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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双塔公园对街小区内，退休的高福民端坐屋中大堂，一张长条大桌从他胸前横过，正在编纂的《走近过云楼》书稿堆积其上。“主席头”高高梳起，额头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天光闪闪发亮，跟着一起闪光的，还有他手中一支接一支点上的烟。
自1995年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打小学美术的高福民扎进苏式传统文化。2014年7月，积累十余年研究而成的《康乾盛世“苏州版”》，经汉声出版3年编辑，付梓上市。“想起来，都像梦一样！”高福民感叹。
生于苏州古城内，高福民小学随家人搬到阊门内下塘。这里是《红楼梦》开篇的场景地：“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这阊门内下塘有座神仙庙，高福民最爱去那里“轧神仙”。一路过去，就是桃花坞，红红绿绿的传统年画、泥人、皮老虎在他眼前像一场场的精彩表演。江南多雨，雨水在坑坑洼洼的地上积成一个个小水塘。高福民穿着塑料鞋，吧嗒吧嗒挨个踩水塘，一路踩到拙政园边的工艺美校，在那里跟老师学画。
渐渐地，看到的“表演”越来越少，高福民萌生一念：要收集路上看到的玩意儿。年近花甲，高福民没想到这竟成为他退休后的一项事业：“想起来都像一个梦。”
高福民抱出3个版本桃花坞年画、版画书册，一字排开：第一版《桃花坞木刻年画》，“是按照老专家们的意见编的”；第二版《苏州古版画》，是与中国美术史论教授周芜之子周亮编辑；第三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是高福民在冯骥才推动下编写。《康乾盛世“苏州版”》是第四版关于桃花坞年画的书册，彩版宣纸，共3册，制作精良。
转身，他走进大堂隔间，一人高的镜框内，嵌着他这些年走南闯北收集的3张康乾桃花坞版画，均为海外回流所得。在《康乾盛世“苏州版”》中，一共刊出375幅“苏州版”，仅有4幅在国内，除去辽宁博物馆一幅，另外3幅深藏在高福民的这间隔间。
高福明 图/杨曦
在与冯骥才合作第三版书时，高福民发现了康乾时期的桃花坞年画。“以前只有太平天国后流传下来的供研究。”太平天国一把火烧了山塘街；到“文革”，桃花坞年画留下的老版都弃置在一家红木雕刻厂内，终至腐烂。“这是桃花坞年画的两场浩劫，桃花坞年画基本是断掉的。”
2000年，高福民到成都出差。有人跟他提及绵竹年画，他自然想到桃花坞年画。到绵竹县城，“居然有年画馆！”这让高福民羡慕。反观桃花坞，虽名扬中外，却什么都没有。回到苏州，他着手做桃花坞年画馆。这并不容易，“所有东西都已被‘破四旧’。既无一幅老画，也无一块古版。”
前任文化局领导钱璎捐献了父亲阿英生前收集的近两百幅年画，高福民从图书馆古籍部找来两百余幅，除去重复的，共有250幅。”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开了起来。2006年，桃花坞木刻年画入选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要出一套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冯骥才到苏州看桃花坞年画。高福民带他去山塘街，看到的都是红红绿绿的现代版，冯骥才反问：“这就是桃花坞年画？这就是南桃北杨的‘南桃’？”
冯骥才要看古版，高福民无奈：“古版已经没了，目前就是这个现状。”冯骥才说：“桃花坞卷你来完成。”“我哪有时间啊，这要找专家写。”高福民推脱。冯骥才很坚定：“我看就是你来。”冯骥才听高福民一路介绍，比看到的详细：“你不是学美术的吗？你来写吧！”高福民应承下来，2009年7月，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高福民去天津找冯骥才，听说天津古玩市场“有点名堂”。为了搜罗更多，他事先找人摸熟门路，“只要年画，其他不要”。
他们丢给高福民一坨揉成团的纸，他一看，“全是烂在一起的纸”。问多少钱？800块！高福民买下来，带回办公室，见者都说他买了一团垃圾。他不死心，找图书馆搞古籍修复人员修复后，大惊喜。
高福民跟冯骥才说：“我发现了一个宝库。我们熟悉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几乎都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之前有很多更优美的年画。”为顾全22卷出版大局，“桃卷”按时出版。高福民觉得不完美，决定做下去。
