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应该认识到:改变不公平竞争的局面,比让不公平竞争的既得利益者掏点钱做慈善更为重要。
世界上最有钱的两个人——巴菲特和盖茨9月底来华,与中国富豪共话慈善,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由于这两个美国人近来一系列慈善举动,关于慈善的讨论在中国也很热闹。其中一种论调似乎深入人心,即中国人缺乏慈善精神。
慈善是什么?简单说,慈善就是社会上有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房住、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等,其他人予以援助。西方历史上的慈善,主要是教会所为。中国则多为民间。慈善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认知,但两者的不同并非一些媒体所宣称的那样:由于西方有宗教,因而西方人更有慈善精神,或者西方人更有爱心。
天堂里没有慈善
西方宗教里有“天堂”的概念。所谓“天堂”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人们在天堂里不愁吃喝、无忧无虑。这一概念体现在西方世俗社会的理论中,就是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同时。每个人都有高尚的情操。
天堂里是没有慈善的。换句话说,在理想化的天堂里面,上帝或大自然给予所有人充分和平等的恩赐,等于是已经做到了彻底的慈善。所以,在共产主义这样绝对理想化的美好社会里是不需要慈善的。
慈善为什么会产生?这是因為。人类所设想的任何一种“美好社会”目前还没有实现。目前的社会制度并不能从源头上消除不公平、不公正,所以慈善作为消除贫富差距的辅助手段,成为一种长期性必然的存在。
西方历史上,慈善为何多数都以教会为主体?因为西方社会从古至今,政权都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自身就是利益集团。在欧洲中世纪,等级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不公平,会激化社会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必然导致对慈善的要求。而当时,国王代表的国家权力不能做慈善,只能由教会来做。同时,教会的慈善也成为吸引教徒、扩大势力的手段。当然,到了现代,西方社会开始政教分离,教会的势力大大缩小,但慈善依然需要。并且从事慈善工作的机构也不局限于教会。原先由教会承担的慈善,一部分成为现在西方政府的职责,各种社会保障、福利便是其具体体现。
东西方的慈善大不相同
当今西方政治中的“慈善”,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开仓放粮”就是个例子。只不过古人认为,这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不是“慈善”,不需要人们感恩戴德。
中国古代的慈善表现为平时社会相对公平,民众安居乐业,所以不太需要慈善,或者说平时的慈善针对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只是小范围、临时性的需要,遇灾则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而西方社会的状况是,平时贫富差距悬殊,慈善成为大规模、长期安抚的需要:灾时却力有不逮,救灾善款难以到位,前几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时就是这样。
东西方文化中的慈善还有差别。西方历史上,教会做慈善的最初动机,是更多地吸引教徒,壮大教会实力。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政教合一,教会希望掌握更多的世俗权力。即使是现在,教会慈善也普遍具有上天堂的信仰诱惑,这说明西方的慈善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也即是“有条件的慈善”。这种有条件的慈善,演变到今天的资本家做慈善时,同样有交换条件。明显的条件是政府的免税,隐形的条件则是获得社会地位,为自己在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形象涂脂抹粉。近几十年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慈善援助,无一不带有交换条件。
而中国传统下,慈善是一种真正的爱心,做慈善是不讲回报的。所谓恻隐之心、将心比心,人人助我、我助人人,就是中国慈善的本质。所以,在看我来,中国并不缺乏慈善精神。
给慈善一个正确的定位
中国有个关于“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授人以鱼”就是慈善,“授人以渔”是获得财富的技巧,但其实,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关联:当一个人垄断了所有的江河湖海、大小鱼塘,只有他一人可以抓鱼,其他人没有权利抓鱼的时候,他用“授人以鱼”的方式来做慈善,是否很虚伪?
