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晚清时期，虽然当时没有电影和电视，但当湘军东征归来，长沙城内看戏已成为当时最时髦最受欢迎的事。这时的长沙城，有着充满烟火气的“娱乐的幸福感”。
晚清时，戏剧为什么会在长沙城内成为民众广受欢迎的娱乐方式，当时的长沙人又是怎样看戏的？
光绪三十年（1904）以前，在长沙全城还找不到戏园。当时的普通人看戏，大多赶往热闹的庙宇，因为可以免费看到庙台戏（亦称台子戏）。因湘军东征回来，长沙这座城市流金淌银，或因各神佛的诞辰，或因还愿酬神，长沙各处庙宇随时都在大锣大鼓地演戏。
当时船商、木商顺湘江而下赚得盆满钵满，箩业因生意兴旺，也往往“斗盒子”（凑资）敬神演戏。这样的戏剧表演，一般以“本”计算，一本四出，任人选择，钱多的可演五出六出戏，有的甚至专门请人来演《封神榜》 《西游记》或《精忠说岳》这些一演就是几天的大戏。
庙台演戏，是不向观众收钱的，只要有闲心，尽可以去随意观看，于是长沙一些戏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对联：“看不见姑且听之，何必四处钻营极力排开前面者；站得高弗能久也，莫仗一时得志挺身遮住后来人。”
那时，大多数长沙人看戏就像对联中所写，站在寺庙和祠堂的戏台下，伸长脖子，像个呆头鹅一样挤着看戏台上锣鼓声里张扬的“武将身后旗，小姐手中扇”。有一个名叫易顺鼎外号“仙童”的人形容台下的观众：“你挤我挤，挤得几无立足地；好看歹看，看完总有会心时。”
当时，长沙城内庙宇戏台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按演戏时间早晚，分为早早台、早台、早午台、午台、晚台。如何找到好看的戏？长沙各处槟榔摊子为招徕生意出现了一种新的生计，就是爱看戏的人用一文钱，可以到槟榔摊子上查戏牌。各槟榔摊主每日往坡子街旁的衣铺街戏剧业祖师庙老郎庙抄得各戏班的定戏单（当时长沙城内各戏班每日被雇演戏的本数和地点，都会提前一日报知老郎庙）。由此，也可知当时长沙城内戏剧业的发达。
长沙城内爱看戏的人实在太多了，但看庙戏，站着看，人总会感觉到累。此时专门用于看戏的马凳出现了。马凳是用一根长木，两端用人字脚支起的高凳，布在戏台前，有数排至十数排之多，想要坐着看戏需花两文钱去爬高高的马凳。据记载，当年在都正街定湘王庙（即善化县城隍庙）的庙台前就钉有马凳十几条。这里是庙台戏兴旺之地，有时甚至连演早戏也是“人肩相摩，肩舆不能入”。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长沙人，看戏已经陷入“社会性痴迷”的狂热中。
其实除了长沙城内的庙台戏兴旺外，富贵人家将戏班子请回自家庭院演“堂戏”也十分火爆。不过晚清时，得胜归来的湘军将领在长沙城内不断建屋，城内房价飞涨，不少有身份的人亦不能随便购买到宽大庭院的大房子（有的官员是当几年官就可能离开长沙，因此也没买房的需要），但替老人贺寿等庆典性堂戏仍不能不请戏班子来演，请亲朋好友一同观赏。清末民初的长沙，今芙蓉区内马王街小瀛洲的席宝田祠堂，以及开福区北正街的左文襄（左宗棠）祠就是专门被辟为富人请人演堂戏的地点。
1904年，长沙宣布开埠。在这一年，长沙青石街出现了带有包厢的新酒楼，即玉楼东酒店，除就餐环境让人耳目一新外，还出品了一批带有京味和沪味的新型菜式，如汤爆肚等，在形式和菜式上顿时成为长沙餐饮业仿效的对象。