不久，汉声杂志社总策划黄永松找到高福民，要与他合出一本桃花坞年画，高福民希望顺着已经露出的冰山一角，把整座宝库找出来。他跟黄永松说：“我想实现一个小梦想，到宝库里面去。”两人一拍即合。
美术史家们最初看到的，多为清末民初桃花坞年画铺印行之物，前身‘苏州版’销售于历史更为悠久的阊门外七里山塘。山塘画市在太平天国战争时遭炮火所毁，五十多家画铺所剩无几。剩下的迫于生计或迁到城内桃花坞，或迁到上海。炮火把桃花坞木刻年画分成了前、后期。”
康乾盛世“苏州版”，风格不同于后来的桃花坞年画：“尺幅巨大又纤细入微，久已失传的‘饾版拱花’工艺是中国明代后期江南商品经济发达的遗痕，独特的‘西风透视画法’是中国清初开放的印记。”
高福民从日本、欧美的博物馆、图书馆收集了375幅年画资料。山东美术馆一位年画专家记录，法国图书馆有5幅桃花坞早期年画，均为康乾时期的。汉声先后4次托人去寻，无果。高福民认为，当初传教士带出去用以研究中国人信仰宗教并非展品，所以难找。“他们应该放在柜子里，不可能放在展厅。”
黄永松牵线，台湾学者杨永智到苏州，被高福民收集的“苏州版”资料触动，将多年收集的日本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的资料给高，“虽然大部分我都有，但清晰度远胜于我，他把光盘一拿来，一下子增加许多。”
2012年7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举行中国明清版画展，高福民听闻，拜托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时派驻苏州的代表林兵，与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屈志仁联系，希望屈能把展览图册寄过来。一个礼拜不到，高福民收到图册：“多好的版画啊！我看得心花怒放。” 他将找到的这些年画命名为“苏州版”，区别于八十多年前日本学者黑田源次提出的：苏州年画就是以“泰西笔法”为核心的“姑苏版”。1931年日本美术研究所举办了一次中国版画展，展品多为冈田伊三次郎收藏的中国版画，黑田研究了这部分版画后，给出了“姑苏版”的定义。
高福民对康乾盛世“苏州版”的定义是：清前期至太平天国战争前的苏州木版年画工匠创作作品，以康雍乾朝为主，是桃花坞年画前身的盛期。
今年3月，高福民收到通知，赴京领取“第六届中国非凡时尚人物奖”，同台领奖的还有：北京大学建筑学教授张永和、凤凰卫视拍摄中国远征军抗战的制片人邓康延、江苏宜兴紫砂大师、陕西凤翔泥塑大师。高福民并未申报，觉得此奖来得奇怪。宣读颁奖词，才知是因为“坚持十余年时间挖掘和整理了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早期遗产”。
2000年，高福民承接筹建苏州博物馆的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苏州曾邀请贝聿铭，他并未答应。“他考察苏州平江路，嫌水太脏，绿化太少。”
一个周日，高福民随市委书记到旧馆所在地——太平天国忠王府调研。专家建议选址在原平江区人民医院。那是一座火柴盒似的水泥房子，楼下压着的古建筑是张氏义庄（清人张履谦旧宅以西祠堂和义庄部分），“当时只见大厅变成了医院自行车库。”
在对苏州老城水流污染和绿化做了整改后，高福民又被委以邀请贝聿铭的重任。
他先与贝聿铭儿子贝礼中接触，心里却总想着请到贝聿铭本人。2000年，高福民跟随当时的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在中国银行总部与贝聿铭碰头，表达了邀约之意。
贝聿铭让他们去看香山饭店。2001年，到纽约正式邀请贝聿铭，高福民发现贝聿铭正在研究他们想选的地块，“我就知道他有这个心。”
高福民有了把握，“后来定了下来，从设计到完工，一做7年。”
“他研究得很深，有时候也理想化，经常建起来就拆，不满意就拆。”工地执行者被如此反复急坏了，找高福民诉苦，高理解贝聿铭，说：“按他的意见做吧。”
能不能在平江区人民医院的位置建博物院，最初争议颇多。
1864年，太平天国忠王府建起来，拆了市区多处古建筑，忠王李秀成却一天没住跑了。最后那里变成苏州博物馆。“贝聿铭到来时，有一部分意见是，不希望贝聿铭再建新馆。”
“当时很尴尬，如果不是贝聿铭，这事肯定就半途而废了。”事态严重时，甚至引来中央媒体，“说拆除的平江区人民医院是古建筑，要停工。”
