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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约定跟《子弹》的第二副导演、编剧、老七的扮演者危笑见面时,他发来短信,自报长相,防止我认错了人。我说,放心,错不了,我按着电影里老七的样子找。危笑哈哈一笑:“那就更找不到了!”
“姜文就有这本事,他能把演员彻底融入到角色中去。以至于演员跟生活里已经截然不同了,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外行演员。”见了面,危笑说,他的太太和哥们早已经准备好在他出现在银幕上的那一刻热烈笑场,但真的看到时,他们谁也没笑。
让他们站在镜头的两面
“我挺不好意思的,对于真正的严肃的表演心里可能有负担,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演得好不好。”被姜文盛赞的一出戏,是民女被强暴后,几个土匪兄弟跟老大表清白。危笑演的老七,左右看了一眼,说,“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从来不做仗势欺人的事儿,我喜欢被动。” 意思就是男女之事他从来不硬上弓,然后他身体一舒展,“演得倍儿骚”。
作为一个从未演过戏的新手,危笑拍的第一场戏就是跟影帝的对手戏,那一条,他们拍了二十多遍,“拍到第七八条的时候我发现:葛老的戏一直没什么变化呀。而且老大也不跟他说戏,就不停地说要重拍。我就想整个场景就俩人,合着就是我的问题了,拍到十条左右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演戏特刺激,还差点瞎了一只眼,他和廖凡有一场奔跑的戏。“我跑上一个小崖上跳下去,突然发现有个垫子竖在面前,右手下意识的挡了一下。结果手里拿着的枪弹到了我自己的眼镜片儿上。镜片当场就碎了,玻璃碎片扎进左眼皮,满脸是血。”
危笑说,老大很关心他的伤势,知道他没事以后,才放下心来,给他打了一电话,调侃他:“怎么着?要不,你演老二(老二是独眼龙,戴黑眼罩。)?”
出生于1982年的危笑,正属于姜文口中的“这帮孩子比我小20岁”的电影后辈,他给了这个小兄弟很多推动、压迫和鼓励,不惜用溢美之词让他相信表演,因为姜文从自己的经历知道,一个有志于当导演的人,最好不单有在镜头后面的经验,还得有在镜头前面的经验。
危笑的“师哥”郭俊立会认同这一观点,因为他始终觉得,一个好编剧,内心深处也应该是个好演员,虽然很多编剧限于容貌或者羞涩,没有表演的经验,但他们心中“都有表演的欲望,有对人性喜怒哀乐的观察和把握”。
他也意外地在老姜的新片里串了戏,“利用编剧的职务之便”,他为自己选了一个既有台词,又肯定不会被删掉的龙套角色。业余演员用得溜,几乎是信手拈来,这更佐证了姜文所信奉的,在创作面前,人人应该是业余选手的理念。
提气儿的“大师兄”
郭俊立始终记得3年前看《太阳》的感受,当时在电影院里他就特别High,像喝了一通大酒,经历了一次狂欢,走出电影院,是巨大的空虚和失落。“那会儿也是这个季节,我看的是夜场,出来后打不着车,走了十多分钟路,风又挺凉,莫名的伤感,我当时没有理性的分析电影,但这种直觉感受特别忠实我的内心。”
他觉得《太阳》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忏悔录, 成为姜文的编剧以后,他跟他聊起这种感觉,姜文未置可否,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第一次看到姜文的片子是在大学里,在此之前,出名的大导演都是电影学院毕业,这回中戏出了一个姜文,整个学校都觉得提气儿。校园放映《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戏文系学习的郭俊立也去了。“我当时看完完全傻了。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中国导演的电影,完全打开新的空间,我被一种生命力的东西震撼了。”而《鬼子来了》是另一种,“颠覆中国人历史观和人性的作品,但那种电影不能多看,看多了会很难受。”他后来回看《鬼子》,只看前半段,后半段不敢看,怕自己不舒服,到现在,郭俊立依然觉得,《鬼子》是姜文创作中的高峰。
作为编剧,郭俊立在圈中已经颇有名气,跟陈可辛、陈德森深度合作的《投名状》和《十月围城》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佳片,但跟着姜文让他体会到另一种惊喜,姜文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琢磨戏,常常大家一起吃着饭、洗着澡,姜文却突然说:我又有了个新想法!
