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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片永不满足的土地，
我看到闪闪发光的原野，
曾经走过的高速公路充满欢乐
却永不再来。
——A.E.豪斯曼：《记忆中的青山》
三件事情不期而至：恐惧、爱情和嫉妒。
——盖尔人谚语
序言
他们还是孩子，只有16岁。靠着酒精壮胆，在安息日逐渐逼近的脚步催促下，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爱情，结果却只发现了死神。
不同寻常的是，那时只有一丝微风。温暖的微风，如同吹到皮肤上的气息，深情而诱人。8月的天空，一层薄雾遮掩了星星，残缺的月亮将惨白的月光洒在退潮后坚实的沙滩上。大海温柔地向海岸吹着气，闪着银光的泡沫扑打着金色沙滩。一对年轻人从村里的柏油碎石路上匆忙跑下来，他们心中热血沸腾，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
在他们左侧，小港口起伏的海水击碎了水面的月光，他们听到小船在绳子的拉扯下嘎吱作响，在黑暗中顽皮地互相推搡着抢占地盘，木头相互碰撞，发出轻柔的哐啷声。
威廉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有些不情愿。他已经品尝了她唇边美酒的甜蜜，在她急切的热吻中，感到今晚她最终会妥协。但时间太短了，马上就到安息日了。只有半小时，路过街灯时他偷瞄过手表。
凯特呼吸急促。她害怕的不是做爱，而是她父亲。她知道父亲会坐在火堆前，看着随着午夜来临火苗渐小的炭火。安息日前炭火会熄灭，像定时一样准确无误。她几乎能感觉到父亲的不耐烦正慢慢燃烧成怒火，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快到凌晨了女儿还没回来。在这个虔诚的岛上，事情怎么可能如此一成不变呢？
各种想法充斥着她的脑海，与她脑子里盘踞着的欲望争夺地盘，也和削弱了她少女抵抗力的酒精搏斗。短短几小时前他们在社交俱乐部度过的周六之夜，看起来似乎能延伸到永恒。但时间越是匮乏，越会稍纵即逝。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一条老渔船斜倚在水位线之上的鹅卵石上。当他们从老渔船的阴影旁溜过时，她胸中既充满恐慌，又涌动着激情。透过半遮半掩的混凝土舢板棚，他们看到远处的海滩油画般地镶嵌在光秃秃的窗框里。大海闪闪发光，似乎由内而外在燃烧。威廉松开她的手，轻轻把木门推开一条缝，把她推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一股混合着柴油、海水和海草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就像思春期男女匆忙做爱后留下的令人哀伤的馨香。一条放在拖车上的船的阴影赫然耸现在他们头顶，两扇小小的长方形窗户敞开着，像面对海滩的窥视孔。
他猛然把她推到墙边，她立刻感到他的嘴唇压在她唇上，他用舌头强行把她的双唇分开，同时双手揉搓着她柔软的乳房。他弄疼了她，她一下把他推开，“别这么粗鲁。”在黑暗中，她急促的呼吸听起来像打雷。
“没时间了。”她听出他语气中的紧张。男人的紧张，同时还夹杂着欲望和焦虑。她开始动摇了。她的初夜就这么交出去吗？在肮脏的舢板棚里抓住短暂的几分钟污秽地媾合？
“不。”她把他推到一边，走到窗前透了口气。如果他们抓紧时间，12点前赶回去还来得及。
她看到一个阴影飘向窗口，几乎同时触摸到了它，又软又冷又重。她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
“看在上帝的分上，凯特！”威廉紧随其后，欲望和焦虑外又增添了一丝尴尬。他突然脚下一滑，好像踩到了冰上。他重重地摔倒了，肘着地，胳膊感到一阵刺痛。“见鬼！”地上到处是湿滑的柴油，他感到屁股上都湿透了，现在手上也是。他不假思索地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这里的光线真他妈的太暗了。只是当他拇指一动，火苗一闪时，他才突然想到自己将面临变成人肉火把的危险。但已经太迟了，火光突然令人惊骇地划破黑暗。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并没出现柴油燃烧产生的烟雾，也没有突如其来的灼热火焰，只有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物体，第一眼几乎让人以为撞到了鬼。
一个男人吊在梁上，脖子上挂着一根磨损的橙色塑料绳，脑袋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歪向一边。此人是个大块头，身上一丝不挂，胸口和屁股上的青白色肌肤松弛地垂着，像一件过于宽大的衣服。腹部划了一刀，变成了一张微笑的大嘴，几团又滑又亮的东西从里面耷拉下来，垂在两腿之间。在火光照耀下，这具死尸的影子在布满斑痕和涂鸦的墙上舞动着，如同许许多多鬼魂在欢迎新来者。在死尸旁边，威廉看到了凯特的脸：面色苍白，两眼乌黑，惊恐万状。有一刻他误认为周围的所谓柴油是农用柴油，只是被国产税务局染成了红色，以便确定它免税的资格——接着他意识到那是血，又黏又稠，正在他手上变干，成了褐色。
