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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念，课程改革，启示
[中国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15—02
对于1933—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在新教材中的相关表述如下(大象版回避没有表述)：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被迫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北上进行长征。(岳麓版)
1933年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领导人博古掌权……他们指挥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红军苦战一年，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人教版)
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博古、李德等人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人民版)
很显然，从新教材的表述中可以看出，都认为“左”倾错误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的确多是从军事方面给予说明(具体可以参见杨奎松的《中间地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90年代后期则又从经济方面做了初步的考察(参见任保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而后又进一步突破：1933—1934年国共之间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终。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明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由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参见黄道炫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更多研究成果可以参见中国近代史相关论著)。这个突破在我们全国高考历史试题中已经显示出来，新教科书却视而不见。为了说明问题，现将2004年广东省高考历史试题第27题陈述如下：
阅读以下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有关的材料：
材料一 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对根据地“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
——《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1934年)
材料二 粟裕在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时说，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国民党军的)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材料三 长期的战争使扩大红军指标难以如期完成。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大红军)，这当然不现实”。
——《李志民回忆录》(1993年)
材料四 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
——《红色中华》第146期(1934年)
回答：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红军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所面临的严峻内外形势(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指导方针和客观形势两方面分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7分)。
其实，就同一历史事件而言，可以不同的理念来组织不同的材料，并由此而达到不同的教学效果。如原人教版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和其他不同版本新教科书中，有关“巴黎和会”的选材，是突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五四运动爆发，而1998年全国历史高考有关“巴黎和会”的选材，则从另一角度突出了中国代表团誓死力争民族主权的胆识和勇气(关于这点内容岳麓版已经体现，做的比较到位)，过去，我们以国家与民族标准至上，突出革命与抗争，改革开放以后，则日益突出了生产力标准，教科书编写者和中学历史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编写和讲课过程中适当增加一些补充材料，这些都可以称为教科书内容。这正如《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所指出的：“教科书编写者可不必囿于《标准》所构建的内容体系，可以对内容标准进行重新建构，在体现课程目标的基础上，教科书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内容标准之外的知识。”
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载体，不仅传递历史知识，也承载和反映教育理念、社会价值和民族精神。但是，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教材的叙述中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主流观点，越来越为大家所公认，并且，由于种种原因它总是在回避应该告诉我们中学生的真实历史知识。巴金曾说过“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他一再呼吁“讲真话”“痛苦的历史比快乐的历史更不应该忘记，再现悲剧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提高人们的免疫力”。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也有悖于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德。”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却敢于“家丑外扬”，比如法国高三年级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从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历史。全书共10章，对二战的介绍占了5章，显然是重中之重。二战期间的维希伪政权同希特勒勾结，大肆搜捕和迫害犹太人，并用专列把犹太人送人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对于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教科书丝毫不加掩饰。德国教育法也有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从希特勒上台讲起，到希特勒动用宣传机器和手段，蛊惑和引诱德国人民走上战争的道路，再到希特勒的军事扩张，种族大屠杀，人民的反抗和抵制活动，盟军的胜利，德国的解放，直到最后一小节综述，教科书图文并茂，用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图片反映纳粹暴行。而反观我们现在都知道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共同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而通读教科书，除了在抗战初期一年三个月的防御阶段可以看出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抗日行动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均未充分反映，而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浴血疆场，卫国杀敌的事迹则仅剩下张自忠一人，这未免太不尊重历史了。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重心是抗日，而不是反共，这已是今天史学界的共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前后组织大小22次会战，1万人以上兵力的大规模战役100余次，共有200余万官兵阵亡，其中有上将军官8名，中将军官41名，少将军官65名，在1944年日寇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就有豫中、长衡、桂柳三次会战，爱国将领方先觉率部坚守衡阳血战47天，歼敌近6万，被俘后逃离虎口返回重庆，山城人民奔走相告，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教科书中根本看不到。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还派兵入缅甸、印度作战，爱国名将戴安澜以身殉职，周恩来亲题挽联“黄埔之英，民族之雄”，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中国抗日战争中看不到国民党军队歼敌多少人，展示的都是中国共产党歼敌多少多少人。教科书还需要动手术，因为“时代要求历史教育工作者、历史教科书编写者要更加重视当代历史科学研究的新信息，了解新面貌，才能使历史教学符合时代要求，具有科学性”(华东师范大学初中历史实验教科书编写组：《时代的要求和学生的发展是我们的追求》，《历史教学》2003年第12期)。
毋庸讳言，教科书的编写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摸索和思考，需要认真总结原有教材的成败，研究新的思路，虽不能指望一步成功，但可以做到“与时俱进”，随着实践不断改进，不断丰富、发展和调整其形式，以求更加完善。教科书是教师传道解惑的工具，是学生学以通达的范本，如果教科书滞后，必将难以适应未来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对于教材编撰者乃至实施一线教育的历史教师而言，严谨学风的育成水平、知识养料的纳新程度、学术动态的关注范围等等，都将成为能否突破课程改革的检验标尺。另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都已经20多年，中学历史教科书作为一个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载体，适时地加入学界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应当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言而喻，这也正是从“左”倾是第五次反“围剿”主要败因说起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简介]周仕德(1976－)，男，陕西西县人，西化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近代史、历史教育方向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中国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15—02
