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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决定来华留学生的教学、管理模式。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模式经历了外事管理、单独管理、综合管理等阶段的发展演变。为适应新形势下来华留学生的教育发展，加强来华留学生管理模式创新与体制机制建设尤显重要。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 发展 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4-0131-04
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展起来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其发展壮大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和国际化进程紧密相关。认真回顾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各时期的发展脉络，梳理发展各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总结各个阶段管理模式的演变和特点，对于全面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落实《留学中国计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推动学校国际化进程，做好新形势下来华留学生工作，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
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体现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综合实力的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按照“时期+阶段”的方式，将来华留学生教育分为两个时期。 [1]
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1950-1978年），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启动和初步建设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我国就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招收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后又扩大到亚非拉一些第三世界友好国家。据统计，自1950至1978年的28年间，全国30余所院校累计接收培养了12800名留学生，其中1950年第一批来华留学生只有33名，而1978年在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上升为1200名。[2] 这一时期来华留学政策上一个主要特征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友好国家培养人才。
此时期来华留学生的管理主要是外事管理模式。这个期间的特征表现为国家是接受留学生的主体，学校以承担国家任务的形式对来华留学生进行培养教育。留学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友好国家培养人才。其特点是留学生数量少，以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为主，集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几十所院校。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完成国家的政治任务，保证留学生完成学业。在“外事无小事”原则指导下，对留学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实行的是接收来华留学生院校委派一名校级领导具体分管外国留学生工作，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委任专职干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教学上，采用从留学生实际出发三种方式：对程度较好的学生，基本上按中国学生的教学大纲计划进行培养；对程度较差，难以按统一教学计划进行教学的学生，酌情减免一些次要课程，精简一些内容；对个别基础太差的学生，做特殊安排，如用专修的方式重点学习一部分课程。来华留学生改变专业、延长学习时间、提前结业、中途回国、留级或开除学籍者，必须报教育部批准。[3] 这种学习上适当照顾、管理上高度集中、生活上特殊照顾的外事管理模式是建国初期来华留学生教育起步阶段的主要特征。
二
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第二个时期：1979年至今，是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和不断完善期。[3]这期间经历了来华留学工作的试验阶段（1978-1989年）、来华留学定位和确定阶段（1990-2000年），以及2001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4]为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内容最为丰富、成绩最为显著、变革最为深刻、制度创新最多、规模发展最快时期。
我们以2000年为界，可将这个时期来华留学生管理分为两种模式。
（一）单独管理模式（1979-2000年）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国家开放了留学生教育市场，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和新政出台，不断规范和完善留学生管理制度。高等院校作为开展留学生教育的主体，在实践中改革创新，探索出适应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教学、管理体制和机制。这个阶段，来华留学生规模发展很快，自费留学生成为来华留学生的主流，语言进修生和短期生是来华留学生的主体。高等院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来华留学生对汉语学的习需求。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当数量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游离于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之外单独进行，这是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独有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来华留学生主体以学习语言的进修生和短期生为主以及由学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特性决定的。据资料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来华留学生中的短期留学生和普通进修生增长最快，这两类留学生绝大多数是以来华学习汉语为主，约占我国来华留学生总数的70%-80%。对这类留学生的教学是单独进行的。在学历留学生中汉语言本科留学生也是单独教学培养的。汉语言专业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以留学生为对象的专业，来华本科留学生有三分之一以上在汉语言专业就读。另外，就读于经济、中医、西医等专业的本科生，单独教学的留学生比例一般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其教学语言或为汉语，或为英语。