高福民对着镜头把墙砖抽出来，全是红砖，“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房子。”最后被压在医院底下的张氏义庄被整体迁移，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联合国世遗组织也派日本专家来查看。有专家提出要做小青瓦。日本专家到拙政园抽了一片青瓦，问拙政园管理处主任，青瓦多久换一次？5年。日本专家觉得不可行。
“事实证明贝聿铭是对的。博物馆的屋顶不能总是伤筋动骨，容易漏水，对藏品会有影响。”看着贝聿铭做博物馆，高福民充满敬意，“严谨得不得了。”
贝聿铭先建了一座样房，问高福民：怎么样？高说：“好，很好。”“那就拆了吧！”高福民急了：“啊！怎么可以拆掉呢？”
高福民看着样板房做得跟真的一样，除了稍显粗糙。“他就是看看效果和位置，以及跟拙政园的关系。”
其时贝聿铭近90岁，思路仍清晰细致。样板房建起来，他拉着高福民去拙政园看。他的原则是：从拙政园的各个角度，一点都不能看见博物馆。本地有专家跟贝聿铭提议：贝老，你在墙上开个花窗，把拙政园的景引进来。贝聿铭手一摆：“这怎么可以呢！拙政园是世界文化遗产，一点也不能碰！”
贝聿铭要在博物馆庭院做山水，“最初想做桂林山水。”高福民建议做江南山水。”他找来米芾的江南山水画卷悄悄递给贝聿铭，贝聿铭很喜欢，说：“你说得有道理。”于是21块石头，九曲石桥，成了今日苏州博物馆的著名景观。
事后，贝聿铭跟高福民趣言：你也能做设计的。
两人因做博物馆投缘，身边人都说：“敢跟贝老说‘不’的，大概只有高福民了。”今天的苏州博物馆，是众多园林中的一处CBD，以建筑之美吸引人，却丝毫不与周边古典园林违和。
初入职文化局，高福民去看昆曲，困难极了：一间破旧的老房子，一处简易小舞台，边上一个捐款箱，看戏免费，愿意就捐点钱。“即使在大剧场演，台上演的人也常比台下看的人多。”
那一年，文化部昆剧指导委员会为办昆剧节已研究8年，苦于无人敢接。“昆剧都这个现状了，还能办节啊？”
2006年秋，贝聿铭与高福民（右一）在苏州博物馆的工地上
在湖南郴州开会，两位老专家发脾气，“研究了8年还在研究”。高福民盘算：“有老大哥、老大姐在，上昆、北昆、江苏省昆、浙昆，个个有响当当、人才济济的角……排到苏州都是小弟了。”
但这些昆剧院都没敢接下“昆剧节”的任务，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苏州，理由是：苏州经济发展快，有条件，又是昆曲发祥地，而且昆山8年前曾答应过办昆剧节。
高福民反复思量的结果是：“也许是好事，总要改变这个局面的。”钱璎和顾笃璜（过云楼顾文彬曾孙）鼓励他：“只要你敢接，我们就帮你。”
第二天，大家等着他表态。先上郴州苏仙岭，“都说那里抽签灵，我那天脚步沉重。”大家边走边嘻嘻哈哈，高福民无心参与。昆剧大师蔡瑶铣、张洵澎让高福民抽个签，他说，我不大信这个。最后他们帮高福民抽出来一看，上上签。
高福民捧了个烫手山芋回苏州，心里却忐忑，想着苏州的昆剧衣衫褴褛，“真的像个要饭的团。”2000年3月，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式在昆山举行，主会场：苏州。全国6个昆剧院团和浙江永嘉昆曲传习所赴会，演出传统经典剧目10台、28场戏。从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等赶来的票友齐聚，成为建国以来昆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汇演。期间，还办了第一届虎丘曲会，再现了300年前的曲会场景。 翌年，昆曲成为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19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
高福民回想昆曲在近现代的两个转折点：1921年，桃花坞五亩园，苏州昆曲传习所招了三十多个小孩，培养了一批传字辈，此为转折一；第二个转折，就是获评“非遗”。
随后，苏昆赴台演出。
在台湾的表演出乎意外地成功。“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龙应台、白先勇、余光中、许倬云等一批台湾文化人，看到苏州的昆曲都兴奋不已。高福民和白先勇同时接受《中国时报》采访，“白先勇讲了昆曲的价值，我讲了昆曲的保护。白先勇听得眯眯笑，说上海不去了，直接去苏州。”
两个月后，白先勇真的到了苏州，提出了“青春版牡丹亭”的想法。台湾企业家陈启德随之而来，邀请顾笃璜和叶锦添合作排演《长生殿》。
昆曲申遗成功后，昆曲博物馆馆、昆曲传习所所、昆剧院、昆曲表演场所、昆曲研究中心……相继成立。苏州市人大甚至通过了关于昆曲的立法，将昆曲“原真性”写入相关法规。
