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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出版之后，曾送了一本给李厚。扉页上，朱先生还题了首诗，最后两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翻新自有后来人”。
朱先生是中国美学界的老前辈，李泽厚则是当今美学论坛上的健将。他们之间与其说是师友，还不如说是学理上的“论敌”，或者说既是“论敌”又是师友，学术上这两者本来就浑然难分的。李泽厚的一部《美学论集》，恰好也在最近问世，那其中的文章，大部分是“文化革命”前就已发表的。尤其那几篇和朱先生等人论争的文字，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揭橥于世。正是二十多年前的那场美学论争，李泽厚这一学林新星才腾空而起，成为美学界一派代表。现在朱先生以“翻新自有后来人”推许李泽厚，显然不是说李泽厚只是在近几年才有成就，不然这就是一个迟到的褒扬了。
二十多年前，当李泽厚第一篇美学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发表的时候，还是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学子。当时围绕着美是什么，美与美感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许多文艺界、哲学界的名流、权威，都各抒已说，相难不已。这时，李泽厚异说突起，提出美既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主观观念，也不是客观对象的自然属性，批评了朱光潜的“移情说”“直觉即创造”；同时又对蔡仪的“美是典型”说进行了驳难。他认为美乃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属性。这一观点虽然直接导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生活”，还只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概念，李泽厚则肯定“生活”是有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客观内容”；因而“美就是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有着具体可感形态的现实生活现象，简言之，美是蕴藏着真正的社会深度和人生真理的形象。”从美到美感再到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真理一个总的辩证复杂的认识过程，而这就是美学研究的对象，它是由抽象的哲学到具体的心理学和艺术学。
李泽厚此文的发表，对已经相当热烈的美学争论，又增添了异彩，很快引起了反响。当时争论两派的代表朱光潜、蔡仪就立即起而诘难。他们当时的声望和地位，远在李泽厚之上，倘是根底不深的嫩柳，早就枝折了。但李泽厚却象是破土而出的新竹，面对师友的诘难，他没有丝毫气馁，没有任何动摇，而是迎难而上，投入论争的漩涡，继续深化和发挥了自己的观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论争，最能锤炼人也最易识别人。随着那场讨论的深入，李泽厚的观点越来越得到一些人的赞同，由孤军异说逐渐地变成蔚为大家的一派，学坛上的一颗新星就这样被人们认可了。
李泽厚的美学观点，见仁见智，学术界当然还会继续讨论，笔者无意于对争论的各方妄加评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李泽厚在美学论坛上的出现，不只是确立了一个新学派，而且就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说，他又是和朱、蔡这些前辈不同时代的代表，理论上的深广度，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水平。从这一点看，朱光潜先生说“翻新自有后来人”，笔者以为是意味深长的。
说起来也有点怪，李泽厚这位美学论坛上的新星，最早还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崭露头角的。早在一九五一年，李泽厚刚跨入北京大学不久，就以他敏锐的思想，新颖的笔调，写成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当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还是相当沉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很快就被激起了轩然大波，展开了一场关于谭嗣同思想的争论。同样，他对康有为思想研究的观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从洪秀全到早期的鲁迅，近代思想史上几个主要代表人物，他几乎都作过一番剖解，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和其他时贤都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以致就象他最近一次诙谐地谈到的，他总是到处和别人“吵架”。学贵有识，学术上敢于独树一帜，难免会有各种非难。如果不是宗派主义作怪，而是学理上不同观点的争“吵”，倒是活跃思想的酵酶，每每可以培育出新的学术流派。
和一些研究者不同的是，李泽厚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以历史发展的过程为线索，从历史的必然性中清理出近代三大思潮的起落消亡的链条，进而分析评价一些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重在思潮的清理，而不在搜奇猎异；突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而不在家谱式的网罗无遗。他认为研究思想史，“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入剖解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只有把思潮和代表人物结合一起进行论述，才能使人们多少可以窥见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规律和大致趋向。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和问题的分析，人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异议，但他强调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矛盾统一中去清理思想史的线索，这总会得到我们一致首肯的罢。