民国长沙的司门口，张贴了戏院新剧《张文祥刺马》的宣传标语
与此同时，新的听戏方式，即买门票进入挂着茶园招牌的戏园的形式也开始在长沙出现。
1933年5月30日《長沙戏报》追述：“长沙戏园始自清光绪末年，设园于小西门外皆宜公司，旋毁于火，迁城内织机巷耕云（耘）圃，名同乐园，观客以官吏、教员、妓女为最多，时有‘同乐园中最多数，红牌婊子教员官’之谣。”
当时京剧刚刚进入湖南省会长沙，长沙人看不懂京剧，按清制本省人不在本省为官，全部是异地为官。当时湖南极其重视教育，东征归来的湘军官兵带回了大量金钱，有钱聘请外省甚至是北京的教员，这些教员看得懂京剧。
随着同乐园在织机街耕耘圃开演，京剧生意大有起色。这时有京剧女班来长沙，在今天的天心区樊西巷百花村开办京剧院霓园，这时京剧就变得很吸引本地客人，已能抗衡湖南的本土戏湘剧了。到了后来，小瀛洲的席宝田祠堂开办了楚舞台，湘舞台设于桃花井，两家京剧戏园“大唱对台戏”，把锣鼓敲得震天响，互抢生意，结果影响到对面的稻田女师和修业学校的正常办学秩序，引出官方对这两家戏园下达停锣的禁令。
眼看在戏剧市场上，京剧几乎喧宾夺主，抢了湘剧的风头，长沙城内经营湘剧业者乃请出长沙本地热爱湘剧且有钱有势的叶德辉（1864—1927）出来商量对策，以实施对“文化侵入者”京剧的竞争与反击。
财大气粗的叶德辉的办法是，买下耕耘圃房产，将同乐园的演出场地换到太平街孚嘉巷内由王先谦、叶德辉创办的湘剧戏园宜春园的演出场地，此处稍狭小，这招式叫釜底抽薪。同时，叶德辉重新装修了耕耘圃戏园，成立同春园，开锣唱起湘剧来。
清宣统二年（1910），同春园正式对外营业，戏园布置为茶馆样式，戏台布置为更利于观剧的三面镜廊，成为长沙最引人注目的重要湘剧剧园。观众前来看戏，需要买券入场。在此演出的是合春台、仁寿、仁和、庆华四个戏班组成的大戏班，这个戏班在长沙角色最齐整、服装最新颖。叶德辉成为同春园的主持，股东共有31人，皆一时名角，名“卅一堂”。凡班中具体大事，由叶德辉交“卅一堂”征求意见而后施行；“卅一堂”如有建议，亦须经叶德辉许可，方能成立。
值得特别一述的是，叶德辉之所以能够买下耕耘圃房产，除了有钱之外，还与此前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相关。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连去世，遵制“百日之内，不能演剧”，京剧同乐园及其戏班三庆班身处湖南异地，一时变得毫无经济来源。没钱就只能低头了，叶德辉因此得手。 叶德辉之所以出钱买戏园办戏园，也是“应营湘剧业者，抵制生意越来越好的京班的演出”的要求而实施计划的，这也使得他在合并湘剧戏班时变得非常顺利。当然合并戏班时也遭到了一些湘剧艺员的抵制，其中，刚刚成名的小生言道南，“为叶（德辉）所逼，竟服镪水自尽”，而清华班名角李芝云宁愿散班后生活无着，也要出来挺身抵制。直到民国成立，叶德辉退居幕后，李芝云才出来以其声望执掌同春园。
杜迈之在《叶德辉评传》中说，叶德辉在织机巷耕耘圃建立了同春园，包占湘戏班，花了几万银元置行头，接角色，自为老板。戏园中大书朱批：“奉吏部叶面谕禁止入账房”，又谕：“一律肃静，毋得喧哗”，以威吓观众。园中另辟雅座，为叶专席，每日开锣必到。偶有喧闹争吵，即起身吼斥：“送局惩办。”这也可见叶德辉当年的霸道和为人的强势。