“文化这东西，不是非此即彼，重要的是包容。很多人都说这不行，那不行，我就认为这也行，那也行，关键是怎么做。”
高福民父母从事工艺美术行业，高自小随老先生画画。读中学时，考入工艺美专。“我小学就去了，整个学校我最小。”
1968年，高福民17岁，知识青年下乡“指示”尚未到来。他被分配到工厂，“做毛主席塑料夜光像，用发亮的荧光粉做拌料。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还不让做，怕在料里做手脚。”但那是有毒的聚氯乙烯。三班倒，高福民每晚从厂里回家，身上都闪闪发光。
半年后，征兵开始，高福民体检发现，诸多指标不合格，“才知道那东西对身体有伤害”。
征兵的军人到厂里购买夜光像，高福民正出着黑板报，画毛主席像。“他们觉得我画得蛮好。”征兵的问，你报名参军没有？“报名了，体检不合格。”
“那明天你就跟我们走吧。”部队“支左”需要画画的人，高福民就这样跟着去了黑龙江。坐着闷罐车，颠了好几天，下车的地方叫齐齐哈尔，“冰天雪地，手握在把手上都粘住了。”
没几天，珍宝岛就打了起来。誓师大会后，高福民跟着部队一路开到黑龙江边吴八老岛。再后来，就去了珍宝岛，一呆8年，却没有画上一天画。
高福民所在的连队是通信架线连，负责岛上岛下的通信线，这条线一直通向北京。“对方打炮，岛上干草烧起来，你要用身体把火滚灭。”有一次，半夜跟着班长出去排除线路故障，零下54度，旋风把雪卷起来，将山坳坳里高高的落叶松覆盖了一半。班长告诉高福民，往山上跑，别往山坳里跑，不然会被雪盖住。“一天一夜，和着雪，啃着步兵连连长给的冻硬的馒头”，班长说：“一定要吃进去，肚子里没东西，没热量，会冻死。”一开春，被子一掀，下面都是蛇。
高福民双腿冻坏，“一到冬天，膝盖无知觉，一回苏州就好了。”他申请回苏州，另一个原因是，父母都下放到苏北，他不放心。
1977年，作为复原军人，高福民被分配到烈士陵园。他欣然答应，心想只要回到苏州，把父母的事解决，到环卫站都愿意。
26岁，高福民进了苏州市委大院。正值揭批“四人帮”代理人华林森，“有人同情他，但是不批斗又不行，让我去台上把他背下来，我跟谁都没关系，没人说我，我就去背。”
一段时间后，高福民被留在苏州市委组织部，从事文职工作。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党建发生变化的文章。
《红旗》杂志要登这篇文章，他写好后，给领导看，领导觉得不可能登，《红旗》却一直在等，“他们知道是我写的，但是谁署名呢，又不能老等，就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了。”结果成了《红旗》头版头条。“我当时是组织处长，后来就到平江区委当副书记。”
一日，平江区破了个杀人案：苏州齐门一家三口父母被杀。去看现场时，检察长、公安局长都吐了，高福民没吐。身边有人想起，说他在珍宝岛呆过。
破案那天，高福民冒雨赶到检察院办手续，全身湿透。出门，有人传话说市委找他谈话。正欲换衣服，他被告知：不要换了，领导在等你。高福民直接到了办公室。
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杨晓棠让高福民负责文化局。“有没有弄错，我没有做过文化！”高福民很吃惊。杨说，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了，你是学美术的。
初到文化局，高福民见到的都是公司，要以商养文。办公室没有空调，电扇已经转不动，所有的财政表格拿来一看，全是红红的赤字。
前5年，高福民全力把赤字消灭，“然后再做图书馆、博物馆、昆曲……前5年发工资都发不出来，后来就好了。”高福民在这里呆了12年，苏州265处文保单位挨个看，“就剩下一个没看。”期间，他拒绝了几次升职和调动，“一走，手上的事就要停。”
后来，他去苏州市职业大学任职。第一天到学校，高福民从东走到西，又从南走到北，在一块未开发、堆满建筑垃圾的地方，发现一个杂草高过人的土墩。有人告诉他，这是顾野王墓。高福民惊叹：“着意寻不见，有时还自来！”
顾野王是南朝梁陈时期儒学家。顾野王墓原是省级文保单位，后因损坏严重降到市级。2004年，高福民找到它时，四面被大工地包围。“走不进去，先后找了三次，两次没找到。在村子里，被农民房子包围，轻易找不到。后来再去就是大学城工地。”
高福民研究了一番唐宋元明清的记载，准备重修墓地，“它是12块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形成的墓，不能做成墓。书上说，平地不起坟，起山。就是12块石头。”高福民把记载翻给专家看。