郭俊立特别欣赏的一场戏,师爷老汤以为张牧之死了,马上投靠黄四郎,这时候张牧之带着兄弟从黑暗中走出来。这里有一句很“轴”的台词,张牧之咆哮着对老汤说:“你给我翻译翻译,惊喜是什么意思?”
“对姜文来说,没有特色的过场戏,他根本不要。老汤是个骑墙草,是个骗子,有特别强的生存智慧,一旦觉得张牧之有危险,他会立刻倒靠到黄四郎那边。张牧之意识到他有可能叛变,这就无形中成立了一个三角关系。让他‘翻译翻译’,就是逼他当场站队:跟黄四郎?还是跟我?人物的性格,角色的关系,一下子全烘托出来了,把一个简单的过场戏拍得极有看头。”
郭俊立说,作为华语电影的标杆人物,老姜拍商业片取得票房成功,中国电影才有希望。
但这“希望”,可能是一个更长远的轮回:在老姜的队伍里成长起来的这一拨,比如70后的编剧郭俊立,比如80后的导演危笑……如果他们在未来的10-20年迅速撑起中国电影新老交接的这一棒,中国电影才有真的希望。说到底,希望,仰仗的不是钱,而是人。
没堕落的请举手
2006年,危笑成为姜文《太阳照常升起》后半部分的副导演,当时他从中戏的导演系毕业刚两年,一直没有拍戏,正犹豫着要不要彻底离开电影这个圈子。“当时我跟我太太说,24岁,我要是拍不出一部电影,我就改行!”
24岁,他遇见了姜文,在嘉峪关的拍摄,他感受到了老大的力度。“从认识姜文到现在,我是一个爆炸式的成长,不是‘收获很大’这句话能概括的。”
在姜文的组里,他结识了郭俊立,他们俩作为全程“跟戏”的编剧,同样被姜文蓬勃的创作力量烘烤得兴奋而投入。“整个过程中我们俩都很兴奋,在拍的时候,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几乎在场每个人都是如此。一是姜文有这个气场,二是他也确实有实力,他让你不得不服。”
他食言了,他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反而渐渐定心,做了下来。“最烧得慌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我已经不焦虑了,我一点也不急于马上就要端出自己的作品。”对于一个真正想创作的导演来说,年龄阅历和营养积淀,重过“成名要趁早”的热望。“我想更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或者找到一些更广泛、更久远、更值得感动的东西去表达,而不是近前的,堆砌出来的一些东西。这可能就是我学习老姜的结果。——我要是学到他那样,就算是学成了。”
《太阳》之后,危笑跟着田壮壮,做了《狼灾记》的副导演,在他看来,两个导演骨子里都有一种遥望的情怀,但性格和工作方法却是迥异的。
“田壮壮是一个比较流淌的导演,他不是一个强行控制的人,非要打一比方,就是像水一样带着你走,然后流成他想要的那么一个渠。但是姜文是火,他首先是把我点着了。”
跟姜文一样,危笑也觉得当下是中国电影的好时代,但年轻导演面临的问题是:机会非常多,但是入口很难找。
“入口难找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走路者是否有地图?另一个就是路口是否有好的路标,路口是否开放?特别像一个大的立交桥,你要去那个方向有时候你得绕,这是对年轻导演的一个考验。你会发现很多入口是假的,是死胡同。着急拍戏这件事情本身很可笑。如果你真的有话要说,机会迟早会来。但是好多人并没有想表达的东西,他想找一个入口然后逮着一个可以快速表达的东西赶紧上路,赶紧捞一票。所以其实双方都有问题,人和路都有问题。但我觉得入口问题很好解决,这是电影产业逐渐成熟和清晰化的一个可以看到的未来,砸钱进来的人越多,和勇于砸钱的人越多,这个入口会越来越明显。”危笑说。
——“糟糕的是观众有点儿失望,观众的心有点儿凉了。大导演们纷纷堕落。”
——“也许,大导演里头也有没堕落的,老姜就是一个。”
(实习记者张梦、沙春利、对本文亦有贡献)
“姜文就有这本事,他能把演员彻底融入到角色中去。以至于演员跟生活里已经截然不同了,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外行演员。”见了面,危笑说,他的太太和哥们早已经准备好在他出现在银幕上的那一刻热烈笑场,但真的看到时,他们谁也没笑。