民国长沙《小春秋》的主编黄曾甫曾说：“湘剧戏班之健全，湘剧戏园之革新，叶德辉当时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尹伯康更说：“宣统二年，长沙兴建同春园，首改三面舞台为镜框式舞台，去方桌方凳，改用长条木靠椅，一面观剧，并设雅座包厢，分等级售票，并从上海、苏州等地置办全新灯光，为清末湘剧最大名园，亦为镜框式舞台之始。此后，利用会馆、庙堂、旧屋改建戏园、戏院者日盛。”
其实耕耘圃同春园开园之初，叶德辉面临的开办戏园的难度还是超出了以上众人的评说。除了适逢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逝世，遵制百日内不能演剧，班款收入全无，完全由叶德辉垫款之外，同春园在开办第二年，即1911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长沙反正，兵骄将惰，戏园一开锣，座位就为兵士占据大半。兵士不但看霸王戏，而且常常借故捣乱，让出钱看戏的观客“栗栗危惧，如坐针毡，于是皆裹足不前矣”。
这一时期，长沙各戏园虽然每天都在演戏，其实戏班子连饭钱都赚不回来。但同春园内的“卅一堂”在此困境之下却异常团结，他们除戏班演戏的演员外，还轮番组织四班人手：一班立于戏园门口，阻止冒称兵士的流痞混入，因为这些流痞往往是鼓动士兵闹堂的原凶；二班人员则杂坐在兵士之间，尽量阻止兵士闹事，同时也防止流痞趁乱偷窃茶壶茶碗；三班杂坐观客间，暗中保护观客，以免除人身安全之扰；四班环立账桌之前，保护戏园财产安全，同时在收票时，他们手端脸盆，向兵士苦求捐赠。
民国二年至三年（1913—1914）正当汤芗铭督湘之时，长沙城内驻扎的都是北方士兵，他们不解湘剧，都纷纷前往织机巷东面与都正街交汇处的桃花井京剧戏园看戏。此时叶德辉在背后主持的耕耘圃同春园，好整以暇，加强学习，“演角既全，奏器又皆卖力，解湘剧者莫不乐于往观矣”。当时桃花井的豫园为谭贡三组织，谭贡三清代时期为官江西，宦囊豐裕，于是用重资聘角上海，桃花井一时名角毕集，座亦常满。桃花井与织机巷为一连通的街道，每当夜间散戏之时，东自都正街的桃花井口起，西至织机巷的化龙池口止，停满了待客的人力车。戏园生意之好，可以想见，桃花井和耕耘圃也成为省城长沙生意最火爆、知名度最高的“戏窝子”。此后织机巷又新增了霓仙园，育婴街又出了新舞台，围绕织机巷（今天长沙市人民西路东段），这里几乎已成“戏园一条街”了。
对于戏窝子，笔者还想提一下芙蓉区化龙池的康庄（今化龙池原址尚存石碑门额），它也在织机巷的一条支巷内。晚清时期，长沙最著名的湘剧科班为五云科班。五云科班最迟起于清道光后期（1841—1850）。同治初年，湘军将领杨岳斌之弟杨巩（此人在著名的长沙抢米风潮中也与叶德辉一起出了回“恶风头”）出资接办了五云科班，设在康庄，人称新五云。
此时，新五云科班实已成为杨氏家班，经费充裕，学徒除吃、住由科班负责外，并发给衣服，条件超过其他科班。新五云科班学习期限为5年，比一般科班时间长。学徒不分科次前后，统一在姓名最末一字用“云”字作艺名。班规、教学都极严苛。学徒平日外出，必须数人同行。非婚丧大事，不得回家。科班所聘各行教师，均系湘班名角，故出科学徒都能当行出色。道咸以来，直至民国，湘班中均以出身五云科班为荣。叶德辉创办同春园，即有不少五云科班毕业的名角在同春园演出。
叶德辉在近现代史上名声不佳，最后在大革命时期被柳直荀带领的省农会抓捕，经审判而毙命于识字岭刑场。但是历史人物往往有其复杂性，我们在此仅仅谈及叶德辉对于湘剧发展的一些贡献。