“我们的传统文化时续时断，现在人们的工作方式就是盖楼、达标，里面要放什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现在正是研究的时候。”高福民拿起一叠桌上的过云楼书稿。起初他拿到一个纸箱，打开来，落满尘土，是“文革”后归还给顾家的抄家物资，“它们就在那里，等我们去挖掘价值。”
自1995年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打小学美术的高福民扎进苏式传统文化。2014年7月，积累十余年研究而成的《康乾盛世“苏州版”》，经汉声出版3年编辑，付梓上市。“想起来，都像梦一样！”高福民感叹。
生于苏州古城内，高福民小学随家人搬到阊门内下塘。这里是《红楼梦》开篇的场景地：“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这阊门内下塘有座神仙庙，高福民最爱去那里“轧神仙”。一路过去，就是桃花坞，红红绿绿的传统年画、泥人、皮老虎在他眼前像一场场的精彩表演。江南多雨，雨水在坑坑洼洼的地上积成一个个小水塘。高福民穿着塑料鞋，吧嗒吧嗒挨个踩水塘，一路踩到拙政园边的工艺美校，在那里跟老师学画。
渐渐地，看到的“表演”越来越少，高福民萌生一念：要收集路上看到的玩意儿。年近花甲，高福民没想到这竟成为他退休后的一项事业：“想起来都像一个梦。”
“苏州版”
高福民抱出3个版本桃花坞年画、版画书册，一字排开：第一版《桃花坞木刻年画》，“是按照老专家们的意见编的”；第二版《苏州古版画》，是与中国美术史论教授周芜之子周亮编辑；第三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是高福民在冯骥才推动下编写。《康乾盛世“苏州版”》是第四版关于桃花坞年画的书册，彩版宣纸，共3册，制作精良。
转身，他走进大堂隔间，一人高的镜框内，嵌着他这些年走南闯北收集的3张康乾桃花坞版画，均为海外回流所得。在《康乾盛世“苏州版”》中，一共刊出375幅“苏州版”，仅有4幅在国内，除去辽宁博物馆一幅，另外3幅深藏在高福民的这间隔间。
在与冯骥才合作第三版书时，高福民发现了康乾时期的桃花坞年画。“以前只有太平天国后流传下来的供研究。”太平天国一把火烧了山塘街；到“文革”，桃花坞年画留下的老版都弃置在一家红木雕刻厂内，终至腐烂。“这是桃花坞年画的两场浩劫，桃花坞年画基本是断掉的。”
2000年，高福民到成都出差。有人跟他提及绵竹年画，他自然想到桃花坞年画。到绵竹县城，“居然有年画馆！”这让高福民羡慕。反观桃花坞，虽名扬中外，却什么都没有。回到苏州，他着手做桃花坞年画馆。这并不容易，“所有东西都已被‘破四旧’。既无一幅老画，也无一块古版。”
前任文化局领导钱璎捐献了父亲阿英生前收集的近两百幅年画，高福民从图书馆古籍部找来两百余幅，除去重复的，共有250幅。”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开了起来。2006年，桃花坞木刻年画入选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要出一套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冯骥才到苏州看桃花坞年画。高福民带他去山塘街，看到的都是红红绿绿的现代版，冯骥才反问：“这就是桃花坞年画？这就是南桃北杨的‘南桃’？”
冯骥才要看古版，高福民无奈：“古版已经没了，目前就是这个现状。”冯骥才说：“桃花坞卷你来完成。”“我哪有时间啊，这要找专家写。”高福民推脱。冯骥才很坚定：“我看就是你来。”冯骥才听高福民一路介绍，比看到的详细：“你不是学美术的吗？你来写吧！”高福民应承下来，2009年7月，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高福民去天津找冯骥才，听说天津古玩市场“有点名堂”。为了搜罗更多，他事先找人摸熟门路，“只要年画，其他不要”。
他们丢给高福民一坨揉成团的纸，他一看，“全是烂在一起的纸”。问多少钱？800块！高福民买下来，带回办公室，见者都说他买了一团垃圾。他不死心，找图书馆搞古籍修复人员修复后，大惊喜。
高福民跟冯骥才说：“我发现了一个宝库。我们熟悉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几乎都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之前有很多更优美的年画。”为顾全22卷出版大局，“桃卷”按时出版。高福民觉得不完美，决定做下去。
不久，汉声杂志社总策划黄永松找到高福民，要与他合出一本桃花坞年画，高福民希望顺着已经露出的冰山一角，把整座宝库找出来。他跟黄永松说：“我想实现一个小梦想，到宝库里面去。”两人一拍即合。