读李泽厚的著作，人们多有一种感觉：清新。新在哪儿？根据笔者的体会，这个新就在于他的许多观点往往为一些人所不曾道，所不敢道。无论是美学还是中国思想史，李泽厚的著述所用的材料都是常人习见的，有的甚至被人们翻来复去地征引过。就是这些材料，到了李泽厚的笔下，却常常引出许多新意。譬如“意境”这一范畴，差不多是搞文艺评论和美学的口头禅，但却未曾有人论述过到底“意境”是什么？李泽厚则指出，“意境”应是一个美学范畴，它包括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后者就是所谓“意”，前者则是所谓“境”，“意”与“境”的统一，就是“情”“理”与“形”“神”的有机的融合，成就无数艺术珍品的生命力。如果艺术不能塑造壮美或优美的“意境”，则美的客观社会性的内容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直接的理性说教。这种“以理取胜”，正是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通病。同样，文艺评论如果不去分析艺术所塑造的“意境”的特色，也就很难把握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生活的深广度和它体现的作家主观的风格、倾向。只是停留在主题内容的逻辑的复述上的文论，就会把艺术形象当作毫无生气的“思想性”加“艺术性”的外在的凑合。
这篇题为《“意境”杂谈》的文章，写在一九五七年。可是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新人耳目的感觉，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作者主观立论来说，笔者以为观点上确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又是建筑在对材料的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因而“新”而不“幻”，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所以，“新”就是一个学术研究者经过艰苦钻研体现在科学上的创造性。没有创造性也就没有科学。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科学的进取精神也就枯萎了。
有的同志曾跟笔者说，李泽厚聪明。确实，他是非常聪明的。但对一个科学研究者说，什么是聪明？笔者以为最主要就是敢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不断探索精神。古人曾说：“学贵善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怀疑精神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可能导致谬妄，否定世界的可知性，否认认识的可能性，就曾是历史上不少智者哲人折志转向的重要原因。但怀疑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却是通往真理道路上的一个起跑点。善疑，就能从前人已有的成果中发现罅隙；会疑，才可以从许多常见的现象中寻出隐藏的奥秘。象对于孔子的“仁”，古今已经不知多少人发过议论。光是建国以后，文章就有数百篇之多，是非褒贬，歧义迭出，但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唯心唯物的判别和进步反动的斟酌上。李泽厚则另辟蹊径，他从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对孔子提出了“再评价”，认为仁学是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人格理想的四要素构成，它具有整体特征的实践理性，“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均衡。”这些都是作为仁学特征的清醒理性精神。尽管在当时的政治事业中孔子失败了，但在建立或塑造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孔子却成功了。只有从这样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交融会合的前景上，或许才能对孔子作出恰当的评价。
敢于独立思考，是为了科学上有所创新。韩文公说得好，“行成于思，毁于随”。随，就是因循固说，随波逐流，那样即使知识再多，也会失之于“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僵化，成为死人和书本的奴隶。只有勤于思索，对古人，对书本，“不取亦取，虽师勿师”，才能在科学的广阔天地里驰骋自如，不时获得真理的宝珠。所以，思考对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他勤奋刻苦精神的集中体现。对这一点，李泽厚是相当自觉的。他曾同笔者谈过，大学生固然要学知识，但更重要的还是培养驾驭材料、研究问题的能力。文学史、哲学史这类课，老师的讲授只能为你提供若干线索，要真正掌握它们，还必须自己去阅读作品，直接从这些原始材料中发现问题，形成观点。所以，思考不是独坐冥思，而是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一种艰苦的科学抽象劳动。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把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当时他几乎什么书都读，文艺、哲学、历史、自然科学。他说如果搞哲学，不懂得一点自然科学，不读文学和历史，那就只能是几条空洞的原理。对于马列经典著作，李泽厚则用功更深，但他很少看那些“经解式”的介绍，而总是直接啃马恩和列宁的原著。