（责任编辑：亚闻）
站在戏台下，像个呆头鹅
晚清时，戏剧为什么会在长沙城内成为民众广受欢迎的娱乐方式，当时的长沙人又是怎样看戏的？
光绪三十年（1904）以前，在长沙全城还找不到戏园。当时的普通人看戏，大多赶往热闹的庙宇，因为可以免费看到庙台戏（亦称台子戏）。因湘军东征回来，长沙这座城市流金淌银，或因各神佛的诞辰，或因还愿酬神，长沙各处庙宇随时都在大锣大鼓地演戏。
当时船商、木商顺湘江而下赚得盆满钵满，箩业因生意兴旺，也往往“斗盒子”（凑资）敬神演戏。这样的戏剧表演，一般以“本”计算，一本四出，任人选择，钱多的可演五出六出戏，有的甚至专门请人来演《封神榜》 《西游记》或《精忠说岳》这些一演就是几天的大戏。
庙台演戏，是不向观众收钱的，只要有闲心，尽可以去随意观看，于是长沙一些戏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对联：“看不见姑且听之，何必四处钻营极力排开前面者；站得高弗能久也，莫仗一时得志挺身遮住后来人。”
那时，大多数长沙人看戏就像对联中所写，站在寺庙和祠堂的戏台下，伸长脖子，像个呆头鹅一样挤着看戏台上锣鼓声里张扬的“武将身后旗，小姐手中扇”。有一个名叫易顺鼎外号“仙童”的人形容台下的观众：“你挤我挤，挤得几无立足地；好看歹看，看完总有会心时。”
当时，长沙城内庙宇戏台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按演戏时间早晚，分为早早台、早台、早午台、午台、晚台。如何找到好看的戏？长沙各处槟榔摊子为招徕生意出现了一种新的生计，就是爱看戏的人用一文钱，可以到槟榔摊子上查戏牌。各槟榔摊主每日往坡子街旁的衣铺街戏剧业祖师庙老郎庙抄得各戏班的定戏单（当时长沙城内各戏班每日被雇演戏的本数和地点，都会提前一日报知老郎庙）。由此，也可知当时长沙城内戏剧业的发达。
长沙城内爱看戏的人实在太多了，但看庙戏，站着看，人总会感觉到累。此时专门用于看戏的马凳出现了。马凳是用一根长木，两端用人字脚支起的高凳，布在戏台前，有数排至十数排之多，想要坐着看戏需花两文钱去爬高高的马凳。据记载，当年在都正街定湘王庙（即善化县城隍庙）的庙台前就钉有马凳十几条。这里是庙台戏兴旺之地，有时甚至连演早戏也是“人肩相摩，肩舆不能入”。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长沙人，看戏已经陷入“社会性痴迷”的狂热中。
其实除了长沙城内的庙台戏兴旺外，富贵人家将戏班子请回自家庭院演“堂戏”也十分火爆。不过晚清时，得胜归来的湘军将领在长沙城内不断建屋，城内房价飞涨，不少有身份的人亦不能随便购买到宽大庭院的大房子（有的官员是当几年官就可能离开长沙，因此也没买房的需要），但替老人贺寿等庆典性堂戏仍不能不请戏班子来演，请亲朋好友一同观赏。清末民初的长沙，今芙蓉区内马王街小瀛洲的席宝田祠堂，以及开福区北正街的左文襄（左宗棠）祠就是专门被辟为富人请人演堂戏的地点。
在戏园看戏，成为长沙开埠后的新时尚
1904年，长沙宣布开埠。在这一年，长沙青石街出现了带有包厢的新酒楼，即玉楼东酒店，除就餐环境让人耳目一新外，还出品了一批带有京味和沪味的新型菜式，如汤爆肚等，在形式和菜式上顿时成为长沙餐饮业仿效的对象。
与此同时，新的听戏方式，即买门票进入挂着茶园招牌的戏园的形式也开始在长沙出现。