美术史家们最初看到的，多为清末民初桃花坞年画铺印行之物，前身‘苏州版’销售于历史更为悠久的阊门外七里山塘。山塘画市在太平天国战争时遭炮火所毁，五十多家画铺所剩无几。剩下的迫于生计或迁到城内桃花坞，或迁到上海。炮火把桃花坞木刻年画分成了前、后期。”
康乾盛世“苏州版”，风格不同于后来的桃花坞年画：“尺幅巨大又纤细入微，久已失传的‘饾版拱花’工艺是中国明代后期江南商品经济发达的遗痕，独特的‘西风透视画法’是中国清初开放的印记。”
高福民从日本、欧美的博物馆、图书馆收集了375幅年画资料。山东美术馆一位年画专家记录，法国图书馆有5幅桃花坞早期年画，均为康乾时期的。汉声先后4次托人去寻，无果。高福民认为，当初传教士带出去用以研究中国人信仰宗教并非展品，所以难找。“他们应该放在柜子里，不可能放在展厅。”
黄永松牵线，台湾学者杨永智到苏州，被高福民收集的“苏州版”资料触动，将多年收集的日本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的资料给高，“虽然大部分我都有，但清晰度远胜于我，他把光盘一拿来，一下子增加许多。”
2012年7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举行中国明清版画展，高福民听闻，拜托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时派驻苏州的代表林兵，与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屈志仁联系，希望屈能把展览图册寄过来。一个礼拜不到，高福民收到图册：“多好的版画啊！我看得心花怒放。” 他将找到的这些年画命名为“苏州版”，区别于八十多年前日本学者黑田源次提出的：苏州年画就是以“泰西笔法”为核心的“姑苏版”。1931年日本美术研究所举办了一次中国版画展，展品多为冈田伊三次郎收藏的中国版画，黑田研究了这部分版画后，给出了“姑苏版”的定义。
高福民对康乾盛世“苏州版”的定义是：清前期至太平天国战争前的苏州木版年画工匠创作作品，以康雍乾朝为主，是桃花坞年画前身的盛期。
今年3月，高福民收到通知，赴京领取“第六届中国非凡时尚人物奖”，同台领奖的还有：北京大学建筑学教授张永和、凤凰卫视拍摄中国远征军抗战的制片人邓康延、江苏宜兴紫砂大师、陕西凤翔泥塑大师。高福民并未申报，觉得此奖来得奇怪。宣读颁奖词，才知是因为“坚持十余年时间挖掘和整理了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早期遗产”。
贝聿铭与博物馆
2000年，高福民承接筹建苏州博物馆的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苏州曾邀请贝聿铭，他并未答应。“他考察苏州平江路，嫌水太脏，绿化太少。”
一个周日，高福民随市委书记到旧馆所在地——太平天国忠王府调研。专家建议选址在原平江区人民医院。那是一座火柴盒似的水泥房子，楼下压着的古建筑是张氏义庄（清人张履谦旧宅以西祠堂和义庄部分），“当时只见大厅变成了医院自行车库。”
在对苏州老城水流污染和绿化做了整改后，高福民又被委以邀请贝聿铭的重任。
他先与贝聿铭儿子贝礼中接触，心里却总想着请到贝聿铭本人。2000年，高福民跟随当时的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在中国银行总部与贝聿铭碰头，表达了邀约之意。
贝聿铭让他们去看香山饭店。2001年，到纽约正式邀请贝聿铭，高福民发现贝聿铭正在研究他们想选的地块，“我就知道他有这个心。”
高福民有了把握，“后来定了下来，从设计到完工，一做7年。”
“他研究得很深，有时候也理想化，经常建起来就拆，不满意就拆。”工地执行者被如此反复急坏了，找高福民诉苦，高理解贝聿铭，说：“按他的意见做吧。”
能不能在平江区人民医院的位置建博物院，最初争议颇多。
1864年，太平天国忠王府建起来，拆了市区多处古建筑，忠王李秀成却一天没住跑了。最后那里变成苏州博物馆。“贝聿铭到来时，有一部分意见是，不希望贝聿铭再建新馆。”
“当时很尴尬，如果不是贝聿铭，这事肯定就半途而废了。”事态严重时，甚至引来中央媒体，“说拆除的平江区人民医院是古建筑，要停工。”
高福民对着镜头把墙砖抽出来，全是红砖，“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房子。”最后被压在医院底下的张氏义庄被整体迁移，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联合国世遗组织也派日本专家来查看。有专家提出要做小青瓦。日本专家到拙政园抽了一片青瓦，问拙政园管理处主任，青瓦多久换一次？5年。日本专家觉得不可行。
