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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4年，那个顶有一头硬发、蓄有标志性八字须的倔强男人，开启了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西行。这个人就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坛巨匠鲁迅。谁能想到，这样一次偶然的举动，竟然与一个学校、一个学科，甚至一个时代的出现紧密相连。这个学校就是被誉为“西北高校之母”的西北大学，这个学科就是“写作学”，而这个时代则是“创意写作”时代。
受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傅铜的亲自邀约，鲁迅欣然赶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旨在向陕西输入“新学”的“暑期学校”。虽然由于从北京到西安路途不顺，走了十几天，返回也是十几天，但这并未影响先生的兴致。他于该年7月21日到7月29日，在西北大学大礼堂为听众做了题为《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的系列演讲，共计11节课，12小时。这次演讲的讲稿最后刊发于1957年7月的《收获》创刊号，成为该刊的“发刊词”。对于此次演讲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做了多方位的深刻解读。熊晓芬认为此次演讲：“虽然以鲁迅新近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为基础，但是《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钩玄提要、撷其精华，更为清晰地理出了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脉络，坚持进化、反对复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主导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举出了新例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①然而，根据作家穆涛先生的说法，鲁迅此举的意义还在于他讲的中国小说的变迁，具体启动了中国小说的研究。因为在此之前，在国人的文学观中，小说是小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特別是，他切实启动了西北大学的文学教育。②黎锦熙、罗常培、胡小石、曹靖华、杨晦、罗根泽、高亨、蒋天枢等大家曾长期设帐讲学，西北大学自此成为文学教育重镇。西北大学现在的校名题字，就是从鲁迅当时修订讲稿时与西大学生昝健行、薛声震的通信中集取，后制成校牌，替代了原来康有为的题字，沿用至今。
其实，今天看来，鲁迅西大之行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先生西行的一个重要动因，是想实地考察，体味唐代帝都的生活原貌，为创作大型历史作品（小说或戏剧，存疑）《杨贵妃》做些准备。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学创作才是维系先生与西北大学密切关系的关键。可惜的是，事与愿违，感觉错位，用他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信中的话说，“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③虽然这次旅行并不圆满，未能促成创作计划的完成，留下了一丝遗憾，但先生却用自己的写作愿望和切身体验，昭示了创作与西北大学这块热土的关联，开创了西北大学写作教育的先河。这一点尤为重要。鲁迅先生在西北大地偶然播撒的文学创作的火种，在风清月明、雨露丰沛的春天，势必开出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的希望之花……
二
1938 年1月3日出版的《西安临大校刊》第三期第八版刊登了《本校录取新生名单》，商学系先修班“正取十五名”学生，其中有一个名为刘蕴华的人。此人后来成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即是著名作家柳青。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世事纷扰，人心惶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7年9月，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研究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迁至西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④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是今天西北大学的两大源头之一。1937 年11月，已做过西安高中⑤学生刊物《救亡线》编辑、西安学生联合会刊物《学生呼声》主编、《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的文学青年柳青，经过两次考试，如愿进入西安临时大学商学系俄文先修班，一边积极学习俄文，一边从事苏联文学翻译。西安临时大学俄文先修班为北平大学俄文先修班的延续，北平大学俄文先修班设于法商学院商学系。1938 年4月，随着太原失陷、日军南下的发生，学校南迁汉中城固。据柳青自己讲，他想去延安从事文学工作，所以拒绝了省委组织部的要求，未随校迁徙，终止了在西安临时大学的学习。⑥从入学至休学，柳青前后在此度过了大约 5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柳青系统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熏陶，奠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基础，使之成为指导自己终生践行现实主义文艺的利器。柳青在“临大三院”听了文理学院国文系副教授曹靖华（ 曹联亚，后调任法商学院商学系俄文教授）、法商学院政经系季陶达、沈志远教授等马列主义学者的课。