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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比王国维乃至梁启超、胡适、鲁迅、钱穆等近现代大家,更像一位“世界公民”——他骨子里有德国学究的严谨,英国绅士的风度,日本武者的执拗,又有美国牛仔的自由感,法国式的傲慢,还有一肚子印度式的超脱,他是一位自由活泼而又假装世俗的聪明先生。也正因此,他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内在灵魂和外在生命轨迹,贴切得如此严丝合缝,令人心生敬畏。
1925年,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筹建国学研究所,延致通儒。时任清华导师的梁启超亲自推荐旅欧学者陈寅恪。作为中国最早的MBA学位获得者,曹云祥极其看重学历,遂问梁启超,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有无著作?梁启超说道,陈寅恪博士、学士头衔一概没有,且没有任何著作,并说:“我梁某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接着他又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云祥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翌年,陈寅恪归国,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大大提高了清华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地位。
博闻通识,亘古一人
1902年,陈寅恪开始了海外游学之旅,十余年间,足迹历遍瑞士、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文化大国的高等学府。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8种语言的能力,梵文、巴利文尤精。
1913年,陈寅恪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系统地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初步形成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里,他结识了20世纪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敦煌文献专家保罗•伯希和(Pau Pelliot),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伯希和的教诲以及自身深厚的学养,使得陈寅恪注意运用史书记载来解决敦煌资料中提出的问题,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树立了榜样。陈寅恪虽为伯希和之学生,但其后来成就甚至超越乃师。伯希和穷数年之功研究《唐蕃会盟碑》,不可解,经陈寅恪翻译后终得释疑,令伯希和及众多国际学者深为叹服。
如果说法国浓郁的历史底蕴拓宽了陈寅恪的文化视野,以成其“博大”,那么,德国严谨的学术传统则向纵深开掘了他的精神向度,以成其“精深”。1921年,他赶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德国学者特有的对“精确性”、“彻底性”的追求,使得陈寅恪治史态度愈发严谨,有时甚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他的这份执着与勤勉被导师看在眼里,深以嘉许。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推荐陈寅恪。白鸟库吉向陈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故此称他为“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因此,当陈寅恪归国执教时,其学问、经历于清华园内一时无匹。他讲课的内容,往往与众不同,决不拾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于是,每当他授课,教室内不仅坐满了学生,连朱自清、吴宓、冯友兰这些教授都来旁听,其“教授中的教授”之称号可见一斑。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陈寅恪广为人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早出现在他为王国维题写的碑铭上。王国维沉湖自尽后,陈寅恪廓清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种种恩怨荣辱的流俗猜测,以超凡的眼光解读出这位国学大师实为不忍见传统文化日衰而死。“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以为,这种自杀方式表现出的独立与自由是伟大而永恒的,值得万世传扬,故而其后半生一直践行着“独立”与“自由”的主张,直至生命的终结,真正称得起“用生命践履碑铭”。
为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保持学者的独立品格,陈寅恪平生不信奉任何“主义”。1953年,正于中山大学授业的陈寅恪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随即回复,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以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面对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陈寅恪坚决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勇决地呐喊出自己的声音。
在那个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的年代,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陈寅恪,自是躲不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此时,他已失明、膑足,不能起行,家门外早已贴满了大字报,造反派声称,过几日便要抬他去揪斗,倘真如此,定是九死一生。陈寅恪在绝望中等待很久,依旧不见有人来抬他。原来他的学生、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已替他挨斗,红卫兵殴打刘节时问他有什么话说,他昂然答道:“能替老师挨批斗,我感到光荣。”
这些可以显示中国学术文化之伟岸精神和教书人之至高荣耀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虽然历史造成了先生之不幸,但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在现代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灵魂,陈寅恪也因此成为一种“永恒”。
陈寅恪 1890~1969
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青年时留学欧美,精通梵、巴利、英、法、德等8种语言。1925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其代表作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陈寅恪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
陈寅恪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5年,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筹建国学研究所,延致通儒。时任清华导师的梁启超亲自推荐旅欧学者陈寅恪。作为中国最早的MBA学位获得者,曹云祥极其看重学历,遂问梁启超,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有无著作?梁启超说道,陈寅恪博士、学士头衔一概没有,且没有任何著作,并说:“我梁某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接着他又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云祥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翌年,陈寅恪归国,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大大提高了清华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地位。
博闻通识,亘古一人
1902年,陈寅恪开始了海外游学之旅,十余年间,足迹历遍瑞士、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文化大国的高等学府。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8种语言的能力,梵文、巴利文尤精。
1913年,陈寅恪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系统地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初步形成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里,他结识了20世纪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敦煌文献专家保罗•伯希和(Pau Pelliot),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伯希和的教诲以及自身深厚的学养,使得陈寅恪注意运用史书记载来解决敦煌资料中提出的问题,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树立了榜样。陈寅恪虽为伯希和之学生,但其后来成就甚至超越乃师。伯希和穷数年之功研究《唐蕃会盟碑》,不可解,经陈寅恪翻译后终得释疑,令伯希和及众多国际学者深为叹服。
如果说法国浓郁的历史底蕴拓宽了陈寅恪的文化视野,以成其“博大”,那么,德国严谨的学术传统则向纵深开掘了他的精神向度,以成其“精深”。1921年,他赶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德国学者特有的对“精确性”、“彻底性”的追求,使得陈寅恪治史态度愈发严谨,有时甚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他的这份执着与勤勉被导师看在眼里,深以嘉许。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推荐陈寅恪。白鸟库吉向陈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故此称他为“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因此,当陈寅恪归国执教时,其学问、经历于清华园内一时无匹。他讲课的内容,往往与众不同,决不拾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于是,每当他授课,教室内不仅坐满了学生,连朱自清、吴宓、冯友兰这些教授都来旁听,其“教授中的教授”之称号可见一斑。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陈寅恪广为人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早出现在他为王国维题写的碑铭上。王国维沉湖自尽后,陈寅恪廓清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种种恩怨荣辱的流俗猜测,以超凡的眼光解读出这位国学大师实为不忍见传统文化日衰而死。“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以为,这种自杀方式表现出的独立与自由是伟大而永恒的,值得万世传扬,故而其后半生一直践行着“独立”与“自由”的主张,直至生命的终结,真正称得起“用生命践履碑铭”。
为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保持学者的独立品格,陈寅恪平生不信奉任何“主义”。1953年,正于中山大学授业的陈寅恪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随即回复,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以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面对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陈寅恪坚决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勇决地呐喊出自己的声音。
在那个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的年代,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陈寅恪,自是躲不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此时,他已失明、膑足,不能起行,家门外早已贴满了大字报,造反派声称,过几日便要抬他去揪斗,倘真如此,定是九死一生。陈寅恪在绝望中等待很久,依旧不见有人来抬他。原来他的学生、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已替他挨斗,红卫兵殴打刘节时问他有什么话说,他昂然答道:“能替老师挨批斗,我感到光荣。”
这些可以显示中国学术文化之伟岸精神和教书人之至高荣耀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虽然历史造成了先生之不幸,但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在现代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灵魂,陈寅恪也因此成为一种“永恒”。
陈寅恪 1890~1969
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青年时留学欧美,精通梵、巴利、英、法、德等8种语言。1925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其代表作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陈寅恪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
陈寅恪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