“事实证明贝聿铭是对的。博物馆的屋顶不能总是伤筋动骨，容易漏水，对藏品会有影响。”看着贝聿铭做博物馆，高福民充满敬意，“严谨得不得了。”
贝聿铭先建了一座样房，问高福民：怎么样？高说：“好，很好。”“那就拆了吧！”高福民急了：“啊！怎么可以拆掉呢？”
高福民看着样板房做得跟真的一样，除了稍显粗糙。“他就是看看效果和位置，以及跟拙政园的关系。”
其时贝聿铭近90岁，思路仍清晰细致。样板房建起来，他拉着高福民去拙政园看。他的原则是：从拙政园的各个角度，一点都不能看见博物馆。本地有专家跟贝聿铭提议：贝老，你在墙上开个花窗，把拙政园的景引进来。贝聿铭手一摆：“这怎么可以呢！拙政园是世界文化遗产，一点也不能碰！”
贝聿铭要在博物馆庭院做山水，“最初想做桂林山水。”高福民建议做江南山水。”他找来米芾的江南山水画卷悄悄递给贝聿铭，贝聿铭很喜欢，说：“你说得有道理。”于是21块石头，九曲石桥，成了今日苏州博物馆的著名景观。
事后，贝聿铭跟高福民趣言：你也能做设计的。
两人因做博物馆投缘，身边人都说：“敢跟贝老说‘不’的，大概只有高福民了。”今天的苏州博物馆，是众多园林中的一处CBD，以建筑之美吸引人，却丝毫不与周边古典园林违和。
白先勇与昆曲
初入职文化局，高福民去看昆曲，困难极了：一间破旧的老房子，一处简易小舞台，边上一个捐款箱，看戏免费，愿意就捐点钱。“即使在大剧场演，台上演的人也常比台下看的人多。”
那一年，文化部昆剧指导委员会为办昆剧节已研究8年，苦于无人敢接。“昆剧都这个现状了，还能办节啊？”
在湖南郴州开会，两位老专家发脾气，“研究了8年还在研究”。高福民盘算：“有老大哥、老大姐在，上昆、北昆、江苏省昆、浙昆，个个有响当当、人才济济的角……排到苏州都是小弟了。”
但这些昆剧院都没敢接下“昆剧节”的任务，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苏州，理由是：苏州经济发展快，有条件，又是昆曲发祥地，而且昆山8年前曾答应过办昆剧节。
高福民反复思量的结果是：“也许是好事，总要改变这个局面的。”钱璎和顾笃璜（过云楼顾文彬曾孙）鼓励他：“只要你敢接，我们就帮你。”
第二天，大家等着他表态。先上郴州苏仙岭，“都说那里抽签灵，我那天脚步沉重。”大家边走边嘻嘻哈哈，高福民无心参与。昆剧大师蔡瑶铣、张洵澎让高福民抽个签，他说，我不大信这个。最后他们帮高福民抽出来一看，上上签。
高福民捧了个烫手山芋回苏州，心里却忐忑，想着苏州的昆剧衣衫褴褛，“真的像个要饭的团。”2000年3月，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式在昆山举行，主会场：苏州。全国6个昆剧院团和浙江永嘉昆曲传习所赴会，演出传统经典剧目10台、28场戏。从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等赶来的票友齐聚，成为建国以来昆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汇演。期间，还办了第一届虎丘曲会，再现了300年前的曲会场景。 翌年，昆曲成为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19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
高福民回想昆曲在近现代的两个转折点：1921年，桃花坞五亩园，苏州昆曲传习所招了三十多个小孩，培养了一批传字辈，此为转折一；第二个转折，就是获评“非遗”。
随后，苏昆赴台演出。
在台湾的表演出乎意外地成功。“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龙应台、白先勇、余光中、许倬云等一批台湾文化人，看到苏州的昆曲都兴奋不已。高福民和白先勇同时接受《中国时报》采访，“白先勇讲了昆曲的价值，我讲了昆曲的保护。白先勇听得眯眯笑，说上海不去了，直接去苏州。”
两个月后，白先勇真的到了苏州，提出了“青春版牡丹亭”的想法。台湾企业家陈启德随之而来，邀请顾笃璜和叶锦添合作排演《长生殿》。
昆曲申遗成功后，昆曲博物馆馆、昆曲传习所所、昆剧院、昆曲表演场所、昆曲研究中心……相继成立。苏州市人大甚至通过了关于昆曲的立法，将昆曲“原真性”写入相关法规。
“文化这东西，不是非此即彼，重要的是包容。很多人都说这不行，那不行，我就认为这也行，那也行，关键是怎么做。”
珍宝岛烙的印
高福民父母从事工艺美术行业，高自小随老先生画画。读中学时，考入工艺美专。“我小学就去了，整个学校我最小。”