[5] 2000年来华留学生总数为52150人，学历留学生13703（26.2%）人，进修生（普进）21342（40.9%）人，短期生16479（31.5%）人。按这个比例推算，在2000年来华留学生总数中单独授课的人数约为4.6万人，即相当于来华留学生总数88%的留学生是采取单独授课方式的。这期间，众多高校纷纷成立了专门对留学生进行语言教学和管理的机构，国际教育学院和汉语文化学院等机构应运而生。在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深入开展了对外汉语本体和教学法的研究，对外汉语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也形成了一支专门对外汉语教学师资队伍。留学生的语言教学与学校教学部门、学生管理部门、专业学院教学等的横向联系比较少，单独的汉语言教学机构加上管理机构和生活服务保障机构成为留学生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分管校长领导下的留管干部、对外汉语教师和生活服务人员为主体构成的管理体制得以延续和发展。不论是留办、国际处，还是国际教育学院等形式的体制如何，单独管理的模式是这个时期留学生教学、管理的主要特征。 （二）综合管理模式（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进高等学校国际化进程，留学环境不断优化，留学生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通道。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留学中国计划》的颁布，国家设立了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高校研究生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边境省区自主招生项目、支持地方奖学金项目、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以及全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地方奖学金等，来华留学生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表1 2000年与2011年来华留学生相关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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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2011年留学生同比增长比较
根据2006-2011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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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2011年学历留学生与非学历留学生占全年留学生总数比例（%）
根据2006-2011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整理
从表1、图1、图2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大，其中学历留学生绝对数量大幅度增加，学历生增长速度超过留学生和非学历留学生增长速度。由此可见，留学生逐年上升，接收留学生院校数量不断增加成为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此时，高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位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留学生的专业选择范围扩大，以往的单独教学模式难以满足需求。除了传统的文、史、哲专业外，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理、工、医、农、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学位留学生处于“趋同化管理”的过程中。如何正视留学生的特点，平衡留学生教育与所涉及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学院的关系，保持留学生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来华留学生管理模式探索的重点。
学位留学生快速增长，在校学习时间长，分布于不同专业学院学习的人数增加，与学校各职能部门和授课学院横向联系空前密切。学位留学生教育涉及面广：涉及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的有入学标准、学籍管理、教学计划、培养方案、课程选择、成绩管理、补考安排、商请导师、中期筛选、毕业标准、学位审定、毕业证书发放等；涉及学校人事财务部门的有承担留学生教学专业教师工作量的计算、业绩考核、财务政策对承担教学任务院系及教师的经费支持等；涉及学校学生工作部门的有留学生社团活动、文化建设和文化娱乐活动等；涉及学校后勤服务、保卫部门的有留学生公寓管理、校园卡、图书卡、餐厅、心理咨询、违规违纪处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以及留学生诸如医疗保险、社会住宿、勤工助学、居留许可等社会管理问题。这些涉及多部门和众多工作构成了学历留学生培养过程的完整链条。机械地套用现有中国学生教学、管理模式，忽略留学生实际情况将逐步创建条件实现的“趋同化管理”生搬硬套在当今，势必造成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上的不便，不利于其发展。在高校进入以学历留学生快速增长的阶段，实现留学生从入校到毕业的全过程规范管理，保证质量，传统意义上的外事分管校长领导的留管干部、教师和后勤服务人员的管理体制受到挑战，以往留学生外事管理、单独管理模式的不足，越发凸显。因为在高校涉及的教务、研究生、人事、财务、后勤、学生工作等往往是由不同的学校领导分管的，外事分管校长统筹、协调起来难度颇大，这也是留学生教育强烈呼吁学校一把手挂帅的根本原因。
三
发展留学生教育是学校历史、发展理念、学术水平、地理位置、教学质量、硬件条件以及管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实力的体现。留学生教育具有外事属性（归口管理），市场属性（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招生）、自主属性（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有一定弹性）、成长属性（与中国学生培养相比处于起步阶段）、多样属性（学生类型多）等特点。实际工作中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反差：留学生教育的工作难度和复杂程度不亚于中国学生培养，而从事留学生管理的组织系统和人员编制数量远少于中国学生管理组织系统和人员编制；留学生教育对提升学校国际竞争力、社会影响力和创建一流大学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而鲜有学校一把手分管留学生工作。这固然与留学生规模、结构层次、生源特点等因素有关，但也足以说明来华留学生教育在高校中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尴尬地位。来自留管工作第一线发出的 “绑定一把手”呼声，其本意并非事无巨细，事事要学校一把手亲力亲为，而是呼唤高校加强来华留学生管理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建设。
