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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逆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市场萎缩，世界经济低迷，外部环境相对恶化的现实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全球普遍进入数字新时代，传统依靠矿产、能源、简单劳动力、粗放式土地开放的资源驱动型工业时代向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转型。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比重均超过30%，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中国”、分享经济、共享经济活力四射，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深入人心，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布局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的重要支撑。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经济活动。包括软件、网络、终端，以及各行业、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应用、服务。简而言之：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其技术经济特征表现为以数字技术为根本动力、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万物互联和智能+无处不在、数字化为生态逻辑，产品形态、业务流程、产业业态、商业模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相较于传统经济发生了颠覆性变革。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为数字经济按下“快进键”。居家战疫使得越来越多人适应和习惯非接触式服务、在线办理业务、在线消费、移动支付等智慧生活。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新一代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得到大规模场景应用。远程医疗、移动支付、电子商务、“云监工”、“云办公”、“健康码”、“云课堂”等新业态、新应用、新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综合电商、拼购电商、社区电商、视频电商、直播带货等在线购物形式愈加丰富，体验更具个性化和真实性;云诊疗覆盖各级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基于大数据的健康码覆盖10亿多人;在阿里钉钉平台上云课堂的大中专小学生超过1亿人，数字化全民终生学习渐成趋势;用工单位实施云招聘，互联网+社会服务助力居家养老……在我国经济遭遇疫情非常态失速时，唯有数字经济成为超常规的增长动能。
其二，应用创新和生态构建引领。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计算机出货量、手机出货量、网民数量、电商交易额、移动互联网、双创、移动支付、5G、量子通信、云计算、在线教育等细分领域世界第一。尽管美国在原始创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创新环境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技术先发优势，而我国凭借用户、应用、场景、交易等规模化、细分化、平台化、国际化等比较优势，有望弯道超车并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的数字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其三，数字贸易成为“双循环”的重要业态。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型经济最大的增量空间，也是腾笼换鸟从低端制成品出口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国内已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应用的数字产品服务迭代。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03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26%，同比增长6.7%，高出同期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增长率8.1个百分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过去10年，可在线提供的服务出口额每年增长7%至8%。大国博弈、企业竞争的焦点愈加集中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以及数字化这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革。华为、阿里巴巴、腾讯、TIKTOK、海康威视、大疆等中国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走出去，将中国成熟的数字产业化商业逻辑、市场逻辑、技术逻辑与全球化实现了融合、赋能，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也通过跨境电商、数字供应链等数字化方式货通全球，数字贸易所带来的广覆盖、更低成本的普惠，将数字化红利与更多市场主体、消费者共享。
尽管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具有规模比较优势的抢跑、领跑优势，但是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更趋强化，人才、土地、公共产品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区域产业和项目竞争愈发激烈，不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高端回流”“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融合一体化不足、不少数字科技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传统行业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数据安全、知识产权、技术垄断、逆全球化等风险挑战。例如，2018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规模8.63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的28%，超过珠三角地区与京津冀地区的总和，数字经济过于集中发展，导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城市、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差距较大（例如杭州都市圈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年增加值不到杭州的10%），区域之间协同一体化发展的乘数倍增效应还未凸显。