1968年，高福民17岁，知识青年下乡“指示”尚未到来。他被分配到工厂，“做毛主席塑料夜光像，用发亮的荧光粉做拌料。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还不让做，怕在料里做手脚。”但那是有毒的聚氯乙烯。三班倒，高福民每晚从厂里回家，身上都闪闪发光。
半年后，征兵开始，高福民体检发现，诸多指标不合格，“才知道那东西对身体有伤害”。
征兵的军人到厂里购买夜光像，高福民正出着黑板报，画毛主席像。“他们觉得我画得蛮好。”征兵的问，你报名参军没有？“报名了，体检不合格。”
“那明天你就跟我们走吧。”部队“支左”需要画画的人，高福民就这样跟着去了黑龙江。坐着闷罐车，颠了好几天，下车的地方叫齐齐哈尔，“冰天雪地，手握在把手上都粘住了。”
没几天，珍宝岛就打了起来。誓师大会后，高福民跟着部队一路开到黑龙江边吴八老岛。再后来，就去了珍宝岛，一呆8年，却没有画上一天画。
高福民所在的连队是通信架线连，负责岛上岛下的通信线，这条线一直通向北京。“对方打炮，岛上干草烧起来，你要用身体把火滚灭。”有一次，半夜跟着班长出去排除线路故障，零下54度，旋风把雪卷起来，将山坳坳里高高的落叶松覆盖了一半。班长告诉高福民，往山上跑，别往山坳里跑，不然会被雪盖住。“一天一夜，和着雪，啃着步兵连连长给的冻硬的馒头”，班长说：“一定要吃进去，肚子里没东西，没热量，会冻死。”一开春，被子一掀，下面都是蛇。
高福民双腿冻坏，“一到冬天，膝盖无知觉，一回苏州就好了。”他申请回苏州，另一个原因是，父母都下放到苏北，他不放心。
1977年，作为复原军人，高福民被分配到烈士陵园。他欣然答应，心想只要回到苏州，把父母的事解决，到环卫站都愿意。
26岁，高福民进了苏州市委大院。正值揭批“四人帮”代理人华林森，“有人同情他，但是不批斗又不行，让我去台上把他背下来，我跟谁都没关系，没人说我，我就去背。”
一段时间后，高福民被留在苏州市委组织部，从事文职工作。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党建发生变化的文章。
《红旗》杂志要登这篇文章，他写好后，给领导看，领导觉得不可能登，《红旗》却一直在等，“他们知道是我写的，但是谁署名呢，又不能老等，就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了。”结果成了《红旗》头版头条。“我当时是组织处长，后来就到平江区委当副书记。”
一日，平江区破了个杀人案：苏州齐门一家三口父母被杀。去看现场时，检察长、公安局长都吐了，高福民没吐。身边有人想起，说他在珍宝岛呆过。
破案那天，高福民冒雨赶到检察院办手续，全身湿透。出门，有人传话说市委找他谈话。正欲换衣服，他被告知：不要换了，领导在等你。高福民直接到了办公室。
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杨晓棠让高福民负责文化局。“有没有弄错，我没有做过文化！”高福民很吃惊。杨说，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了，你是学美术的。
初到文化局，高福民见到的都是公司，要以商养文。办公室没有空调，电扇已经转不动，所有的财政表格拿来一看，全是红红的赤字。
前5年，高福民全力把赤字消灭，“然后再做图书馆、博物馆、昆曲……前5年发工资都发不出来，后来就好了。”高福民在这里呆了12年，苏州265处文保单位挨个看，“就剩下一个没看。”期间，他拒绝了几次升职和调动，“一走，手上的事就要停。”
后来，他去苏州市职业大学任职。第一天到学校，高福民从东走到西，又从南走到北，在一块未开发、堆满建筑垃圾的地方，发现一个杂草高过人的土墩。有人告诉他，这是顾野王墓。高福民惊叹：“着意寻不见，有时还自来！”
顾野王是南朝梁陈时期儒学家。顾野王墓原是省级文保单位，后因损坏严重降到市级。2004年，高福民找到它时，四面被大工地包围。“走不进去，先后找了三次，两次没找到。在村子里，被农民房子包围，轻易找不到。后来再去就是大学城工地。”
高福民研究了一番唐宋元明清的记载，准备重修墓地，“它是12块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形成的墓，不能做成墓。书上说，平地不起坟，起山。就是12块石头。”高福民把记载翻给专家看。
“我们的传统文化时续时断，现在人们的工作方式就是盖楼、达标，里面要放什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现在正是研究的时候。”高福民拿起一叠桌上的过云楼书稿。起初他拿到一个纸箱，打开来，落满尘土，是“文革”后归还给顾家的抄家物资，“它们就在那里，等我们去挖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