1933年5月30日《長沙戏报》追述：“长沙戏园始自清光绪末年，设园于小西门外皆宜公司，旋毁于火，迁城内织机巷耕云（耘）圃，名同乐园，观客以官吏、教员、妓女为最多，时有‘同乐园中最多数，红牌婊子教员官’之谣。”
当时京剧刚刚进入湖南省会长沙，长沙人看不懂京剧，按清制本省人不在本省为官，全部是异地为官。当时湖南极其重视教育，东征归来的湘军官兵带回了大量金钱，有钱聘请外省甚至是北京的教员，这些教员看得懂京剧。
随着同乐园在织机街耕耘圃开演，京剧生意大有起色。这时有京剧女班来长沙，在今天的天心区樊西巷百花村开办京剧院霓园，这时京剧就变得很吸引本地客人，已能抗衡湖南的本土戏湘剧了。到了后来，小瀛洲的席宝田祠堂开办了楚舞台，湘舞台设于桃花井，两家京剧戏园“大唱对台戏”，把锣鼓敲得震天响，互抢生意，结果影响到对面的稻田女师和修业学校的正常办学秩序，引出官方对这两家戏园下达停锣的禁令。
眼看在戏剧市场上，京剧几乎喧宾夺主，抢了湘剧的风头，长沙城内经营湘剧业者乃请出长沙本地热爱湘剧且有钱有势的叶德辉（1864—1927）出来商量对策，以实施对“文化侵入者”京剧的竞争与反击。
财大气粗的叶德辉的办法是，买下耕耘圃房产，将同乐园的演出场地换到太平街孚嘉巷内由王先谦、叶德辉创办的湘剧戏园宜春园的演出场地，此处稍狭小，这招式叫釜底抽薪。同时，叶德辉重新装修了耕耘圃戏园，成立同春园，开锣唱起湘剧来。
清宣统二年（1910），同春园正式对外营业，戏园布置为茶馆样式，戏台布置为更利于观剧的三面镜廊，成为长沙最引人注目的重要湘剧剧园。观众前来看戏，需要买券入场。在此演出的是合春台、仁寿、仁和、庆华四个戏班组成的大戏班，这个戏班在长沙角色最齐整、服装最新颖。叶德辉成为同春园的主持，股东共有31人，皆一时名角，名“卅一堂”。凡班中具体大事，由叶德辉交“卅一堂”征求意见而后施行；“卅一堂”如有建议，亦须经叶德辉许可，方能成立。
叶德辉经营耕耘圃戏园
值得特别一述的是，叶德辉之所以能够买下耕耘圃房产，除了有钱之外，还与此前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相关。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连去世，遵制“百日之内，不能演剧”，京剧同乐园及其戏班三庆班身处湖南异地，一时变得毫无经济来源。没钱就只能低头了，叶德辉因此得手。 叶德辉之所以出钱买戏园办戏园，也是“应营湘剧业者，抵制生意越来越好的京班的演出”的要求而实施计划的，这也使得他在合并湘剧戏班时变得非常顺利。当然合并戏班时也遭到了一些湘剧艺员的抵制，其中，刚刚成名的小生言道南，“为叶（德辉）所逼，竟服镪水自尽”，而清华班名角李芝云宁愿散班后生活无着，也要出来挺身抵制。直到民国成立，叶德辉退居幕后，李芝云才出来以其声望执掌同春园。
杜迈之在《叶德辉评传》中说，叶德辉在织机巷耕耘圃建立了同春园，包占湘戏班，花了几万银元置行头，接角色，自为老板。戏园中大书朱批：“奉吏部叶面谕禁止入账房”，又谕：“一律肃静，毋得喧哗”，以威吓观众。园中另辟雅座，为叶专席，每日开锣必到。偶有喧闹争吵，即起身吼斥：“送局惩办。”这也可见叶德辉当年的霸道和为人的强势。