一是加快发展数字产业，推动数据要素资源市场化高效配置。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系统性布局面向未来经济的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普惠泛在的升级版数字新基建，优先覆盖核心商圈、重点产业园区、重要交道枢纽、主要应用场景等。促进大中小微数字企业融通发展、协同发展、抱团发展，搭建服务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培育打造集成电路、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基础支撑产业，分类解决“卡脖子数字技术”，扶持打造一批服务中国智造、适应“双循环”市场纵深发展、腹地孵化的数字科技创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数字科技企业实现围绕制造龙头企业集聚、产业链集聚、园区小镇集聚、网络平台等多样化、实效化集聚。发挥消费基础作用，建设辐射带动能力強、资源整合有优势的区域消费中心、新型消费网络节点，支持电商平台、数字平台以数据赋能生产企业、服务企业，培育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信息消费、时尚消费等新消费业态，促进商旅文体健等幸福经济多行业跨界融合，形成更多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鼓励企业依托新型消费拓展国际市场，以智能+O2O消费生态体系稳、促、扩、升消费。
二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应用，促进大中小微企业供应链、经营链、生产链、消费链等价值链按需上云用数智赋，打造一批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APP、智能工厂、共享工厂、智能车间、智能生产线，培育一批数字工程系统集成、数字贸易、数字供应链、数字文创、数字金融等数字化现代服务业，加快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分享经济、集成经济等新经济发展。
三是加快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国内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信息技术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个人等各主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完善数据生产、流通、整合、应用、共享、开放、保护等数字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机制流程。建立市场化数据交易平台，推动数据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数据在不同场景的按需应用和价值体现。将智慧城市通过5G、物联网等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治理升级打造成为深度链接和支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活、数字政府协同联动发展的城市治理共同体综合基础设施和平台。
四是建设一批数字经济自贸区。目前已有多个城市提出打造数字经济自贸区，例如河北自贸区大兴机场片区、中关村软件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朝阳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成为北京数字贸易试验区落地的三大重点区域，杭州提出建设全球跨境电子商务核心功能区和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厦门提出打造数字化产业强链补链固链的自贸区。将数字经济纳入自由贸易体系，体现出我国外贸从货物到服务再到数字经济的转变，更多中国创新将为全球市场主体和消费者服务和赋能，有望实现以我为主制定数字经济自贸区与海外市场的规则体系，实现全球化多赢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要素市场化配置，这对逆全球化逆流也是有效的管控手段。从确保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市场化配置和法治化保护看，数字经济自贸区以一域的载体先行先试，进而推开形成更稳妥、完善的数据保护体系。从近来中国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来看，多面临水土不服、国内外监管不统一等问题，同时数字经济又是创新最前沿、最频繁的领域，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往往与现行国内外法律、监管存在盲区或者冲突，数字经济自贸区也可以实施沙盒机制这类包容式监管的探索。
刘洋，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院长
数字经济筑就“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经济活动。包括软件、网络、终端，以及各行业、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应用、服务。简而言之：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其技术经济特征表现为以数字技术为根本动力、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万物互联和智能+无处不在、数字化为生态逻辑，产品形态、业务流程、产业业态、商业模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相较于传统经济发生了颠覆性变革。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为数字经济按下“快进键”。居家战疫使得越来越多人适应和习惯非接触式服务、在线办理业务、在线消费、移动支付等智慧生活。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新一代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得到大规模场景应用。远程医疗、移动支付、电子商务、“云监工”、“云办公”、“健康码”、“云课堂”等新业态、新应用、新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综合电商、拼购电商、社区电商、视频电商、直播带货等在线购物形式愈加丰富，体验更具个性化和真实性;云诊疗覆盖各级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基于大数据的健康码覆盖10亿多人;在阿里钉钉平台上云课堂的大中专小学生超过1亿人，数字化全民终生学习渐成趋势;用工单位实施云招聘，互联网+社会服务助力居家养老……在我国经济遭遇疫情非常态失速时，唯有数字经济成为超常规的增长动能。
其二，应用创新和生态构建引领。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计算机出货量、手机出货量、网民数量、电商交易额、移动互联网、双创、移动支付、5G、量子通信、云计算、在线教育等细分领域世界第一。尽管美国在原始创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创新环境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技术先发优势，而我国凭借用户、应用、场景、交易等规模化、细分化、平台化、国际化等比较优势，有望弯道超车并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的数字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其三，数字贸易成为“双循环”的重要业态。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型经济最大的增量空间，也是腾笼换鸟从低端制成品出口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国内已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应用的数字产品服务迭代。