第一章
1
天色已晚，天气湿热难耐，是那种只有节日期间才会出现的状况。小小的书房里，芬被一片黑暗笼罩着，就像有双柔软的黑色大手把他固定在了椅子上。他像飞蛾般被台灯的光线所吸引，却被强烈的光线刺痛了双眼，因此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笔记上。电脑在沉寂中发出轻柔的嗡嗡声，屏幕在他视线内闪烁着。他几小时前就应该去睡了，但他必须完成这篇文章。开放大学为他提供了唯一的出路，而他还一直在拖延。太蠢了。
听到门后一声响动，芬气呼呼地在座位上转过身，以为会看到莫娜。但芬责备的话没有说出口，却被眼前的一个巨人惊得目瞪口呆。此人身材高大得难以直立，脑袋歪向一侧，以免碰到天花板。房间并不大，但这人至少有8英尺高。他的腿很长，黑色裤腿塞在黑靴里面。方格棉衬衫束在腰间，外面套件带风帽的防寒夹克，敞着口，风帽从翻倒的衣领处滑落下来。他的双臂垂在身体两侧，两只大手从短短的袖口伸出来。在芬看来，他大约60岁，布满皱纹的阴郁脸上有一双毫无表情的黑眼睛，长而油腻的银灰色头发垂落到耳下。他沉默地站在那里瞪着芬，在浓重的阴影中，芬书桌上的灯光映射出他冷酷无情的面容。他到底要干什么？芬毛骨悚然，整个人被恐惧笼罩着。
接着，芬仿佛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在黑暗中像孩子一样哭叫着：“怪——人……”那人还是死死地盯住他。“这儿有个怪——人……”
“怎么了，芬？”是莫娜的声音，她惊恐地摇晃着他的肩膀。 芬睁开眼睛，看到她带着困惑和倦容的受惊面孔，但他依然能听到自己的哭叫：“怪——人……”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怎么了？”
他转身背对着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想放松下来。他的心剧烈地跳着，“不过是个梦，一个噩梦。”但在他脑海中，那个出现在他书房里的人依然栩栩如生，就像儿时的梦魇。他瞄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指针显示的时间是4点07分。他想咽口唾沫，但嘴里很干。他知道很难再进入梦乡了。
“你刚才吓死我了。”
“对不起。”他拉好被子，坐在床沿，然后闭上眼睛，抹了下脸，但那人还在，异常刺眼。他站起来。
“你去哪儿？”
“去撒尿。”他轻手轻脚地踩着地毯，走过去打开门进入过道。月光洒在过道里，地面被仿乔治亚窗户分隔成了几何图形。半道上他经过了书房敞开的门，看到里面黑漆漆的。想到那个侵入梦境的高个子男人，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他脑海里的这个形象是如此清晰强烈，其存在是如此不容置疑。他在卫生间门口停住了，就像四周来每晚都做的那样，双眼紧盯着过道尽头的那个房间。门半开着，月光洒进整个房间，本该拉上的窗帘敞开着，里面只有可怕的空寂。芬一阵心痛，转过身去，脑门上冒出一层冷汗。
尿液溅在水上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卫生间，一切好像恢复到令人安心的正常状态。他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感到抑郁，但今晚大脑中的空白被填补了。穿着风帽夹克的男人的形象取代了其他思想，犹如鸠占鹊巢。芬问自己是否认识这个人，在那张长脸和散乱的头发上是否有什么熟悉的东西。突然，他想起莫娜对警察描述的车里的那个人。她印象中那人穿着风帽夹克，60岁左右，有一头油腻的灰色长发。
2
他坐公交车去了市中心，看着成排的灰色石头房子从车窗旁一闪而过，如同枯燥的黑白电影中不断闪动的画面。他可以自己开车，但爱丁堡并不是适合开车的城市。他到达王子街的时候，云散开了，阳光波浪般地横扫过城堡下大片绿色的花园。一群人正围着几个吞火和耍棍的街头艺人看热闹。一支爵士乐队在美术馆前的台阶上表演。芬在韦弗利站下了车，过桥后走向老城，先向南经过大学，再向东转进入索尔兹伯里悬崖的阴影。阳光斜照着悬崖下的翠绿色斜坡，市警察总部“A”区的轮廓在天空的映衬下十分醒目。
在楼上的走廊里，一些熟人向芬点头致意。有人把手放在他胳膊上说：“我为你的不幸感到难过。”他只是点点头。
总督察布莱克几乎没有从文案中抬头，只是指指桌子另一侧的椅子。他脸颊瘦削，肤色苍白，正用被香烟熏黄的手指整理着文件。最后他转向芬，目光像老鹰一样犀利，“开放大学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芬耸耸肩，“办妥了。”
“我从没问过你当初为什么从大学辍学。格拉斯哥大学，对吗？”
芬点点头，“因为我那时年轻，长官，也傻。”
“你为什么选择警察这行？”
“这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我刚从岛上来，没工作，没资历。”
