋文林郎史公墓表》，墓主为史世卿（自号菊屏），其中不少材料即来自史氏家族档案，如他在《跋史忠清公贻其兄判部尚书墨迹》中所提到的两种：“某以晚生托婿史氏，得见公（史宅之）所与永国公书及会卿绫诰一通，因著菊屏墓表，特书其事。”所谓史宅之“与永国公书及会卿绫诰一通”所关何事？郑真《跋史氏官诰及忠清公亲帖》有所揭示：“忠清欲以其泽与宗侄世卿改奏回授，且奉书丞相永国斡旋成就。”即史宅之意图将其殇子史会卿恩泽改奏回授于史世卿，故作书与郑清之，请其在皇帝面前促成此事。在此，家族档案、家族档案题跋、墓志便形成了一条资料链，对于家族史实的再现有重要意义。
三、《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史氏家族档案的瑰宝
《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包括31位宋元史氏家族成员的画像、传记，以及19则清人题跋，1992年由宁波市江东区档案馆征集收藏，并于2003年由國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该画像原由史义震在清代道光年间从族人处购得，并邀人题跋其后，重新装裱成册。该档案一度被史氏后人视为“族宝”，“以前只有在家族公祭或重要节庆时才开启木箱出示”。目前，已有学者对该档案的创制年代及相关价值作了探讨，但对该档案题跋所涉甚少，故本部分重点论之。
史家祖宗画像题跋共19则，作者可分为三类：一是与史义震同里的后进之士，如王德沛、韩崑、徐受荃、王升、张燮、王德洽、董澜、陈铭海、陈权、汤家彦、叶熊、张煊、童槐、张嘉金等，他们与史义震有一定的学缘关系;二是史义震的亲戚，如孙婿王允中、张渠，外甥辈陈仅;三是同僚，有阳羡程璋。这份作者名单显示了史义震当时的交游情况，他们通过史家祖宗画像构建了一种人际网络，体现了史氏家族档案对史氏家族自身之外的辐射力。这些人虽然名位不显，但皆能通过题跋而对史氏家族文化进行一定发覆。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重视史氏家族兴起的经学因素。张嘉金所作第19则题跋云：
因憬然思非常之流必本非常之源，史氏之勋名事业，其所由来，夫人知之，不待辞赘矣。抑其间尤难者，紫阳朱子所传经义、《语》《孟》诸解，每每推崇直翁先生论说为大有当，而直翁先生亦竭力援引朱子，俾以定学，施之经济。及更历六七世，而果斋先生又复上揭紫阳之传，下启孔浦两程夫子之学。 这一题跋在探讨“史氏之勋名事业，其所由来”时，特别提到了经学因素。据其所言，史浩（字直翁）与史蒙卿（号果斋）为史氏家族经学的代表。前者有《尚书讲义》《周礼天官地官讲义》等，其中某些见解曾为朱熹所称道;后者对于朱学有承传之功。张嘉金在此对史氏家族经学的论说只是概括而言的，事实上，史氏经学人物远不止于此，《宋元学案》就曾将六人列入学案，如史浩入《橫浦学案》，而“谢山《学案札记》：‘宰辅家登《学案》者，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定子忠宣弥坚，从子文靖弥忠、独善弥巩，及忠定孙朝奉守之，并见《慈湖学案》;独善孙蒙卿自为《静清学案》。”六人中，史浩为学受张九成影响，之后“四明史氏皆陆学，至静清始改而宗朱，渊源出于莲塘昱氏。然尝闻深宁不喜静清之说《易》，以其嗜奇也，则似乎未必尽同于朱。其所传为程畏斋兄弟，则纯于朱者”，指出了四明史氏的学术异同与学术影响。但就家族学术本身而言，从史浩至史蒙卿，其渊源有自，确是研究史氏家族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议题。
其二，重视全祖望关于史氏家族的研究成果。
全祖望为四明人，对史氏家族颇多论述，如《湖语》《真隐观洞天古迹记》《史魏王周礼讲义序》《鄮峰真隐漫录题词》《跋宋史史浩传后》《跋史方叔朴语》《题史秦州友林集》《答万九沙编修问史参政遗事帖子》《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答九沙先生问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甬上族望表》等。诸家题跋述及史氏者，常引全祖望观点为助，如董澜所作第8则题跋云：“昔全谢山先生搜辑四明文献，于史氏四宰执各网罗轶事，以补史乘之阙。其自固叔而下，或以政绩著，或以经术传，或以文章显，皆能一洗宗衮之习。其遗集亦不下数十种，至今读其书，可想见其人。”陈铭海所作第9则题跋云：“后读谢山全太史诸集，未尝不推服史氏世德，如冀国太夫人之苦节，八行公之纯孝，直翁之知贤，沧州、独善之品行，碧址之清格，以及虚舟、果斋之理学，文章政事，伟烈丰功，与南宋相终始，足与万氏相颉颃焉。”张渠第13则题跋云：“全太史《四明族望表》，史氏为最。”这些关于史氏家族历史文化的论述，基本借鉴了全祖望的研究，则全祖望在史氏家族研究史上的地位应予充分认知。