如果我们以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归口部门为参照系，我国高校现有留学生管理体制大体上有4种：以北大、清华大学等为代表的国际部或国际处下的留学生办公室；以复旦、北京语言大学等为代表的学校职能部门——留学生工作处；以对外经贸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为代表的国际教育学院；以南开、吉林大学等为代表的国际处。留学生的管理体制与学校留学生教育发展历史、规模、现状等情况紧密相关，各有千秋。在高校国际化发展战略指引下，师资、课程、校园等诸方面的国际化进程加快，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到以学历生教育为主的新阶段，建立学校主要领导挂帅、留管部门主动工作、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跟进的新体制尤其显得重要。
同济大学在2005年对学校的留学生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的思路。同济大学将原先统管全校外国留学生的管理、教学和生活后勤管理的管理机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转变成一个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二级学院，成立留学生管理的职能部门——留学生办公室，成立学校宏观决策机构——留学生教育管理指导委员会。同济大学的留学生教育管理指导委员会由学校涉及外国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的有关职能部门和相关专业学院构成。涉及的职能部门有留学生办公室、教务处、研究生院、人事处、学生处、资产处、财务处、后勤集团。委员会设主任一名，由学校常务副校长担任；设副主任一名，由负责学校外事工作的副校长（或校长助理）担任。这个委员会每学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时间由留学生办公室提出，会议通过的决定或规定以学校的名义印发。留学生办公室作为学校负责留学生管理的职能部门，实际承担该委员会秘书处的责任与职能。[6]
这种管理模式，由学校主要领导挂帅，把涉及学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众多部门组成目标一致的集合体，使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调研决策、信息沟通、规划协调、落实执行、监督反馈的管理全过程融合于一个新的平台上。学校涉及留学生教育发展诸如理念、发展规划、政策规定、利益协调、管理规范、保障措施等通过这一平台得到贯彻落实，保证了学校资源优化配置，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凝聚了学校各方面的力量，减少了管理层级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为留学生教育发展创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这一新的管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上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新形势下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 参 考 文 献 ]
[1][3]耿虎.来华留学生教育历史分期及相关问题探析[J].高教探索，2010，（4）：92-97.
[2] 胡志平.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提高我国高校国际交流水平[J].中国高教研究，2000，（3）：32-35.
[3][5]富增.改革开放30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22-23、272.
[4] 郝平.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推动来华留学工作科学发展[J].世界教育信息，2009，（9）：16-17.
[6] 林德龙.以努力创新与强化管理谋求更大的发展[A].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C].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291-298.
[责任编辑：雷 艳]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 发展 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4-0131-04
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展起来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其发展壮大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和国际化进程紧密相关。认真回顾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各时期的发展脉络，梳理发展各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总结各个阶段管理模式的演变和特点，对于全面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落实《留学中国计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推动学校国际化进程，做好新形势下来华留学生工作，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
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体现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综合实力的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按照“时期+阶段”的方式，将来华留学生教育分为两个时期。 [1]
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1950-1978年），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启动和初步建设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我国就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招收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后又扩大到亚非拉一些第三世界友好国家。据统计，自1950至1978年的28年间，全国30余所院校累计接收培养了12800名留学生，其中1950年第一批来华留学生只有33名，而1978年在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上升为1200名。[2] 这一时期来华留学政策上一个主要特征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友好国家培养人才。
此时期来华留学生的管理主要是外事管理模式。这个期间的特征表现为国家是接受留学生的主体，学校以承担国家任务的形式对来华留学生进行培养教育。留学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友好国家培养人才。其特点是留学生数量少，以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为主，集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几十所院校。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完成国家的政治任务，保证留学生完成学业。在“外事无小事”原则指导下，对留学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实行的是接收来华留学生院校委派一名校级领导具体分管外国留学生工作，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委任专职干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教学上，采用从留学生实际出发三种方式：对程度较好的学生，基本上按中国学生的教学大纲计划进行培养；对程度较差，难以按统一教学计划进行教学的学生，酌情减免一些次要课程，精简一些内容；对个别基础太差的学生，做特殊安排，如用专修的方式重点学习一部分课程。来华留学生改变专业、延长学习时间、提前结业、中途回国、留级或开除学籍者，必须报教育部批准。[3] 这种学习上适当照顾、管理上高度集中、生活上特殊照顾的外事管理模式是建国初期来华留学生教育起步阶段的主要特征。
