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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读书无用论”时代的无奈，他不得不将爱好从数理化转到了文学创作上；因为在高考志愿上的“被选择”，他一脚迈入了经济学的大门，就这样如痴如醉地爱上了它。他对自己现在的定位很清楚，自己就是一名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院长只是临时职务。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
从文学到经济学的转变
许多人都听自己的长辈、同学、朋友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知是否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杨瑞龙的数理化成绩在班级里始终是名列前茅的。本以为真的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文革”期间让“数理化”变得无足轻重、写文章成为受人关注的事实让杨瑞龙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不甘寂寞，因为要让更多人关注，杨瑞龙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试着写小说、散文、小评论，慢慢地，他开始负责班级乃至学校黑板报的编写工作，而且学校油印快报上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他的作品。以至后来他可以负责中学文艺宣传队几乎整台文艺演出节目的编写工作，小话剧、小歌舞剧、表演唱、对口词，等等。如他所愿，他成了受人关注的“才子”。
杨瑞龙沉浸在文学创作的乐趣中。
十年“文革”结束后，“新老三届”迎来了高考的春天。因为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想要参加高考的杨瑞龙只能一边干农活一边看书，所看的也不是正式的教科书。他清楚地记得直到高考前15天他才回到家中全力复习。杨瑞龙说：“直到考试前夕，我对很多东西仍是一知半解。仅是凭借着小聪明，考试成绩还算不错。”但是，让他意外的是他擅长的语文没有考好，这着实让他伤心了一段时间。杨瑞龙说：“我填写的所有学校的第一志愿都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因为觉得历史学好了也可以进行写作。但是结果两个都没有沾边。”
由于政治考得特别好，杨瑞龙被当时还是南京师范学院的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虽然对“政治教育专业”很茫然，对经济学更是一无所知，但毕竟是实现了自己跳出农村的简单梦想，他如期到南师大报到，带去的却是满箱子的文学类书籍。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骨子里的好强，要得到一个好成绩，才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对经济学有了感觉。”杨瑞龙说。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让他体会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很强的逻辑性，《资本论》的学习更让他对经济学的博大精深有了深切的感受，而学习了经济学大家高鸿业先生翻译的萨缪尔森著的《经济学》，让他觉得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的分析是那么的人木三分。
那个年代，有关西方经济学类的书籍很难买，杨瑞龙找了多家书店，最后才在一个旧书店找到了一套简装版三卷版的《资本论》，虽然经济上拮据，但是杨瑞龙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他一字一句拜读，写了很多读书笔记，那套画了很多红杠杠和批注的书直到现在他还留着。
“看到最后，我都可以说出这套书的每一章、每一节分别讲的什么内容，考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时，评卷老师给了我《资本论》答卷的很高的分数。”他说。
两篇习作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
因为大学毕业后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也因为自己对经济学还有很多迷惑没有解开，杨瑞龙选择了考研。
南京大学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吸引了杨瑞龙，他开始尝试写经济学论文。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杨瑞龙研一下学期就将两篇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分别投到了当时在经济学研究界比较有影响的的期刊《上海经济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结果，两篇论文均被采用。谈到这些，杨瑞龙说：“这让我很惊讶，看到杂志后我更惊讶：《上海经济研究》头版刊登了我的文章，《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杂志是第三篇刊登而且是用黑体标出的重点文章。”从那时起，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经济学研究。
在南大，杨瑞龙把能用来学习和研究的时间都用上了。不仅选修了经济学的有关的课程，而且为了在方法论上有提高，他还选修了数学、黑格尔的小逻辑等课程。
研究生学习的三年中，杨瑞龙不仅发表了20余篇有分量的文章，还同导师李乾亨教授一起写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早地把东欧的经济改革理论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还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系统的构想。
因为决定要做研究，自知功底不够的杨瑞龙随同他南大的师兄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师兄把他推荐给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乃武教授。胡乃武教授看了他的作品，不但立刻决定录取他，还让他免试入学，这也使杨瑞龙成为当年少数几个免试人学的学生之一。
他说：“进人人民大学之前我对微观领域感兴趣，而且当时中国改革的焦点问题也是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但是胡老师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所以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将宏观和微观连接起来的选题，并要让这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于是杨瑞龙开始阅读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任何前沿性的信息他都不会放过，最后在导师的指导下，他的选题定在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
说起专业知识，杨瑞龙口若悬河：“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是一个瓦尔拉斯的均衡分析体系，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被完全出清。但宏观经济学流行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实际上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非瓦尔拉斯的均衡分析体系，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实际上是脱节的。我希望重新为宏观经济学奠定一个微观分析基础，也就是把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作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从而用非瓦尔拉斯的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行为来解释宏观非均衡现象，从而在理论逻辑上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联结起来。”