让他们站在镜头的两面
“我挺不好意思的,对于真正的严肃的表演心里可能有负担,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演得好不好。”被姜文盛赞的一出戏,是民女被强暴后,几个土匪兄弟跟老大表清白。危笑演的老七,左右看了一眼,说,“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从来不做仗势欺人的事儿,我喜欢被动。” 意思就是男女之事他从来不硬上弓,然后他身体一舒展,“演得倍儿骚”。
作为一个从未演过戏的新手,危笑拍的第一场戏就是跟影帝的对手戏,那一条,他们拍了二十多遍,“拍到第七八条的时候我发现:葛老的戏一直没什么变化呀。而且老大也不跟他说戏,就不停地说要重拍。我就想整个场景就俩人,合着就是我的问题了,拍到十条左右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演戏特刺激,还差点瞎了一只眼,他和廖凡有一场奔跑的戏。“我跑上一个小崖上跳下去,突然发现有个垫子竖在面前,右手下意识的挡了一下。结果手里拿着的枪弹到了我自己的眼镜片儿上。镜片当场就碎了,玻璃碎片扎进左眼皮,满脸是血。”
危笑说,老大很关心他的伤势,知道他没事以后,才放下心来,给他打了一电话,调侃他:“怎么着?要不,你演老二(老二是独眼龙,戴黑眼罩。)?”
出生于1982年的危笑,正属于姜文口中的“这帮孩子比我小20岁”的电影后辈,他给了这个小兄弟很多推动、压迫和鼓励,不惜用溢美之词让他相信表演,因为姜文从自己的经历知道,一个有志于当导演的人,最好不单有在镜头后面的经验,还得有在镜头前面的经验。
危笑的“师哥”郭俊立会认同这一观点,因为他始终觉得,一个好编剧,内心深处也应该是个好演员,虽然很多编剧限于容貌或者羞涩,没有表演的经验,但他们心中“都有表演的欲望,有对人性喜怒哀乐的观察和把握”。
他也意外地在老姜的新片里串了戏,“利用编剧的职务之便”,他为自己选了一个既有台词,又肯定不会被删掉的龙套角色。业余演员用得溜,几乎是信手拈来,这更佐证了姜文所信奉的,在创作面前,人人应该是业余选手的理念。
提气儿的“大师兄”
郭俊立始终记得3年前看《太阳》的感受,当时在电影院里他就特别High,像喝了一通大酒,经历了一次狂欢,走出电影院,是巨大的空虚和失落。“那会儿也是这个季节,我看的是夜场,出来后打不着车,走了十多分钟路,风又挺凉,莫名的伤感,我当时没有理性的分析电影,但这种直觉感受特别忠实我的内心。”
他觉得《太阳》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忏悔录, 成为姜文的编剧以后,他跟他聊起这种感觉,姜文未置可否,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第一次看到姜文的片子是在大学里,在此之前,出名的大导演都是电影学院毕业,这回中戏出了一个姜文,整个学校都觉得提气儿。校园放映《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戏文系学习的郭俊立也去了。“我当时看完完全傻了。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中国导演的电影,完全打开新的空间,我被一种生命力的东西震撼了。”而《鬼子来了》是另一种,“颠覆中国人历史观和人性的作品,但那种电影不能多看,看多了会很难受。”他后来回看《鬼子》,只看前半段,后半段不敢看,怕自己不舒服,到现在,郭俊立依然觉得,《鬼子》是姜文创作中的高峰。
作为编剧,郭俊立在圈中已经颇有名气,跟陈可辛、陈德森深度合作的《投名状》和《十月围城》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佳片,但跟着姜文让他体会到另一种惊喜,姜文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琢磨戏,常常大家一起吃着饭、洗着澡,姜文却突然说:我又有了个新想法!