民国长沙《小春秋》的主编黄曾甫曾说：“湘剧戏班之健全，湘剧戏园之革新，叶德辉当时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尹伯康更说：“宣统二年，长沙兴建同春园，首改三面舞台为镜框式舞台，去方桌方凳，改用长条木靠椅，一面观剧，并设雅座包厢，分等级售票，并从上海、苏州等地置办全新灯光，为清末湘剧最大名园，亦为镜框式舞台之始。此后，利用会馆、庙堂、旧屋改建戏园、戏院者日盛。”
其实耕耘圃同春园开园之初，叶德辉面临的开办戏园的难度还是超出了以上众人的评说。除了适逢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逝世，遵制百日内不能演剧，班款收入全无，完全由叶德辉垫款之外，同春园在开办第二年，即1911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长沙反正，兵骄将惰，戏园一开锣，座位就为兵士占据大半。兵士不但看霸王戏，而且常常借故捣乱，让出钱看戏的观客“栗栗危惧，如坐针毡，于是皆裹足不前矣”。
这一时期，长沙各戏园虽然每天都在演戏，其实戏班子连饭钱都赚不回来。但同春园内的“卅一堂”在此困境之下却异常团结，他们除戏班演戏的演员外，还轮番组织四班人手：一班立于戏园门口，阻止冒称兵士的流痞混入，因为这些流痞往往是鼓动士兵闹堂的原凶；二班人员则杂坐在兵士之间，尽量阻止兵士闹事，同时也防止流痞趁乱偷窃茶壶茶碗；三班杂坐观客间，暗中保护观客，以免除人身安全之扰；四班环立账桌之前，保护戏园财产安全，同时在收票时，他们手端脸盆，向兵士苦求捐赠。
民国二年至三年（1913—1914）正当汤芗铭督湘之时，长沙城内驻扎的都是北方士兵，他们不解湘剧，都纷纷前往织机巷东面与都正街交汇处的桃花井京剧戏园看戏。此时叶德辉在背后主持的耕耘圃同春园，好整以暇，加强学习，“演角既全，奏器又皆卖力，解湘剧者莫不乐于往观矣”。当时桃花井的豫园为谭贡三组织，谭贡三清代时期为官江西，宦囊豐裕，于是用重资聘角上海，桃花井一时名角毕集，座亦常满。桃花井与织机巷为一连通的街道，每当夜间散戏之时，东自都正街的桃花井口起，西至织机巷的化龙池口止，停满了待客的人力车。戏园生意之好，可以想见，桃花井和耕耘圃也成为省城长沙生意最火爆、知名度最高的“戏窝子”。此后织机巷又新增了霓仙园，育婴街又出了新舞台，围绕织机巷（今天长沙市人民西路东段），这里几乎已成“戏园一条街”了。
对于戏窝子，笔者还想提一下芙蓉区化龙池的康庄（今化龙池原址尚存石碑门额），它也在织机巷的一条支巷内。晚清时期，长沙最著名的湘剧科班为五云科班。五云科班最迟起于清道光后期（1841—1850）。同治初年，湘军将领杨岳斌之弟杨巩（此人在著名的长沙抢米风潮中也与叶德辉一起出了回“恶风头”）出资接办了五云科班，设在康庄，人称新五云。
此时，新五云科班实已成为杨氏家班，经费充裕，学徒除吃、住由科班负责外，并发给衣服，条件超过其他科班。新五云科班学习期限为5年，比一般科班时间长。学徒不分科次前后，统一在姓名最末一字用“云”字作艺名。班规、教学都极严苛。学徒平日外出，必须数人同行。非婚丧大事，不得回家。科班所聘各行教师，均系湘班名角，故出科学徒都能当行出色。道咸以来，直至民国，湘班中均以出身五云科班为荣。叶德辉创办同春园，即有不少五云科班毕业的名角在同春园演出。
叶德辉在近现代史上名声不佳，最后在大革命时期被柳直荀带领的省农会抓捕，经审判而毙命于识字岭刑场。但是历史人物往往有其复杂性，我们在此仅仅谈及叶德辉对于湘剧发展的一些贡献。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