当时参加杨瑞龙论文答辩的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论文答辩委员是厉以宁教授、卫兴华教授、董辅礽教授、张卓元教授等，他们在看了论文和听了杨瑞龙的答辩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之后杨瑞龙又到澳大利亚留学了一年，读了很多的文献。回来之后他对答辩通过的论文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说过的话都是很负责任的，想明白了才开始写，不会让文章的观点前后打架，只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推进完善。我要的不仅仅是完成了一篇论文，更是要给这个学习阶段一个很好的交代。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博士学位。”这篇已经重印三次的论文虽已是近20年前的著作，但直到现在它的价值依然存在，只要是研究非均衡理论的人都会参考它。
得失之间感悟当前
本来杨瑞龙以为这样纯粹的学术生涯会一直持续下去，但现实并不是这样。
“做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要浏览很多文献才能发现问题，掌握大量资料的研究才会有厚度。1998年我开始担任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系主任，2002年开始做经济学院院长，繁重的行政工作还是对科研产生 了比较大的冲击，做研究的大块时间没有了。但是学校的行政工作总要有人来做，处在转型的背景中，怎样履行好院长的职责也是重要的，如果有能力让更多的人在自己搭建的平台上做更好的学问、让学生接受到一流的经济学教育，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挂在个人名下的学术成果可能少了，但是学院年轻老师在学术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学生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我还是感到很自豪的。”
面对现在学院的建设成果，杨瑞龙应该感到自豪。在他的领导下，经济学院的很多教学方案、学术机构进行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创新了学生的考核标准、筛选人才和引进人才的标准等等，学科地位也在逐步提高。在近几次的学科评估中，经济学院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都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并排名全国第一。2010年的教师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到人大考察，与经济学院的老师们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交流，对大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介。
提及经济学院的成绩，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是不得不提到的。从2006年开始，在杨瑞龙的倡导与组织下，经济学院创办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一年发布四次宏观研究报告，经济学院的中青年老师及许多研究生都会参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通过这个平台，经济学院既向国家提供政策建议，还建立了院内老师交流和互动的机制，影响越来越大。“对我本人而言我更偏重于学术，但是作为学院来讲还要为社会服务。”杨瑞龙说，“在核心竞争力的锻造方面，我们学院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学，我们的学科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蓝本的，这同我国经济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问题的，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也是不可取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脚踩着中国的土地，创新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别人不可复制和模仿的。”
杨瑞龙给自已的定位很清楚，院长只是他的临时职务，是为学生、老师服务的，教师才是他永恒的角色。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履行好自己的角色都是有价值的。他说：“尽管有牺牲，但是我相信得还是比失多，我列自己教师本职的认定没有变，以后还是会做研究，很喜欢这种状态，任何的岗位我都不会换。”
作为教师，杨瑞龙无疑是合格的。从事行政工作的这十几年，他每年的教学工作量都是一个教授应该完成的，给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上课，从未间断过，并且他的授课深受学生的欢迎。杨瑞龙把上课看做是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任何活动都要为上课让路。尽管很忙，每周还是会组织学生读书会，让学生了解最前沿的经济学文献，让他们的学术研究同国际接轨。他所指导的博士生杨其静与聂辉华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先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荣誉”。在他看来，教书是值得奋斗一辈子的事情，始终保持这样的心情就不会把院长当成官来做了。
杨瑞龙很少出现在媒体及公众场合，当被问及这种低调的方式是否会影响他经济学思想的传播时，他这样说：“当前经济学界有所谓的学术经济学家、社会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受众，有人能当两栖经济学家，有人甚至三点出击，这都是挺好的，但我更适合当一个学术经济学家。当然，我偶尔也会写一点具有经济学含义的随笔。我希望我的研究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某一个环节，而不是多余的东西。但是我并不排斥被非学术界关注的人是有价值的人，在我国改革的过程中，很需要普及性的学者，也需要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政府经济学家，只是这样的角色不太合适我。”
谈起未来，杨瑞龙说：“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对我来说如果一生能成就一个受学生欢迎、写出一些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论著的教授就感到很满意了，如果能培养出一批在中国的经济界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在政界和商界出类拔萃的人才就感到十分欣慰了。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期许，那就是因为对经济学的越来越喜欢而中断了我在充满着梦想年龄时就有的文学梦。所以，如果可能，我希望可以在退休之后重续我的文学梦，使自己经历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在自己的笔下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希望在刻画时代变迁中把经济学与文学结合起来，那可能是10年之后的事情，哈哈!”