人们之所以要学知识，目的是为了增加智慧和才干，进行创造，不是要给自己套上这样那样的精神枷锁。因此，研究不能有框框，读书也不能画地为牢，把自己放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李泽厚就曾不无感慨地说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不同，搞自然科学可以沿着各自学科一步一步地去攀登高峰，对那些已经淘汰的知识可以置之不顾。搞社会科学的就要泡在书缸里，浸润经年，日积月累，才能慢慢融会贯通，鱼跃而出。
这些道理，并不是什么惊人的秘传。它出于李泽厚之口，所以让人感到亲切有味，是因为他用自己勤于探索的实践，使我们看到这些尽人皆知的普通道理确实可贵有用。读李泽厚的著作，往往会让你感到他视野是那么广阔，材料又特别丰富，几乎象跟着他同游了一趟他所涉猎的领域，那些常是突如其来的警言式的结论，又不时诱发着读者智慧的闪光。李泽厚不仅有较为广博的知识，而且能别出心裁地运用它们。当然这个功夫也是有它的过程，如果把李泽厚五十年代写的东西和七十年代写的相比，就会发现前者注重于旁征博引，多少还有点学院气；后者则是将所用的材料，随手摘录，与自己的论述浑然一体，使你感到他运用之妙，出论之奇。
“五十而知天命”，孔老夫子的错误在于把人的功业成就，归之于渺不可期的“天命”。李泽厚今年还不到五十，笔者也不知道一年之后他会不会相信真有所谓“知天命”的境界。不过，从他已经走过的路，则已足够证明，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能期望有一条平坦顺利的通途。不错，环境造就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就每个人的主观努力说，尤其不要忘记人也可以改造环境。春秋冬夏，随风转向的，是庸人的媚才；听到几句流言蜚语，就灰心气馁的，是懦夫的识见；遇到武大式的上司，斤斤于争长较短的，是狷者的心胸。对于一个有志于科学事业的，应该象马克思说的：管别人如何说去，我走自己的路。李泽厚就是这样。他的不少著述，都是在相当艰难的困境中写成的，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就是在下放干校时和在抗震棚里陆续写成的。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大门比作地狱的入口。下地狱是非常痛苦的，但苦与乐又是联在一起，没有含辛茹苦的艰难探索，也就无法达到耸入云端的科学高峰，怎么也不会领略到发现真理那种喜悦的。
最近读廖沫沙给《夏衍杂文随笔集》写的序言，他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那段论述欧洲启蒙时期人才辈出的话作为引语，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就产生了象夏衍这样的一大批巨人。民主革命如果从五四算起，不过三十年。建国到现在，恰好也是三十年。难道当今的时代，不应该造就比过去更多的人才吗？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这些文坛巨星曾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可是我们更需要大批当代文坛、论坛上的新星涌现。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以朱先生这样的老前辈，出来说李泽厚学术上进行了“翻新”，是最恰当不过的。
一九八○年十一月
朱先生是中国美学界的老前辈，李泽厚则是当今美学论坛上的健将。他们之间与其说是师友，还不如说是学理上的“论敌”，或者说既是“论敌”又是师友，学术上这两者本来就浑然难分的。李泽厚的一部《美学论集》，恰好也在最近问世，那其中的文章，大部分是“文化革命”前就已发表的。尤其那几篇和朱先生等人论争的文字，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揭橥于世。正是二十多年前的那场美学论争，李泽厚这一学林新星才腾空而起，成为美学界一派代表。现在朱先生以“翻新自有后来人”推许李泽厚，显然不是说李泽厚只是在近几年才有成就，不然这就是一个迟到的褒扬了。
二十多年前，当李泽厚第一篇美学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发表的时候，还是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学子。当时围绕着美是什么，美与美感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许多文艺界、哲学界的名流、权威，都各抒已说，相难不已。这时，李泽厚异说突起，提出美既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主观观念，也不是客观对象的自然属性，批评了朱光潜的“移情说”“直觉即创造”；同时又对蔡仪的“美是典型”说进行了驳难。他认为美乃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属性。这一观点虽然直接导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生活”，还只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概念，李泽厚则肯定“生活”是有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客观内容”；因而“美就是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有着具体可感形态的现实生活现象，简言之，美是蕴藏着真正的社会深度和人生真理的形象。”从美到美感再到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真理一个总的辩证复杂的认识过程，而这就是美学研究的对象，它是由抽象的哲学到具体的心理学和艺术学。
李泽厚此文的发表，对已经相当热烈的美学争论，又增添了异彩，很快引起了反响。当时争论两派的代表朱光潜、蔡仪就立即起而诘难。他们当时的声望和地位，远在李泽厚之上，倘是根底不深的嫩柳，早就枝折了。但李泽厚却象是破土而出的新竹，面对师友的诘难，他没有丝毫气馁，没有任何动摇，而是迎难而上，投入论争的漩涡，继续深化和发挥了自己的观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论争，最能锤炼人也最易识别人。随着那场讨论的深入，李泽厚的观点越来越得到一些人的赞同，由孤军异说逐渐地变成蔚为大家的一派，学坛上的一颗新星就这样被人们认可了。