当今世界严重的贫富差距往往是那些大喊慈善的人造成的。他们先剥夺了其他人获得财富的权利,然后又用慈善的小恩小惠换取人们的感恩戴德,那么,如果他们在获得财富的时候不是那么心狠手辣,而是给更多的人留一条活路,是不是更有助于社会公平?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公平、公正,从源头上解决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施政的结果做到人人安居乐业,人人能够自己安排现在与未来,这个社会就不太需要慈善。
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有竞争、有活力,但不应该是无约束的自由竞争,而是“有控制的公平竞争”。所以,我们应认识到:改变不公平竞争局面,比让不公平竞争的既得利益者掏点钱做慈善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从制度上避免比尔一盖茨、巴菲特这样的私人资本大垄断者的出现,比讴歌比尔·盖茨、巴菲特做慈善更重要。
当然,有竞争,就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对于政府来说,给予竞争的失败者、条件欠缺者以适当的保护和救济,也是给予人们重新投入公平竞争的保障。在这里,政府的行为不是慈善而是义务,是维护社会相对公平的必要。但是,政府即便有再完善的制度,也难以面面俱到,再加上自然灾害之类临时的困难,民间慈善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所以,一个正常社会的慈善应该是,在政府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或者提供基本保障的情况下,民间慈善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是辅助的,而非社会的主导地位。
世界上最有钱的两个人——巴菲特和盖茨9月底来华,与中国富豪共话慈善,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由于这两个美国人近来一系列慈善举动,关于慈善的讨论在中国也很热闹。其中一种论调似乎深入人心,即中国人缺乏慈善精神。
慈善是什么?简单说,慈善就是社会上有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房住、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等,其他人予以援助。西方历史上的慈善,主要是教会所为。中国则多为民间。慈善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认知,但两者的不同并非一些媒体所宣称的那样:由于西方有宗教,因而西方人更有慈善精神,或者西方人更有爱心。
天堂里没有慈善
西方宗教里有“天堂”的概念。所谓“天堂”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人们在天堂里不愁吃喝、无忧无虑。这一概念体现在西方世俗社会的理论中,就是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同时。每个人都有高尚的情操。
天堂里是没有慈善的。换句话说,在理想化的天堂里面,上帝或大自然给予所有人充分和平等的恩赐,等于是已经做到了彻底的慈善。所以,在共产主义这样绝对理想化的美好社会里是不需要慈善的。
慈善为什么会产生?这是因為。人类所设想的任何一种“美好社会”目前还没有实现。目前的社会制度并不能从源头上消除不公平、不公正,所以慈善作为消除贫富差距的辅助手段,成为一种长期性必然的存在。
西方历史上,慈善为何多数都以教会为主体?因为西方社会从古至今,政权都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自身就是利益集团。在欧洲中世纪,等级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不公平,会激化社会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必然导致对慈善的要求。而当时,国王代表的国家权力不能做慈善,只能由教会来做。同时,教会的慈善也成为吸引教徒、扩大势力的手段。当然,到了现代,西方社会开始政教分离,教会的势力大大缩小,但慈善依然需要。并且从事慈善工作的机构也不局限于教会。原先由教会承担的慈善,一部分成为现在西方政府的职责,各种社会保障、福利便是其具体体现。
东西方的慈善大不相同
当今西方政治中的“慈善”,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开仓放粮”就是个例子。只不过古人认为,这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不是“慈善”,不需要人们感恩戴德。
中国古代的慈善表现为平时社会相对公平,民众安居乐业,所以不太需要慈善,或者说平时的慈善针对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只是小范围、临时性的需要,遇灾则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而西方社会的状况是,平时贫富差距悬殊,慈善成为大规模、长期安抚的需要:灾时却力有不逮,救灾善款难以到位,前几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时就是这样。
东西方文化中的慈善还有差别。西方历史上,教会做慈善的最初动机,是更多地吸引教徒,壮大教会实力。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政教合一,教会希望掌握更多的世俗权力。即使是现在,教会慈善也普遍具有上天堂的信仰诱惑,这说明西方的慈善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也即是“有条件的慈善”。这种有条件的慈善,演变到今天的资本家做慈善时,同样有交换条件。明显的条件是政府的免税,隐形的条件则是获得社会地位,为自己在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形象涂脂抹粉。近几十年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慈善援助,无一不带有交换条件。
而中国传统下,慈善是一种真正的爱心,做慈善是不讲回报的。所谓恻隐之心、将心比心,人人助我、我助人人,就是中国慈善的本质。所以,在看我来,中国并不缺乏慈善精神。
给慈善一个正确的定位
中国有个关于“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授人以鱼”就是慈善,“授人以渔”是获得财富的技巧,但其实,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关联:当一个人垄断了所有的江河湖海、大小鱼塘,只有他一人可以抓鱼,其他人没有权利抓鱼的时候,他用“授人以鱼”的方式来做慈善,是否很虚伪?
当今世界严重的贫富差距往往是那些大喊慈善的人造成的。他们先剥夺了其他人获得财富的权利,然后又用慈善的小恩小惠换取人们的感恩戴德,那么,如果他们在获得财富的时候不是那么心狠手辣,而是给更多的人留一条活路,是不是更有助于社会公平?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公平、公正,从源头上解决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施政的结果做到人人安居乐业,人人能够自己安排现在与未来,这个社会就不太需要慈善。
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有竞争、有活力,但不应该是无约束的自由竞争,而是“有控制的公平竞争”。所以,我们应认识到:改变不公平竞争局面,比让不公平竞争的既得利益者掏点钱做慈善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从制度上避免比尔一盖茨、巴菲特这样的私人资本大垄断者的出现,比讴歌比尔·盖茨、巴菲特做慈善更重要。
当然,有竞争,就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对于政府来说,给予竞争的失败者、条件欠缺者以适当的保护和救济,也是给予人们重新投入公平竞争的保障。在这里,政府的行为不是慈善而是义务,是维护社会相对公平的必要。但是,政府即便有再完善的制度,也难以面面俱到,再加上自然灾害之类临时的困难,民间慈善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所以,一个正常社会的慈善应该是,在政府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或者提供基本保障的情况下,民间慈善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是辅助的,而非社会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