从文学到经济学的转变
许多人都听自己的长辈、同学、朋友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知是否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杨瑞龙的数理化成绩在班级里始终是名列前茅的。本以为真的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文革”期间让“数理化”变得无足轻重、写文章成为受人关注的事实让杨瑞龙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不甘寂寞，因为要让更多人关注，杨瑞龙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试着写小说、散文、小评论，慢慢地，他开始负责班级乃至学校黑板报的编写工作，而且学校油印快报上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他的作品。以至后来他可以负责中学文艺宣传队几乎整台文艺演出节目的编写工作，小话剧、小歌舞剧、表演唱、对口词，等等。如他所愿，他成了受人关注的“才子”。
杨瑞龙沉浸在文学创作的乐趣中。
十年“文革”结束后，“新老三届”迎来了高考的春天。因为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想要参加高考的杨瑞龙只能一边干农活一边看书，所看的也不是正式的教科书。他清楚地记得直到高考前15天他才回到家中全力复习。杨瑞龙说：“直到考试前夕，我对很多东西仍是一知半解。仅是凭借着小聪明，考试成绩还算不错。”但是，让他意外的是他擅长的语文没有考好，这着实让他伤心了一段时间。杨瑞龙说：“我填写的所有学校的第一志愿都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因为觉得历史学好了也可以进行写作。但是结果两个都没有沾边。”
由于政治考得特别好，杨瑞龙被当时还是南京师范学院的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虽然对“政治教育专业”很茫然，对经济学更是一无所知，但毕竟是实现了自己跳出农村的简单梦想，他如期到南师大报到，带去的却是满箱子的文学类书籍。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骨子里的好强，要得到一个好成绩，才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对经济学有了感觉。”杨瑞龙说。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让他体会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很强的逻辑性，《资本论》的学习更让他对经济学的博大精深有了深切的感受，而学习了经济学大家高鸿业先生翻译的萨缪尔森著的《经济学》，让他觉得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的分析是那么的人木三分。
那个年代，有关西方经济学类的书籍很难买，杨瑞龙找了多家书店，最后才在一个旧书店找到了一套简装版三卷版的《资本论》，虽然经济上拮据，但是杨瑞龙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他一字一句拜读，写了很多读书笔记，那套画了很多红杠杠和批注的书直到现在他还留着。
“看到最后，我都可以说出这套书的每一章、每一节分别讲的什么内容，考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时，评卷老师给了我《资本论》答卷的很高的分数。”他说。
两篇习作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
因为大学毕业后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也因为自己对经济学还有很多迷惑没有解开，杨瑞龙选择了考研。
南京大学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吸引了杨瑞龙，他开始尝试写经济学论文。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杨瑞龙研一下学期就将两篇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分别投到了当时在经济学研究界比较有影响的的期刊《上海经济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结果，两篇论文均被采用。谈到这些，杨瑞龙说：“这让我很惊讶，看到杂志后我更惊讶：《上海经济研究》头版刊登了我的文章，《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杂志是第三篇刊登而且是用黑体标出的重点文章。”从那时起，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经济学研究。
在南大，杨瑞龙把能用来学习和研究的时间都用上了。不仅选修了经济学的有关的课程，而且为了在方法论上有提高，他还选修了数学、黑格尔的小逻辑等课程。
研究生学习的三年中，杨瑞龙不仅发表了20余篇有分量的文章，还同导师李乾亨教授一起写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早地把东欧的经济改革理论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还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系统的构想。
因为决定要做研究，自知功底不够的杨瑞龙随同他南大的师兄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师兄把他推荐给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乃武教授。胡乃武教授看了他的作品，不但立刻决定录取他，还让他免试入学，这也使杨瑞龙成为当年少数几个免试人学的学生之一。
他说：“进人人民大学之前我对微观领域感兴趣，而且当时中国改革的焦点问题也是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但是胡老师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所以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将宏观和微观连接起来的选题，并要让这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于是杨瑞龙开始阅读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任何前沿性的信息他都不会放过，最后在导师的指导下，他的选题定在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
说起专业知识，杨瑞龙口若悬河：“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是一个瓦尔拉斯的均衡分析体系，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被完全出清。但宏观经济学流行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实际上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非瓦尔拉斯的均衡分析体系，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实际上是脱节的。我希望重新为宏观经济学奠定一个微观分析基础，也就是把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作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从而用非瓦尔拉斯的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行为来解释宏观非均衡现象，从而在理论逻辑上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联结起来。”