李泽厚的美学观点，见仁见智，学术界当然还会继续讨论，笔者无意于对争论的各方妄加评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李泽厚在美学论坛上的出现，不只是确立了一个新学派，而且就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说，他又是和朱、蔡这些前辈不同时代的代表，理论上的深广度，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水平。从这一点看，朱光潜先生说“翻新自有后来人”，笔者以为是意味深长的。
说起来也有点怪，李泽厚这位美学论坛上的新星，最早还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崭露头角的。早在一九五一年，李泽厚刚跨入北京大学不久，就以他敏锐的思想，新颖的笔调，写成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当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还是相当沉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很快就被激起了轩然大波，展开了一场关于谭嗣同思想的争论。同样，他对康有为思想研究的观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从洪秀全到早期的鲁迅，近代思想史上几个主要代表人物，他几乎都作过一番剖解，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和其他时贤都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以致就象他最近一次诙谐地谈到的，他总是到处和别人“吵架”。学贵有识，学术上敢于独树一帜，难免会有各种非难。如果不是宗派主义作怪，而是学理上不同观点的争“吵”，倒是活跃思想的酵酶，每每可以培育出新的学术流派。
和一些研究者不同的是，李泽厚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以历史发展的过程为线索，从历史的必然性中清理出近代三大思潮的起落消亡的链条，进而分析评价一些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重在思潮的清理，而不在搜奇猎异；突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而不在家谱式的网罗无遗。他认为研究思想史，“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入剖解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只有把思潮和代表人物结合一起进行论述，才能使人们多少可以窥见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规律和大致趋向。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和问题的分析，人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异议，但他强调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矛盾统一中去清理思想史的线索，这总会得到我们一致首肯的罢。
读李泽厚的著作，人们多有一种感觉：清新。新在哪儿？根据笔者的体会，这个新就在于他的许多观点往往为一些人所不曾道，所不敢道。无论是美学还是中国思想史，李泽厚的著述所用的材料都是常人习见的，有的甚至被人们翻来复去地征引过。就是这些材料，到了李泽厚的笔下，却常常引出许多新意。譬如“意境”这一范畴，差不多是搞文艺评论和美学的口头禅，但却未曾有人论述过到底“意境”是什么？李泽厚则指出，“意境”应是一个美学范畴，它包括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后者就是所谓“意”，前者则是所谓“境”，“意”与“境”的统一，就是“情”“理”与“形”“神”的有机的融合，成就无数艺术珍品的生命力。如果艺术不能塑造壮美或优美的“意境”，则美的客观社会性的内容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直接的理性说教。这种“以理取胜”，正是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通病。同样，文艺评论如果不去分析艺术所塑造的“意境”的特色，也就很难把握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生活的深广度和它体现的作家主观的风格、倾向。只是停留在主题内容的逻辑的复述上的文论，就会把艺术形象当作毫无生气的“思想性”加“艺术性”的外在的凑合。
这篇题为《“意境”杂谈》的文章，写在一九五七年。可是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新人耳目的感觉，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作者主观立论来说，笔者以为观点上确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又是建筑在对材料的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因而“新”而不“幻”，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所以，“新”就是一个学术研究者经过艰苦钻研体现在科学上的创造性。没有创造性也就没有科学。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科学的进取精神也就枯萎了。