二
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第二个时期：1979年至今，是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和不断完善期。[3]这期间经历了来华留学工作的试验阶段（1978-1989年）、来华留学定位和确定阶段（1990-2000年），以及2001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4]为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内容最为丰富、成绩最为显著、变革最为深刻、制度创新最多、规模发展最快时期。
我们以2000年为界，可将这个时期来华留学生管理分为两种模式。
（一）单独管理模式（1979-2000年）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国家开放了留学生教育市场，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和新政出台，不断规范和完善留学生管理制度。高等院校作为开展留学生教育的主体，在实践中改革创新，探索出适应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教学、管理体制和机制。这个阶段，来华留学生规模发展很快，自费留学生成为来华留学生的主流，语言进修生和短期生是来华留学生的主体。高等院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来华留学生对汉语学的习需求。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当数量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游离于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之外单独进行，这是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独有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来华留学生主体以学习语言的进修生和短期生为主以及由学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特性决定的。据资料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来华留学生中的短期留学生和普通进修生增长最快，这两类留学生绝大多数是以来华学习汉语为主，约占我国来华留学生总数的70%-80%。对这类留学生的教学是单独进行的。在学历留学生中汉语言本科留学生也是单独教学培养的。汉语言专业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以留学生为对象的专业，来华本科留学生有三分之一以上在汉语言专业就读。另外，就读于经济、中医、西医等专业的本科生，单独教学的留学生比例一般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其教学语言或为汉语，或为英语。[5] 2000年来华留学生总数为52150人，学历留学生13703（26.2%）人，进修生（普进）21342（40.9%）人，短期生16479（31.5%）人。按这个比例推算，在2000年来华留学生总数中单独授课的人数约为4.6万人，即相当于来华留学生总数88%的留学生是采取单独授课方式的。这期间，众多高校纷纷成立了专门对留学生进行语言教学和管理的机构，国际教育学院和汉语文化学院等机构应运而生。在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深入开展了对外汉语本体和教学法的研究，对外汉语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也形成了一支专门对外汉语教学师资队伍。留学生的语言教学与学校教学部门、学生管理部门、专业学院教学等的横向联系比较少，单独的汉语言教学机构加上管理机构和生活服务保障机构成为留学生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分管校长领导下的留管干部、对外汉语教师和生活服务人员为主体构成的管理体制得以延续和发展。不论是留办、国际处，还是国际教育学院等形式的体制如何，单独管理的模式是这个时期留学生教学、管理的主要特征。 （二）综合管理模式（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进高等学校国际化进程，留学环境不断优化，留学生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通道。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留学中国计划》的颁布，国家设立了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高校研究生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边境省区自主招生项目、支持地方奖学金项目、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以及全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地方奖学金等，来华留学生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表1 2000年与2011年来华留学生相关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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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2011年留学生同比增长比较
根据2006-2011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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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2011年学历留学生与非学历留学生占全年留学生总数比例（%）
根据2006-2011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整理
从表1、图1、图2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大，其中学历留学生绝对数量大幅度增加，学历生增长速度超过留学生和非学历留学生增长速度。由此可见，留学生逐年上升，接收留学生院校数量不断增加成为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此时，高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位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留学生的专业选择范围扩大，以往的单独教学模式难以满足需求。除了传统的文、史、哲专业外，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理、工、医、农、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学位留学生处于“趋同化管理”的过程中。如何正视留学生的特点，平衡留学生教育与所涉及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学院的关系，保持留学生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来华留学生管理模式探索的重点。