上述两点是关于题跋内容的简单发覆，而通观这些题跋，其论述思路并不出于考古证今，即从各角度梳理史氏祖宗的节行、政事、学术等，以见史氏之盛;又发扬题跋立法垂戒的文体功能，赞赏于史义震发扬祖德的孝思、孝行，笃信于史氏家族的复兴、光大。这一思路实际上是传统宗族思想的再现，即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文言》），强调祖宗之德荫，“昭兹来许，绳其祖武”（《诗经·下武》），要求后世子孙不坠宗风。要之，这19篇清人题跋的意义，当从此角度加以探究。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四明史氏家族为例，梳理了与之相关的家族档案及其题跋。这些档案及其题跋的形态非常丰富，而其价值与意义也应放到家族档案学的视域中方能得到诠解。目前，作为一个学科方向，家族档案学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学术同人进行艰苦的开掘与建构，笔者虽有意探究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但由于案例不够充分，所以欲实现家族档案学与具体家族档案研究的双向观照尚需时日。不足之处，敬祈专家有以教之。
责任编辑：梁一群
[关键词]家族档案;题跋;形态;四明史氏家族
[中图分类号]K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2-0124-05
家族档案是家族文献中重要而特殊的部分。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家族视角或家族研究中，人们重点关注和运用的家族文献有家集（或别集）、墓志、家谱等。这些文献能从不同角度展示某一家族的世系源流、成员构成及文化学术成就等，是家族研究的基本史料。而随着家族研究的深入，档案学的观点与方法无疑应被引入，从而推动家族档案的发掘与解读，拓展家族文献的疆域。因为就史料的原始性与可靠性而言，家族档案都无出其右。本文即试图在全面梳理四明史氏家族档案的基础上，实现家族档案学与具体家族档案研究的双向观照。
一、家族档案形态与史氏家族档案
家族档案指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其历史形态有印纸、告身、敕封、书札、画像、契约等。这些档案蕴含着某一家族或其家族成员的历史信息，是其在历史存在中的直接证明，第一手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一般来说，家族档案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分散的、个别的，如告身，作为士人仕履的证明文件，宋代现存的尚有《司马光拜相告身》《范纯仁告身》《司马光告身》《司马仅告身》《吕祖谦告身》以及2005年在浙江省武义县发现的徐谓礼随葬文书中的十份告身录文副本。这些档案是证明历史人物的仕履、身份的直接文件，在其身后，常作为遗物而被子孙后代加以珍藏，从而具备家族档案意义。另一种则是集中的、全体的，其中，家谱可谓最能体现这一形态的文献。明清家谱一般由谱序、题辞、凡例、谱论、恩荣、图、节孝、像赞、考、宗规家训、祠堂祠产坊墓、派语、世系、世系录、传记、仕宦录、志、杂记、文献、修谱姓氏、五服图、余庆录、领谱字号等组成。其中，恩荣也称告身、诰敕、赐谕、公文，像赞则为祖宗画像及赞语，杂记则包括契约、合约、诉讼文书等在内。这三个类目所收档案大多直接反映了家族的祖先记忆、政治荣耀、财富状况及社会地位，因为在家谱中是集中呈现的，所以它们作为整体的家族档案意义更为突出。
家族档案主要有两种流传形态。因家族档案常是文字的或者图像的，所以需要依附于简牍、纸张、石刻等物质方能流传，但这些物质的保存与流传又有一定时间限度，这就导致了家族档案在流传形态上存在差异，形成了家族档案的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原生形态指的是以本来面貌流传至今的，而脱离本来面貌，以副本、拓本、抄本或刻本流传下来的则为次生形态。前者是第一手的，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经过了人为的筛选或加工。当然，由于二者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它们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以上述家族档案形态学的视野来观照史氏家族档案，可发现其丰富性。其中，最具有文物价值的是原生形态的史氏家族档案，主要有两种：一种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史浩行书《抱疴帖》，纵30.8厘米，横55.6厘米，乃为答谢友人问安之帖而作的回帖，字体安闲，笔势洒脱;另一种为《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乃史氏家族档案的瑰宝。对此，留待后文详述。