别人暂且不说，曹靖华先后长时间留学、任教于苏联，精通俄文，是鲁迅、瞿秋白的挚友，五四以来我国翻译、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也是杰出的革命文学家。除此之外，柳青还接受了具有马列主义倾向、俄文先修班负责人李毓珍的指引，她为柳青开设过“俄文文法实习”的课程，同时翻译俄文作品。在校时期，李毓珍曾在牛汉（ 史成汉） 主编的《流火》杂志发表了翻译普希金的长诗《巴赫-奇萨拉伊之喷泉》。柳青跟随诸位先生，不仅学习了俄语，提高了认知水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浸，而且坚定了为文学事业献身的信心，为广大读者翻译了俄文作品，做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双重准备。《种谷记》《创业史》正是其西安临大受教经历的硕果，是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文学呈现。
特别是《创业史》，它开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性传统，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的最佳典范之一。以《创业史》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直接规定了当代中国主流文艺的基本规范与基本精神，影响并制约了中国当代文艺创作的基本导向，至今仍是中国当代主流文艺的旗帜和风向标。杨立川教授就认为，《创业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两点颇引人注目： 一是柳青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二是小说具有鲜明的主题，如柳青所言，小说向读者回答了中国农村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并以“合作化”的现实方式展示了这次革命开展的具体过程。⑦
三
1982年，《读书》杂志第11期刊载了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一文，文中写道：“在今天的社会，作家应该是知识分子，应该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有学问，应该同时努力争取作一个学者。”⑧“作家学者化”成为那个时代的强音。可是谁能完成作家学者化的培养任务？说高校当仁不让，估计没人持有异议。中国作协与高校合办“作家班”自此拉开帷幕，西北大学的作家班也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
西北大学作家班是继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之后的第三个作家班。1987年9月1日，经过刘建勋、蒙万夫等先生前期几个月的辛勤努力，西北大学第一届作家班共计90人，准时入学。学员先后包括杨少衡、熊尚志、曾辉、王宏甲、魏世祥、余小沅、赵启强、林青、蓝汉东、李康美、严啸建、熊正良、成汉飚、赵伯涛、吴克敬、冉丹、廖润柏（鬼子）、李靜、朱玉葆、黄河浪、魏世祥、马利、刘小兵、陶少鸿、迟子建、王刚、路东之、李应勇、王庆学、渭水、李乐、宋京生、林雨纯、叶林、于国颖、舒英才、刘国民、张冀雪、肖黛、吴琼、白山、吕建德、陈晓淮、毛守仁、岛子、何道乌、张淑琴、张文宝、都沛、纪君、王坤红、肖复华等人（排名不分先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将一生奉献给了文学创作事业，取得斐然成就，也就此形塑了“西北大学作家群”现象，为中国当代文坛添加了一抹亮光。
2008年，贾平凹、迟子建、周大新、麦家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其中，位居前两位的贾平凹、迟子建均出自西北大学，被誉为西北大学的“茅盾文学奖双子星”，西北大学的写作教育在坚持了几十年之后，进入高光时刻，荣耀面世。贾平凹自不待言，迟子建正是作家班的毕业生。更令人称奇的是，据统计，当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协主席或副主席，有17人源自西北大学，90%以上均出自作家班。虽然这个数据的真实性还需严肃考证，而且数据本身也不能代表今日的创作实绩，但位居西北一隅的省属高校，通过持续的写作教育，交出这样的创作答卷，难免有一点点自豪，连前任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也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西北大学作家班是中国作家培养的一个奇迹”。
众所周知，“作家班”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随风而散，但其余音袅袅，回响未绝。除贾平凹之外，至今活跃于陕西文坛的吴克敬、冯积岐、方英文、穆涛、雷涛、白阿莹、马玉琛、李浩、刘卫平、延艺云、周艳芬、李国平、张艳茜、谷鹏飞等人，仍然在以独特的样貌和方式书写着西北大学写作教育的奇迹，为学校赢获“文学沃土，作家摇篮”的美誉。
在最近由杨少衡先生提供给笔者的文献里，1996年第1期的《漓江》杂志中半数以上的作品源自西大作家班的学员，为此还专门开辟了一个“西北大学首届作家班”专栏，包括熊正良的《浑沌之秋》、杨少衡的《没有你的日子里》、少鸿的《最后的浪漫》、宏甲《月光如诉》、迟子建的《迟子建日记》和青雪《去年今日此门中》。别的姑且不提，青雪的文章及其附录《西北大学首届作家班大事述略》清晰回顾了作家班的成长历程和逸闻趣事，由此我们知道了熊正良和陶少鸿“八角楼的灯光”，白山、纪君“嘹亮的歌声”，都沛、王刚、魏世祥、李乐的“群魔乱舞”，杨少衡“奔逃中的怜香惜玉”，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当是迟子建“在城墙上的望月哀鸣”。在寒风料峭，雪花飞舞的冬日，学生放假回家，校园里一片寂寥，我独坐办公室，一杯茶，一支烟，一首歌，一遍遍重读这些温润的文字，忍不住泪眼婆娑。幸好无人看见，否则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老男人，未免尴尬。我们一直在讲文学是人学，讲文学的初心，这是不是人学？是不是文学的初心？西大的写作教育是否提供了一个案例？凭君判断。
四