学位留学生快速增长，在校学习时间长，分布于不同专业学院学习的人数增加，与学校各职能部门和授课学院横向联系空前密切。学位留学生教育涉及面广：涉及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的有入学标准、学籍管理、教学计划、培养方案、课程选择、成绩管理、补考安排、商请导师、中期筛选、毕业标准、学位审定、毕业证书发放等；涉及学校人事财务部门的有承担留学生教学专业教师工作量的计算、业绩考核、财务政策对承担教学任务院系及教师的经费支持等；涉及学校学生工作部门的有留学生社团活动、文化建设和文化娱乐活动等；涉及学校后勤服务、保卫部门的有留学生公寓管理、校园卡、图书卡、餐厅、心理咨询、违规违纪处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以及留学生诸如医疗保险、社会住宿、勤工助学、居留许可等社会管理问题。这些涉及多部门和众多工作构成了学历留学生培养过程的完整链条。机械地套用现有中国学生教学、管理模式，忽略留学生实际情况将逐步创建条件实现的“趋同化管理”生搬硬套在当今，势必造成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上的不便，不利于其发展。在高校进入以学历留学生快速增长的阶段，实现留学生从入校到毕业的全过程规范管理，保证质量，传统意义上的外事分管校长领导的留管干部、教师和后勤服务人员的管理体制受到挑战，以往留学生外事管理、单独管理模式的不足，越发凸显。因为在高校涉及的教务、研究生、人事、财务、后勤、学生工作等往往是由不同的学校领导分管的，外事分管校长统筹、协调起来难度颇大，这也是留学生教育强烈呼吁学校一把手挂帅的根本原因。
三
发展留学生教育是学校历史、发展理念、学术水平、地理位置、教学质量、硬件条件以及管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实力的体现。留学生教育具有外事属性（归口管理），市场属性（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招生）、自主属性（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有一定弹性）、成长属性（与中国学生培养相比处于起步阶段）、多样属性（学生类型多）等特点。实际工作中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反差：留学生教育的工作难度和复杂程度不亚于中国学生培养，而从事留学生管理的组织系统和人员编制数量远少于中国学生管理组织系统和人员编制；留学生教育对提升学校国际竞争力、社会影响力和创建一流大学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而鲜有学校一把手分管留学生工作。这固然与留学生规模、结构层次、生源特点等因素有关，但也足以说明来华留学生教育在高校中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尴尬地位。来自留管工作第一线发出的 “绑定一把手”呼声，其本意并非事无巨细，事事要学校一把手亲力亲为，而是呼唤高校加强来华留学生管理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建设。
如果我们以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归口部门为参照系，我国高校现有留学生管理体制大体上有4种：以北大、清华大学等为代表的国际部或国际处下的留学生办公室；以复旦、北京语言大学等为代表的学校职能部门——留学生工作处；以对外经贸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为代表的国际教育学院；以南开、吉林大学等为代表的国际处。留学生的管理体制与学校留学生教育发展历史、规模、现状等情况紧密相关，各有千秋。在高校国际化发展战略指引下，师资、课程、校园等诸方面的国际化进程加快，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到以学历生教育为主的新阶段，建立学校主要领导挂帅、留管部门主动工作、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跟进的新体制尤其显得重要。
同济大学在2005年对学校的留学生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的思路。同济大学将原先统管全校外国留学生的管理、教学和生活后勤管理的管理机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转变成一个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二级学院，成立留学生管理的职能部门——留学生办公室，成立学校宏观决策机构——留学生教育管理指导委员会。同济大学的留学生教育管理指导委员会由学校涉及外国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的有关职能部门和相关专业学院构成。涉及的职能部门有留学生办公室、教务处、研究生院、人事处、学生处、资产处、财务处、后勤集团。委员会设主任一名，由学校常务副校长担任；设副主任一名，由负责学校外事工作的副校长（或校长助理）担任。这个委员会每学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时间由留学生办公室提出，会议通过的决定或规定以学校的名义印发。留学生办公室作为学校负责留学生管理的职能部门，实际承担该委员会秘书处的责任与职能。[6]
这种管理模式，由学校主要领导挂帅，把涉及学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众多部门组成目标一致的集合体，使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调研决策、信息沟通、规划协调、落实执行、监督反馈的管理全过程融合于一个新的平台上。学校涉及留学生教育发展诸如理念、发展规划、政策规定、利益协调、管理规范、保障措施等通过这一平台得到贯彻落实，保证了学校资源优化配置，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凝聚了学校各方面的力量，减少了管理层级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为留学生教育发展创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这一新的管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上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新形势下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 参 考 文 献 ]
[1][3]耿虎.来华留学生教育历史分期及相关问题探析[J].高教探索，2010，（4）：92-97.
[2] 胡志平.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提高我国高校国际交流水平[J].中国高教研究，2000，（3）：32-35.
[3][5]富增.改革开放30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22-23、272.
[4] 郝平.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推动来华留学工作科学发展[J].世界教育信息，2009，（9）：16-17.
[6] 林德龙.以努力创新与强化管理谋求更大的发展[A].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C].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291-298.
[责任编辑：雷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