当时参加杨瑞龙论文答辩的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论文答辩委员是厉以宁教授、卫兴华教授、董辅礽教授、张卓元教授等，他们在看了论文和听了杨瑞龙的答辩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之后杨瑞龙又到澳大利亚留学了一年，读了很多的文献。回来之后他对答辩通过的论文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说过的话都是很负责任的，想明白了才开始写，不会让文章的观点前后打架，只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推进完善。我要的不仅仅是完成了一篇论文，更是要给这个学习阶段一个很好的交代。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博士学位。”这篇已经重印三次的论文虽已是近20年前的著作，但直到现在它的价值依然存在，只要是研究非均衡理论的人都会参考它。
得失之间感悟当前
本来杨瑞龙以为这样纯粹的学术生涯会一直持续下去，但现实并不是这样。
“做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要浏览很多文献才能发现问题，掌握大量资料的研究才会有厚度。1998年我开始担任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系主任，2002年开始做经济学院院长，繁重的行政工作还是对科研产生 了比较大的冲击，做研究的大块时间没有了。但是学校的行政工作总要有人来做，处在转型的背景中，怎样履行好院长的职责也是重要的，如果有能力让更多的人在自己搭建的平台上做更好的学问、让学生接受到一流的经济学教育，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挂在个人名下的学术成果可能少了，但是学院年轻老师在学术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学生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我还是感到很自豪的。”
面对现在学院的建设成果，杨瑞龙应该感到自豪。在他的领导下，经济学院的很多教学方案、学术机构进行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创新了学生的考核标准、筛选人才和引进人才的标准等等，学科地位也在逐步提高。在近几次的学科评估中，经济学院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都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并排名全国第一。2010年的教师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到人大考察，与经济学院的老师们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交流，对大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介。
提及经济学院的成绩，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是不得不提到的。从2006年开始，在杨瑞龙的倡导与组织下，经济学院创办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一年发布四次宏观研究报告，经济学院的中青年老师及许多研究生都会参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通过这个平台，经济学院既向国家提供政策建议，还建立了院内老师交流和互动的机制，影响越来越大。“对我本人而言我更偏重于学术，但是作为学院来讲还要为社会服务。”杨瑞龙说，“在核心竞争力的锻造方面，我们学院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学，我们的学科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蓝本的，这同我国经济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问题的，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也是不可取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脚踩着中国的土地，创新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别人不可复制和模仿的。”
杨瑞龙给自已的定位很清楚，院长只是他的临时职务，是为学生、老师服务的，教师才是他永恒的角色。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履行好自己的角色都是有价值的。他说：“尽管有牺牲，但是我相信得还是比失多，我列自己教师本职的认定没有变，以后还是会做研究，很喜欢这种状态，任何的岗位我都不会换。”
作为教师，杨瑞龙无疑是合格的。从事行政工作的这十几年，他每年的教学工作量都是一个教授应该完成的，给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上课，从未间断过，并且他的授课深受学生的欢迎。杨瑞龙把上课看做是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任何活动都要为上课让路。尽管很忙，每周还是会组织学生读书会，让学生了解最前沿的经济学文献，让他们的学术研究同国际接轨。他所指导的博士生杨其静与聂辉华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先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荣誉”。在他看来，教书是值得奋斗一辈子的事情，始终保持这样的心情就不会把院长当成官来做了。
杨瑞龙很少出现在媒体及公众场合，当被问及这种低调的方式是否会影响他经济学思想的传播时，他这样说：“当前经济学界有所谓的学术经济学家、社会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受众，有人能当两栖经济学家，有人甚至三点出击，这都是挺好的，但我更适合当一个学术经济学家。当然，我偶尔也会写一点具有经济学含义的随笔。我希望我的研究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某一个环节，而不是多余的东西。但是我并不排斥被非学术界关注的人是有价值的人，在我国改革的过程中，很需要普及性的学者，也需要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政府经济学家，只是这样的角色不太合适我。”
谈起未来，杨瑞龙说：“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对我来说如果一生能成就一个受学生欢迎、写出一些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论著的教授就感到很满意了，如果能培养出一批在中国的经济界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在政界和商界出类拔萃的人才就感到十分欣慰了。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期许，那就是因为对经济学的越来越喜欢而中断了我在充满着梦想年龄时就有的文学梦。所以，如果可能，我希望可以在退休之后重续我的文学梦，使自己经历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在自己的笔下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希望在刻画时代变迁中把经济学与文学结合起来，那可能是10年之后的事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