1955年秋初，北大中文系迎接新生入学的大会上，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发表言辞：“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系。”这一观点影响深远，不仅感染了历代中文系学生，甚至规定了全国各大高校的文学教育思路，使之形成以文学研究为核心的学术人才培养系统，忽视创作人才的培养。但众多作家的成长经验证明，写作教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可以创作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写作教育与以研究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学术教育建构文学发展的双引擎，甚至促使“学者作家化”。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期，包含西北大学在内的国内写作教育历经了漫长的、惨淡的寒冬，但西北大学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教研室一直傲立于世，陈惠钦、郭兆武、冯有源、吴宝玲等几代学人始终勤勉探索，坚持中国语言文学中的文学写作教育，李傻傻等新锐作家的成长是献给他们的礼物，但这还不能称之为最好的礼物。
汲取前几十年写作学科发展中失败的教训，凭藉创意写作中国化的东风，2012年，西北大学在全国率先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中开设创意写作本科方向，设计了独立的人才培养方案，积极探索创意写作的中国化路径，培养文创人才;2015年，恢复“作家班”办学，开设了多期“作家高级研修班”;2016年始，在广播电视专业下设置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Master of Fine Arts in Creative Writing），由于专业调整，2019年起，创意写作专硕改设于电影专业下;2019年，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自主设置了创意写作学术硕士学位;2020年，在文艺学二级学科下招收创意写作理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至今，我们以本科、专硕、学硕、博士和作家班共构了“五位一体”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结合，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将专家教学与作家教学结合，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这样，师生有了归属感，师资队伍趋于稳定合理，足以保证写作教育在高校的持续发展。这才是奉献给前辈学人的最好礼物。
鉴于创意写作目前最好的栖身之所仍为普通高校，因此西北大学的创意写作兼顾了几个方面的诉求，一是必须满足教师、学生和社会的科研、教学、创作和服务要求，尝试在知识探索、文体写作和社会实践三个方面获得经验;二是必须满足不同文体写作的愿望，尝试以审美性写作（艺术创作）、生产性写作（策划脚本）和工具性写作（实用写作）三条路径践行创意写作的创作训练;三是必须满足时代变迁的需求，寻求在传统经典创作、商品写作、辅助写作之间找到平衡点。
因此，西北大学坚持理论讲授与创作训练结合、学校学习与社会实践、传统讲授教学与现代技术互构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幻想文学创作工坊”“诗歌写作工坊”“故事100”工坊等形塑出“小说写作月”“追象行动”“我的创写班”等卓有成效的品牌教学实践活动;获批西北大学“创意写作虚拟体验实验教学中心”，成为国内率先借助VR全景体验平台进行创意写作实验教学的本科高等院校;仅以“创意写作”为核心词，承担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20余项;在《光明日报》《湘潭大学学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出版“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书系”《新编写作思维学教程》《实用写作》教材2部;录制完成《创意写作》MOOC教学课程;教师创作《行走的海》《第一百个夜晚》诗歌集2部，《行走长安》《精细的生活》等散文集2部;指导学生创作《文苑华章：西北大学学生优秀文学作品选》（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4卷，《给星星的悄悄话：西北大学創意写作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选》1卷;本专业学生在《中国作家》《美文》《延河》等文学报刊发表文学作品40余篇;经营“西创可贴”“西创文渊斋”“西创风帆”3个微信公众号，累计发表学生原创文章3000余篇;成功举办“第五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暨2019年创意写作社会化高峰论坛”。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个困居西部、命运多舛的地方高校，一个不被重视、历经浮沉的写作学科，一个文学精神散遗殆尽的非人文时代，“公诚勤朴”的西大写作学人承继鲁迅先生的文化精神，不断汲取作家培养的历史遗产，开创了创意写作发展的新局面，开启了写作教育的新时代，将三者无缝衔接起来，潜藏了无限的契机和热望，真可谓“公诚勤朴传薪火，创意写作续华章”。但不可否认的是，写作学仍不是文学学科中的显学，创意写作也没有确定自己的核心对象，没有确认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写作教育的道路仍然漫长，需要大家携手并进，风雨同路。
最后，感谢为写作教育付出的前辈先贤，感谢中国写作学学会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感谢为西北大学写作教育无私付出的先生和作家，特别感谢为本文撰写提供资料和帮助的杨少衡、穆涛、刘卫平和杨立川、姚远、熊晓芬、邱晓等众好友，只因有了你们，我感到分外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