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皮尔爵士在1829年创立伦敦警察厅时说，“对警察效率的考验是以没有犯罪和混乱来判断的，而不是警察处理案件时的可见证据。”但在2017年，由于人们的安全感更多是通过社交媒体，而非事实获得，公众对警务的信心将日益成为成功的关键衡量标准。那么，我们如何有效地管理人们对警察的看法呢？
　　在我看来，答案应该从管理我们警察自己的观点开始。当警察在存在种族-贫困关联和贫穷-犯罪联系的社区中工作时，本来不受控制的无意识偏见会被放大。快速思考的人类大脑会合情理，但却错误地把这些因素变成一种种族-犯罪的联系。这是我们在维持警察和公众之间的热情、联系和信誉方面面臨的最大威胁。
　　第二，我们必须警惕我们的体制本能：追随领导者的文化需要转变。指挥和控制的领导风格在危机时期可能至关重要，但它无法提供管理日益复杂的安全风险和犯罪威胁所需的激进创新和持续改进。像许多精简制造业企业那样从“领导者英雄”风格转向“团队”方式将是困难的，但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
　　第三，我们需要管理警察的职业偏见。更多的预算和更多的警察是一件好事吗？ 或许这些钱和资源要是用于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和教育可能会从源头防止问题的发生？这种“职业铁饭碗”模式是最好的吗？在现代社会，这种模式是否能让技能、经验和动机良好地结合？像Police Now这样的项目（以为教师在毕业后提供再培训的Teach First项目为基础）或许可以证明更为灵活的进入-退出警察队伍的方式可以给民众和警察带来真正的好处。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述三点，我相信我们可以让民众为警察感到自豪，可能还可以达到皮尔当时所设立的高标准。
　　（翻译：袁雪，审译：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