相对而言，次生形态的史氏家族档案则较多。书帖方面，有史浩行书《霜天帖》，乃史浩因致仕而谢时相“吹奖有素”之帖，见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拓本《三希堂法帖》第十七册;敕命方面，以史弥远为例，明初尚有其除拜制词集中流传，郑真《书史卫王除拜词制后》云：“按史卫王除拜词制凡十一篇，其文详赡整蔚，极当时制作之盛。至其褒奖之厚，虽古之周召伊傅，何以加哉！”这些制词目前尚能从宋人文集中搜觅二三，如真德秀文集中即有《史弥远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复右丞相奉化郡开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制》《史弥远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加食邑食实封制》《史丞相回授加恩进封永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制》等。其他人如史浩、史嵩之等人的除拜制词亦散见于宋代典籍中，所在多有;家谱方面，所收史氏家族档案亦多，仅就民国时期所修《四明古藤史氏宗谱》而言，其凡例之一云：“自原序而外，复于会稽、车厩两谱内择其有关吾宗祖德旧迹者采入补录，以广闻见。”本着彰显“祖德旧迹”的目的，该谱卷二即收多种家族档案，如“敕命”类计13道，序跋、歌诗文字则有多篇。总之，次生形态的史氏家族档案是非常丰富的，或集中呈现，或散见于各处，若加以搜集，定有补于家族文献。
二、家族档案题跋的功能、性质与史氏家族档案题跋
家族档案题跋是指基于家族档案而作的题跋文字。作为题跋的一种，其与诗文题跋、书画题跋等可同类而观，具有题跋的一般特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其词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而家族档案题跋在创作动机、文体功能与风格上亦不出此范围。由于题跋对象为家族档案的限制，这类题跋自然侧重于家族历史文化的诠解与阐发。
从产生机制上来说，家族档案题跋因家族档案而产生，不可避免地具有附属性。这种附属性不仅表现为其在形式上常出现在原生状态或次生状态的家族档案之后，成为“寄生”文体，还特别表现在功能上，它需要紧密围绕着所题跋的家族档案而进行信息的还原、补充、发挥等，在内容上有规定性。不过，题跋之于家族档案来说也有一定的再造性，可从多个方面揭示家族档案的价值意义，使“死”的家族档案“活”起来。兹举一例说明之。全祖望曾对制词的价值感到困惑，他说：“每读宋人文集，两制文字最多，或疑其无益，不知有补于世家之文献非浅也。”“疑其无益”缘于制词“死”的没有价值的状态，而“有补于世家之文献”则发现了制词“活”的有价值的一面，因此为了阐发家族档案的这一价值，全祖望常撰题跋加以发掘，其《鲒琦亭集》卷三六有“告身跋十一、诗卷跋一、墓石跋四、祭章跋二，計十八首，皆全氏之掌故也”，就是运用题跋钩稽其先祖事迹、德业，对“世家之文献”作补充。在此，题跋虽依附于家族档案而产生，却是家族档案由“死”而“活”的重要手段，起到了诠释家族档案意义的作用。 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家族档案失传，而其题跋本身却流传了下来，从而使得家族档案题跋的附属性弱化而独立性彰显。这样一来，大量的家族历史文化信息便借助于家族档案题跋而非家族档案才得以保存、延续。因此，这类家族档案题跋所拥有的独立的史料价值便值得重视。
在史氏家族文献中，档案题跋是一个富饶的存在。其中，既有依附于原生形态的家族档案而存在的题跋。如《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中的清人题跋，便是附于画像、传记之后，并与之共同装裱在一册，成为一个整体的;也有与次生形态的家族档案结合在一起的题跋，如袁桷文集中的《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便是照录史浩尺牍在前，袁桷所作题跋在后的形式。由于所依附的史氏家族档案早已杳然无存，更多的史氏家族档案题跋则是以独立形态而存在的，兹类甚多，稍加缕述于下。