有的同志曾跟笔者说，李泽厚聪明。确实，他是非常聪明的。但对一个科学研究者说，什么是聪明？笔者以为最主要就是敢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不断探索精神。古人曾说：“学贵善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怀疑精神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可能导致谬妄，否定世界的可知性，否认认识的可能性，就曾是历史上不少智者哲人折志转向的重要原因。但怀疑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却是通往真理道路上的一个起跑点。善疑，就能从前人已有的成果中发现罅隙；会疑，才可以从许多常见的现象中寻出隐藏的奥秘。象对于孔子的“仁”，古今已经不知多少人发过议论。光是建国以后，文章就有数百篇之多，是非褒贬，歧义迭出，但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唯心唯物的判别和进步反动的斟酌上。李泽厚则另辟蹊径，他从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对孔子提出了“再评价”，认为仁学是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人格理想的四要素构成，它具有整体特征的实践理性，“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均衡。”这些都是作为仁学特征的清醒理性精神。尽管在当时的政治事业中孔子失败了，但在建立或塑造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孔子却成功了。只有从这样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交融会合的前景上，或许才能对孔子作出恰当的评价。
敢于独立思考，是为了科学上有所创新。韩文公说得好，“行成于思，毁于随”。随，就是因循固说，随波逐流，那样即使知识再多，也会失之于“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僵化，成为死人和书本的奴隶。只有勤于思索，对古人，对书本，“不取亦取，虽师勿师”，才能在科学的广阔天地里驰骋自如，不时获得真理的宝珠。所以，思考对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他勤奋刻苦精神的集中体现。对这一点，李泽厚是相当自觉的。他曾同笔者谈过，大学生固然要学知识，但更重要的还是培养驾驭材料、研究问题的能力。文学史、哲学史这类课，老师的讲授只能为你提供若干线索，要真正掌握它们，还必须自己去阅读作品，直接从这些原始材料中发现问题，形成观点。所以，思考不是独坐冥思，而是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一种艰苦的科学抽象劳动。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把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当时他几乎什么书都读，文艺、哲学、历史、自然科学。他说如果搞哲学，不懂得一点自然科学，不读文学和历史，那就只能是几条空洞的原理。对于马列经典著作，李泽厚则用功更深，但他很少看那些“经解式”的介绍，而总是直接啃马恩和列宁的原著。
人们之所以要学知识，目的是为了增加智慧和才干，进行创造，不是要给自己套上这样那样的精神枷锁。因此，研究不能有框框，读书也不能画地为牢，把自己放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李泽厚就曾不无感慨地说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不同，搞自然科学可以沿着各自学科一步一步地去攀登高峰，对那些已经淘汰的知识可以置之不顾。搞社会科学的就要泡在书缸里，浸润经年，日积月累，才能慢慢融会贯通，鱼跃而出。
这些道理，并不是什么惊人的秘传。它出于李泽厚之口，所以让人感到亲切有味，是因为他用自己勤于探索的实践，使我们看到这些尽人皆知的普通道理确实可贵有用。读李泽厚的著作，往往会让你感到他视野是那么广阔，材料又特别丰富，几乎象跟着他同游了一趟他所涉猎的领域，那些常是突如其来的警言式的结论，又不时诱发着读者智慧的闪光。李泽厚不仅有较为广博的知识，而且能别出心裁地运用它们。当然这个功夫也是有它的过程，如果把李泽厚五十年代写的东西和七十年代写的相比，就会发现前者注重于旁征博引，多少还有点学院气；后者则是将所用的材料，随手摘录，与自己的论述浑然一体，使你感到他运用之妙，出论之奇。
“五十而知天命”，孔老夫子的错误在于把人的功业成就，归之于渺不可期的“天命”。李泽厚今年还不到五十，笔者也不知道一年之后他会不会相信真有所谓“知天命”的境界。不过，从他已经走过的路，则已足够证明，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能期望有一条平坦顺利的通途。不错，环境造就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就每个人的主观努力说，尤其不要忘记人也可以改造环境。春秋冬夏，随风转向的，是庸人的媚才；听到几句流言蜚语，就灰心气馁的，是懦夫的识见；遇到武大式的上司，斤斤于争长较短的，是狷者的心胸。对于一个有志于科学事业的，应该象马克思说的：管别人如何说去，我走自己的路。李泽厚就是这样。他的不少著述，都是在相当艰难的困境中写成的，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就是在下放干校时和在抗震棚里陆续写成的。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大门比作地狱的入口。下地狱是非常痛苦的，但苦与乐又是联在一起，没有含辛茹苦的艰难探索，也就无法达到耸入云端的科学高峰，怎么也不会领略到发现真理那种喜悦的。
最近读廖沫沙给《夏衍杂文随笔集》写的序言，他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那段论述欧洲启蒙时期人才辈出的话作为引语，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就产生了象夏衍这样的一大批巨人。民主革命如果从五四算起，不过三十年。建国到现在，恰好也是三十年。难道当今的时代，不应该造就比过去更多的人才吗？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这些文坛巨星曾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可是我们更需要大批当代文坛、论坛上的新星涌现。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以朱先生这样的老前辈，出来说李泽厚学术上进行了“翻新”，是最恰当不过的。
一九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