郭俊立特别欣赏的一场戏,师爷老汤以为张牧之死了,马上投靠黄四郎,这时候张牧之带着兄弟从黑暗中走出来。这里有一句很“轴”的台词,张牧之咆哮着对老汤说:“你给我翻译翻译,惊喜是什么意思?”
“对姜文来说,没有特色的过场戏,他根本不要。老汤是个骑墙草,是个骗子,有特别强的生存智慧,一旦觉得张牧之有危险,他会立刻倒靠到黄四郎那边。张牧之意识到他有可能叛变,这就无形中成立了一个三角关系。让他‘翻译翻译’,就是逼他当场站队:跟黄四郎?还是跟我?人物的性格,角色的关系,一下子全烘托出来了,把一个简单的过场戏拍得极有看头。”
郭俊立说,作为华语电影的标杆人物,老姜拍商业片取得票房成功,中国电影才有希望。
但这“希望”,可能是一个更长远的轮回:在老姜的队伍里成长起来的这一拨,比如70后的编剧郭俊立,比如80后的导演危笑……如果他们在未来的10-20年迅速撑起中国电影新老交接的这一棒,中国电影才有真的希望。说到底,希望,仰仗的不是钱,而是人。
没堕落的请举手
2006年,危笑成为姜文《太阳照常升起》后半部分的副导演,当时他从中戏的导演系毕业刚两年,一直没有拍戏,正犹豫着要不要彻底离开电影这个圈子。“当时我跟我太太说,24岁,我要是拍不出一部电影,我就改行!”
24岁,他遇见了姜文,在嘉峪关的拍摄,他感受到了老大的力度。“从认识姜文到现在,我是一个爆炸式的成长,不是‘收获很大’这句话能概括的。”
在姜文的组里,他结识了郭俊立,他们俩作为全程“跟戏”的编剧,同样被姜文蓬勃的创作力量烘烤得兴奋而投入。“整个过程中我们俩都很兴奋,在拍的时候,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几乎在场每个人都是如此。一是姜文有这个气场,二是他也确实有实力,他让你不得不服。”
他食言了,他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反而渐渐定心,做了下来。“最烧得慌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我已经不焦虑了,我一点也不急于马上就要端出自己的作品。”对于一个真正想创作的导演来说,年龄阅历和营养积淀,重过“成名要趁早”的热望。“我想更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或者找到一些更广泛、更久远、更值得感动的东西去表达,而不是近前的,堆砌出来的一些东西。这可能就是我学习老姜的结果。——我要是学到他那样,就算是学成了。”
《太阳》之后,危笑跟着田壮壮,做了《狼灾记》的副导演,在他看来,两个导演骨子里都有一种遥望的情怀,但性格和工作方法却是迥异的。
“田壮壮是一个比较流淌的导演,他不是一个强行控制的人,非要打一比方,就是像水一样带着你走,然后流成他想要的那么一个渠。但是姜文是火,他首先是把我点着了。”
跟姜文一样,危笑也觉得当下是中国电影的好时代,但年轻导演面临的问题是:机会非常多,但是入口很难找。
“入口难找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走路者是否有地图?另一个就是路口是否有好的路标,路口是否开放?特别像一个大的立交桥,你要去那个方向有时候你得绕,这是对年轻导演的一个考验。你会发现很多入口是假的,是死胡同。着急拍戏这件事情本身很可笑。如果你真的有话要说,机会迟早会来。但是好多人并没有想表达的东西,他想找一个入口然后逮着一个可以快速表达的东西赶紧上路,赶紧捞一票。所以其实双方都有问题,人和路都有问题。但我觉得入口问题很好解决,这是电影产业逐渐成熟和清晰化的一个可以看到的未来,砸钱进来的人越多,和勇于砸钱的人越多,这个入口会越来越明显。”危笑说。
——“糟糕的是观众有点儿失望,观众的心有点儿凉了。大导演们纷纷堕落。”
——“也许,大导演里头也有没堕落的,老姜就是一个。”
(实习记者张梦、沙春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