四明史氏在南宋政治地位崇隆，所得诏敕甚多，除前文已提及的史弥远除拜制词外，另如史浩“晚治第西湖之左，裒两朝所赐御书，建阁以奉之，因奏闻。孝宗书‘明良庆会之阁’以赐”。对于该阁所藏“御书”，史浩作有不少题跋，其中保存在其文集《郧峰真隐漫录》卷三六，有《跋御笔赐母咸安太夫人酒果》《跋御笔奖谕诏》《跋御书圣主得贤臣颂》《跋御制曲宴澄碧殿诗》《跋御制长春花诗》《跋高宗皇帝御笔赐香茶送行》《跋御制东归送行诗》《跋御制入谢送行诗》《跋御书明良庆会之阁》《跋御草书旧学二字》《跋御真书旧学二字》等。后来，明良庆会之阁遭遇火灾，所藏御书被毁，则史浩题跋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家族档案意义。
他人所作的史氏家族档案题跋也应时出现，其中，尤以称道史浩荐贤之举者为多。如楼钥《跋史太师答范参政荐崔宫教帖》直叹“太师魏郡王闻人一善则志之，随时荐用，不遗余力。”又其《跋史文惠公帖》云：“四明沈氏累世为儒，钥幼年犹及识博罗公，是生三子。长字公权，为乡人师表，晚始得官。太师史文惠王笃布衣之交，荐之孝宗，上殿，改秩，为绍兴签判。”陈傅良《跋史丞相祭诸葛梦叟文》云：“梦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声迹不著，丞相乃独得之，何哉？丞相门生故吏满天下，不闻有得此于丞相者，梦叟顾一见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异于今;梦叟之取于人也，尤异于今矣。”真德秀《史太师与通奉帖》云：“方其柄国时，护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体肤，在廷诸贤持议间有不同而包涵容养，亡秋毫忿疾意。异时复还宰路，所荐进皆海内第一流，不以同异为用舍。”上引四则题跋的对象或是书帖，或是祭文，皆为史浩所作，具有原始档案意义，而题跋内容也是就这些档案来考订史浩荐贤得人的事实，褒奖其爱惜人才之意。从上述题跋所述来看，无论“布衣之交”，还是“声迹不著”者，抑或“海内第一流”之人，史浩皆能“包涵容养”，荐为时用。这也印证了全祖望在《跋宋史史浩传后》中所作的“其立朝，能力荐贤者”的评价。此外，史浩与佛教的关系密切，楼钥《跋史魏公与心闻禅师帖》云：“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闻，爱其子孙，至今不忘。明书记，其从孙也，持魏公书偈来，读之益信二老相得之深。传播丛林，又为裴相国与黄蘖禅师添一重公案。”则为考察史浩的佛禅活动与思想提供了线索。
明初郑真志在搜集四明文献，有《四明文献集》传世，加之其作为史氏女婿的身份，故对四明史氏家族档案格外留心，其所作史氏家族档案题跋甚夥，集中有《读史氏手书三朝政要》《书史卫王除拜词制后》《跋史观文与从侄菊屏君帖》《跋史忠清公贻其兄判部尚书墨迹》《跋史越王进陈正言禾四经解札子》《跋史观文贻其从侄司户世卿书》《跋史连州挽诗及书后》《跋史氏父子问遗帖》《跋文林郎史世卿诰》《题史忠清公帖》《跋史氏官诰及忠清公亲帖》等。这些题跋考证相关史氏家族档案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去伪存真，意义不小，兹举一例。郑真撰《故宋文林郎史公墓表》，墓主为史世卿（自号菊屏），其中不少材料即来自史氏家族档案，如他在《跋史忠清公贻其兄判部尚书墨迹》中所提到的两种：“某以晚生托婿史氏，得见公（史宅之）所与永国公书及会卿绫诰一通，因著菊屏墓表，特书其事。”所谓史宅之“与永国公书及会卿绫诰一通”所关何事？郑真《跋史氏官诰及忠清公亲帖》有所揭示：“忠清欲以其泽与宗侄世卿改奏回授，且奉书丞相永国斡旋成就。”即史宅之意图将其殇子史会卿恩泽改奏回授于史世卿，故作书与郑清之，请其在皇帝面前促成此事。在此，家族档案、家族档案题跋、墓志便形成了一条资料链，对于家族史实的再现有重要意义。
三、《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史氏家族档案的瑰宝
《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包括31位宋元史氏家族成员的画像、传记，以及19则清人题跋，1992年由宁波市江东区档案馆征集收藏，并于2003年由國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该画像原由史义震在清代道光年间从族人处购得，并邀人题跋其后，重新装裱成册。该档案一度被史氏后人视为“族宝”，“以前只有在家族公祭或重要节庆时才开启木箱出示”。目前，已有学者对该档案的创制年代及相关价值作了探讨，但对该档案题跋所涉甚少，故本部分重点论之。
