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年间，大文豪苏轼曾作《六事廉为本赋》。短短五百余字，借古喻今，切中时弊，叫人击节称赏。
　　六事，系《周礼》所载官员须遵循的六条准则：“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苏轼阐发说，“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周天子治下之地方官员，职责有别、位分高下，可“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考核官员的德、能、勤、绩等，都要把是否清慎摆在首位。他强调说，人各有德、人各有能，“是故分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启庶官，俾厉节而为政”。考核、评判官员虽然分设六事，但均须本着廉洁的准绳去衡量，以便使官员先砥砺名节，而后去处理政务。
　　廉为官程，立论鲜明。在苏轼眼里，廉洁清白，乃是为官的最高范式和做人底线。一个官员，能力再强，业绩再大，但只要违背廉洁，便“一票否决”。
　　官员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的良善、德行好，有的精明、能力强，有的恭谨，有的正直，有的勤恳敬业，有的明辨是非，专长各异，业绩不一。如何评判其功业、分出等次呢？“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要把是否廉洁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朝廷奖赏官员的美善治绩，但是否清慎廉洁，则是最根本的评判标准。苏轼又用比喻、形象化地说明廉为官程的道理，“拟之网罟，先纲而后目；况之布帛，先经而后纬”。抓住廉洁这个“纲”和“经”，方能纲举目张，经纬错落，正确无误地评判官员的称职与否及其功绩大小。丢了廉洁准则，评判就会误入歧途、迷失方向。
　　官程对官员的引领、导向作用，尤为巨大。从历代考核、任用官员标准的变化中，苏轼得出一条经验：坚持廉为官程、清廉第一的标准，则大抵吏治清明，政风和畅；反之，廉洁准则的弱化，必然腐败丛生，风气污浊。周公为相，以廉作程，天下大治；可到了晋代，六事中仅第四条强调廉洁，这法令的缺陷就太大了；唐代考课的四条标准里，只有前两条说及廉洁，也未得要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苏轼说：“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苛务渎货，都忘属厌，若是，则善与能者为汗而为滥，恭且正者为诐而为险。法焉不能守节，辨焉不能明贤。”贪恋事功、追求财货的用人标准和风气一开，即便是善良而有能力的官员也会急功近利而厚颜无耻，谦恭正直的官员也将蜕变为卑鄙小人；虽有法律，却无力让官员恪守名节；即使严加考课，也无法彰显贤明。因为官程、准则的失范、弱化，会使官员丧失廉耻、在贪腐的邪路上愈滑愈远。“故圣人恶彼败官，虽百能而莫赎；上兹洁行，在六计以相兼。”圣人周公之所以憎恶贪官污吏，其能力超强也绝不宽恕；要求六事均须与廉洁相结合考核，目的就是要崇尚、弘扬清廉的品行啊！
　　“绩效皆烦，清名至美。故先責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苏轼揭示的古代圣贤的治官、治国之术，即清廉第一、廉为官程，在于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六事廉为本赋》，非并苏轼心血来潮、发思古之幽情。他所针砭的，恰在熙宁变法过分注重官员的能力、治绩，忽视对官员的廉洁要求，以致小人得势、腐败盛行，弄得朝野怨声四起，政局动荡不安。字里行间每每透出讽谏之意的苏轼，期望宋神宗、王安石等主政者仿效先贤，改弦更张，恢复廉为官程，简明而治。可悲的是，主政者听不进去，一意孤行，而熙宁变法的失策、失败，也终成宋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拐点。“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宋孝宗对苏轼的赞誉，倒不是溢美之词。
　　“悉本廉而作程。”应把廉洁作为考察、任用官员的根本准则，置于能力、政绩之上，将廉洁贯穿于吏治的全过程，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使之落地生根，长驻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