对于1933—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在新教材中的相关表述如下(大象版回避没有表述)：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被迫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北上进行长征。(岳麓版)
1933年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领导人博古掌权……他们指挥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红军苦战一年，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人教版)
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博古、李德等人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人民版)
很显然，从新教材的表述中可以看出，都认为“左”倾错误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的确多是从军事方面给予说明(具体可以参见杨奎松的《中间地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90年代后期则又从经济方面做了初步的考察(参见任保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而后又进一步突破：1933—1934年国共之间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终。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明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由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参见黄道炫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更多研究成果可以参见中国近代史相关论著)。这个突破在我们全国高考历史试题中已经显示出来，新教科书却视而不见。为了说明问题，现将2004年广东省高考历史试题第27题陈述如下：
阅读以下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有关的材料：
材料一 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对根据地“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
——《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1934年)
材料二 粟裕在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时说，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国民党军的)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材料三 长期的战争使扩大红军指标难以如期完成。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大红军)，这当然不现实”。
——《李志民回忆录》(1993年)
材料四 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
——《红色中华》第146期(1934年)
回答：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红军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所面临的严峻内外形势(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指导方针和客观形势两方面分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7分)。
其实，就同一历史事件而言，可以不同的理念来组织不同的材料，并由此而达到不同的教学效果。如原人教版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和其他不同版本新教科书中，有关“巴黎和会”的选材，是突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五四运动爆发，而1998年全国历史高考有关“巴黎和会”的选材，则从另一角度突出了中国代表团誓死力争民族主权的胆识和勇气(关于这点内容岳麓版已经体现，做的比较到位)，过去，我们以国家与民族标准至上，突出革命与抗争，改革开放以后，则日益突出了生产力标准，教科书编写者和中学历史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编写和讲课过程中适当增加一些补充材料，这些都可以称为教科书内容。这正如《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所指出的：“教科书编写者可不必囿于《标准》所构建的内容体系，可以对内容标准进行重新建构，在体现课程目标的基础上，教科书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内容标准之外的知识。”
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载体，不仅传递历史知识，也承载和反映教育理念、社会价值和民族精神。但是，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教材的叙述中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主流观点，越来越为大家所公认，并且，由于种种原因它总是在回避应该告诉我们中学生的真实历史知识。巴金曾说过“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他一再呼吁“讲真话”“痛苦的历史比快乐的历史更不应该忘记，再现悲剧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提高人们的免疫力”。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也有悖于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德。”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却敢于“家丑外扬”，比如法国高三年级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从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历史。全书共10章，对二战的介绍占了5章，显然是重中之重。二战期间的维希伪政权同希特勒勾结，大肆搜捕和迫害犹太人，并用专列把犹太人送人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对于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教科书丝毫不加掩饰。德国教育法也有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从希特勒上台讲起，到希特勒动用宣传机器和手段，蛊惑和引诱德国人民走上战争的道路，再到希特勒的军事扩张，种族大屠杀，人民的反抗和抵制活动，盟军的胜利，德国的解放，直到最后一小节综述，教科书图文并茂，用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图片反映纳粹暴行。而反观我们现在都知道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共同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而通读教科书，除了在抗战初期一年三个月的防御阶段可以看出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抗日行动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均未充分反映，而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浴血疆场，卫国杀敌的事迹则仅剩下张自忠一人，这未免太不尊重历史了。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重心是抗日，而不是反共，这已是今天史学界的共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前后组织大小22次会战，1万人以上兵力的大规模战役100余次，共有200余万官兵阵亡，其中有上将军官8名，中将军官41名，少将军官65名，在1944年日寇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就有豫中、长衡、桂柳三次会战，爱国将领方先觉率部坚守衡阳血战47天，歼敌近6万，被俘后逃离虎口返回重庆，山城人民奔走相告，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教科书中根本看不到。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还派兵入缅甸、印度作战，爱国名将戴安澜以身殉职，周恩来亲题挽联“黄埔之英，民族之雄”，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中国抗日战争中看不到国民党军队歼敌多少人，展示的都是中国共产党歼敌多少多少人。教科书还需要动手术，因为“时代要求历史教育工作者、历史教科书编写者要更加重视当代历史科学研究的新信息，了解新面貌，才能使历史教学符合时代要求，具有科学性”(华东师范大学初中历史实验教科书编写组：《时代的要求和学生的发展是我们的追求》，《历史教学》2003年第12期)。
毋庸讳言，教科书的编写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摸索和思考，需要认真总结原有教材的成败，研究新的思路，虽不能指望一步成功，但可以做到“与时俱进”，随着实践不断改进，不断丰富、发展和调整其形式，以求更加完善。教科书是教师传道解惑的工具，是学生学以通达的范本，如果教科书滞后，必将难以适应未来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对于教材编撰者乃至实施一线教育的历史教师而言，严谨学风的育成水平、知识养料的纳新程度、学术动态的关注范围等等，都将成为能否突破课程改革的检验标尺。另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都已经20多年，中学历史教科书作为一个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载体，适时地加入学界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应当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言而喻，这也正是从“左”倾是第五次反“围剿”主要败因说起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简介]周仕德(1976－)，男，陕西西县人，西化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近代史、历史教育方向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