史家祖宗画像题跋共19则，作者可分为三类：一是与史义震同里的后进之士，如王德沛、韩崑、徐受荃、王升、张燮、王德洽、董澜、陈铭海、陈权、汤家彦、叶熊、张煊、童槐、张嘉金等，他们与史义震有一定的学缘关系;二是史义震的亲戚，如孙婿王允中、张渠，外甥辈陈仅;三是同僚，有阳羡程璋。这份作者名单显示了史义震当时的交游情况，他们通过史家祖宗画像构建了一种人际网络，体现了史氏家族档案对史氏家族自身之外的辐射力。这些人虽然名位不显，但皆能通过题跋而对史氏家族文化进行一定发覆。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重视史氏家族兴起的经学因素。张嘉金所作第19则题跋云：
因憬然思非常之流必本非常之源，史氏之勋名事业，其所由来，夫人知之，不待辞赘矣。抑其间尤难者，紫阳朱子所传经义、《语》《孟》诸解，每每推崇直翁先生论说为大有当，而直翁先生亦竭力援引朱子，俾以定学，施之经济。及更历六七世，而果斋先生又复上揭紫阳之传，下启孔浦两程夫子之学。 这一题跋在探讨“史氏之勋名事业，其所由来”时，特别提到了经学因素。据其所言，史浩（字直翁）与史蒙卿（号果斋）为史氏家族经学的代表。前者有《尚书讲义》《周礼天官地官讲义》等，其中某些见解曾为朱熹所称道;后者对于朱学有承传之功。张嘉金在此对史氏家族经学的论说只是概括而言的，事实上，史氏经学人物远不止于此，《宋元学案》就曾将六人列入学案，如史浩入《橫浦学案》，而“谢山《学案札记》：‘宰辅家登《学案》者，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定子忠宣弥坚，从子文靖弥忠、独善弥巩，及忠定孙朝奉守之，并见《慈湖学案》;独善孙蒙卿自为《静清学案》。”六人中，史浩为学受张九成影响，之后“四明史氏皆陆学，至静清始改而宗朱，渊源出于莲塘昱氏。然尝闻深宁不喜静清之说《易》，以其嗜奇也，则似乎未必尽同于朱。其所传为程畏斋兄弟，则纯于朱者”，指出了四明史氏的学术异同与学术影响。但就家族学术本身而言，从史浩至史蒙卿，其渊源有自，确是研究史氏家族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议题。
其二，重视全祖望关于史氏家族的研究成果。
全祖望为四明人，对史氏家族颇多论述，如《湖语》《真隐观洞天古迹记》《史魏王周礼讲义序》《鄮峰真隐漫录题词》《跋宋史史浩传后》《跋史方叔朴语》《题史秦州友林集》《答万九沙编修问史参政遗事帖子》《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答九沙先生问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甬上族望表》等。诸家题跋述及史氏者，常引全祖望观点为助，如董澜所作第8则题跋云：“昔全谢山先生搜辑四明文献，于史氏四宰执各网罗轶事，以补史乘之阙。其自固叔而下，或以政绩著，或以经术传，或以文章显，皆能一洗宗衮之习。其遗集亦不下数十种，至今读其书，可想见其人。”陈铭海所作第9则题跋云：“后读谢山全太史诸集，未尝不推服史氏世德，如冀国太夫人之苦节，八行公之纯孝，直翁之知贤，沧州、独善之品行，碧址之清格，以及虚舟、果斋之理学，文章政事，伟烈丰功，与南宋相终始，足与万氏相颉颃焉。”张渠第13则题跋云：“全太史《四明族望表》，史氏为最。”这些关于史氏家族历史文化的论述，基本借鉴了全祖望的研究，则全祖望在史氏家族研究史上的地位应予充分认知。
上述两点是关于题跋内容的简单发覆，而通观这些题跋，其论述思路并不出于考古证今，即从各角度梳理史氏祖宗的节行、政事、学术等，以见史氏之盛;又发扬题跋立法垂戒的文体功能，赞赏于史义震发扬祖德的孝思、孝行，笃信于史氏家族的复兴、光大。这一思路实际上是传统宗族思想的再现，即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文言》），强调祖宗之德荫，“昭兹来许，绳其祖武”（《诗经·下武》），要求后世子孙不坠宗风。要之，这19篇清人题跋的意义，当从此角度加以探究。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四明史氏家族为例，梳理了与之相关的家族档案及其题跋。这些档案及其题跋的形态非常丰富，而其价值与意义也应放到家族档案学的视域中方能得到诠解。目前，作为一个学科方向，家族档案学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学术同人进行艰苦的开掘与建构，笔者虽有意探究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但由于案例不够充分，所以欲实现家族档案学与具体家族档案研究的双向观照尚需时日。不足之处，敬祈专家有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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