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03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26%，同比增长6.7%，高出同期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增长率8.1个百分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过去10年，可在线提供的服务出口额每年增长7%至8%。大国博弈、企业竞争的焦点愈加集中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以及数字化这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革。华为、阿里巴巴、腾讯、TIKTOK、海康威视、大疆等中国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走出去，将中国成熟的数字产业化商业逻辑、市场逻辑、技术逻辑与全球化实现了融合、赋能，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也通过跨境电商、数字供应链等数字化方式货通全球，数字贸易所带来的广覆盖、更低成本的普惠，将数字化红利与更多市场主体、消费者共享。
数字经济高质量均衡发展建议
尽管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具有规模比较优势的抢跑、领跑优势，但是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更趋强化，人才、土地、公共产品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区域产业和项目竞争愈发激烈，不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高端回流”“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融合一体化不足、不少数字科技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传统行业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数据安全、知识产权、技术垄断、逆全球化等风险挑战。例如，2018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规模8.63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的28%，超过珠三角地区与京津冀地区的总和，数字经济过于集中发展，导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城市、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差距较大（例如杭州都市圈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年增加值不到杭州的10%），区域之间协同一体化发展的乘数倍增效应还未凸显。
一是加快发展数字产业，推动数据要素资源市场化高效配置。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系统性布局面向未来经济的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普惠泛在的升级版数字新基建，优先覆盖核心商圈、重点产业园区、重要交道枢纽、主要应用场景等。促进大中小微数字企业融通发展、协同发展、抱团发展，搭建服务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培育打造集成电路、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基础支撑产业，分类解决“卡脖子数字技术”，扶持打造一批服务中国智造、适应“双循环”市场纵深发展、腹地孵化的数字科技创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数字科技企业实现围绕制造龙头企业集聚、产业链集聚、园区小镇集聚、网络平台等多样化、实效化集聚。发挥消费基础作用，建设辐射带动能力強、资源整合有优势的区域消费中心、新型消费网络节点，支持电商平台、数字平台以数据赋能生产企业、服务企业，培育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信息消费、时尚消费等新消费业态，促进商旅文体健等幸福经济多行业跨界融合，形成更多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鼓励企业依托新型消费拓展国际市场，以智能+O2O消费生态体系稳、促、扩、升消费。
二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应用，促进大中小微企业供应链、经营链、生产链、消费链等价值链按需上云用数智赋，打造一批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APP、智能工厂、共享工厂、智能车间、智能生产线，培育一批数字工程系统集成、数字贸易、数字供应链、数字文创、数字金融等数字化现代服务业，加快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分享经济、集成经济等新经济发展。
三是加快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国内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信息技术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个人等各主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完善数据生产、流通、整合、应用、共享、开放、保护等数字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机制流程。建立市场化数据交易平台，推动数据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数据在不同场景的按需应用和价值体现。将智慧城市通过5G、物联网等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治理升级打造成为深度链接和支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活、数字政府协同联动发展的城市治理共同体综合基础设施和平台。
四是建设一批数字经济自贸区。目前已有多个城市提出打造数字经济自贸区，例如河北自贸区大兴机场片区、中关村软件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朝阳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成为北京数字贸易试验区落地的三大重点区域，杭州提出建设全球跨境电子商务核心功能区和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厦门提出打造数字化产业强链补链固链的自贸区。将数字经济纳入自由贸易体系，体现出我国外贸从货物到服务再到数字经济的转变，更多中国创新将为全球市场主体和消费者服务和赋能，有望实现以我为主制定数字经济自贸区与海外市场的规则体系，实现全球化多赢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要素市场化配置，这对逆全球化逆流也是有效的管控手段。从确保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市场化配置和法治化保护看，数字经济自贸区以一域的载体先行先试，进而推开形成更稳妥、完善的数据保护体系。从近来中国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来看，多面临水土不服、国内外监管不统一等问题，同时数字经济又是创新最前沿、最频繁的领域，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往往与现行国内外法律、监管存在盲区或者冲突，数字经济自贸区也可以实施沙盒机制这类包容式监管的探索。
刘洋，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