“那你熟悉警署里的某些人，对吗？”
“我认识几个人。”
布莱克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你是个好警察，芬，不过这不是你想要的工作，对吗？”
“但这就是我。”
“不，这是曾经的你，一个月前的你。这之后发生的事，哦，是一场悲剧。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也一样。大家都理解你需要时间才能从哀伤中走出来。上帝知道干我们这行的目睹了多少生离死别才明白这点。”
芬怨愤地瞪着他，“你不知道失去孩子意味着什么。”
“是的，我不知道。”布莱克的声音里毫无同情之意，“但我失去过亲人，我知道你不得不面对什么。”他把双手放在胸前，像在祈祷，“但老想着这件事，嗯，对健康不利。芬，这不正常。”他抿了下嘴唇，“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想想你的余生要做什么。但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我想让你回到工作上来，除非你身体糟糕到无法胜任。”
要求他回来工作的压力不断加剧。有来自莫娜的催促，还有同事们的电话、朋友们的建议。他一直在抗拒，因为他不知怎样才能回到事故前的状态。
“什么时候？”
“马上。今天。”
芬大吃一惊，摇摇头，“我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
“你已经休整了一段时间，芬。要么回来，要么辞职。”布莱克没等他答复就伸手从一摞参差不齐的文件中取出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推给他，“你记得5月份的利斯路谋杀案吗？”
“记得。”芬没有打开文件夹。根本无须打开。他记得太清楚了，风雨交加之中，在五旬节派教堂和银行之间的一棵树上赫然吊着一具赤裸的尸体。墙上的海报上写着：耶稣救赎（Jesus saves）。芬记得那看起来像是为银行做的广告，可以读作：耶稣存款于苏格兰银行（Jesus saves at the Bank of Scotland）。
“还有一宗谋杀案，”布莱克说，“同样的手法。”
“在哪儿？”
“北部。北部警区。它出现在HOLMES（内政部大型主要查询系统的简称，苏格兰的一种犯罪数据库）电脑上。事实上，正是HOLMES把你和这个案件的调查联系起来的。”他眨眨长长的睫毛，用怀疑的眼神盯着芬，“你还会说方言，对吧？”
芬吃了一惊，“盖尔语？自从离开路易斯岛后我就再也没说过盖尔语。”
“那你最好温习一下，被害者来自你的家乡。”
“克罗伯村？”芬目瞪口呆。
“被害者比你年长几岁。名字是……”他看了看面前的一张纸，“麦克里奇。安格斯·麦克里奇。认识他吗？”
芬点点头。
3
阳光从客厅窗户倾泻进来，似乎是责怪他们自寻烦恼。尘埃悬浮在寂静的空气中，陷入了阳光之网。他们能听到孩子们在街上踢球的喧闹声。几周前，罗比也有可能身在其中。壁炉架上嘀嗒嘀嗒的钟声不时打断他们的沉默。莫娜眼睛红红的，但眼泪已经哭干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我不想让你走。”这已经变成他们争吵时她的老调调。
“今天早晨你还想让我去工作。”
“但我想让你回家。我不想一连好几个星期孤孤单单待在这儿，”她颤抖着深吸了口气，“带着我的回忆。带着……带着……”
也许她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词结束，但芬替她做了这件事：“你的内疚？”他从未明说儿子的死怪她，但他却表达了这个意思，尽管在心里他想尽量克制自己。看到她投向他的痛苦目光，他立刻后悔了，“不管怎样，不过几天罢了。”他用手指向后捋了下打着小卷儿的金发，“你真认为我想去吗？我已经花了18年的时间避免这么做。”
“但现在你渴望得到这个机会。逃脱的机会，从我身边离开的机会。”
“哦，别傻了。”但他知道她是对的。同时他也知道，他不仅想从莫娜身边离开，而且想逃离所有这一切，回到那个生活曾经非常简单的地方，回到童年，回到子宫。他曾花费了大部分成年时光避免这么做，现在要放弃先前的努力是多么容易啊。少年时代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离开家乡，现在却轻而易举就把当年的理想忘记了。
他想起当年他和莫娜结婚是多么草率。为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原因，为了有人陪伴，为了找个不再回去的理由。但14年来他们获得的不过是一个居所，一个两人都为对方构筑的空间，一个他们共同占据却从未完全分享的空间。他们曾是朋友，他们之间有过真正的温情，但他怀疑是否曾经有过爱情。真正的爱情。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人一样，看来他们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罢了。罗比曾是两人之间的桥梁，但罗比现在不在了。
莫娜说：“你想过最近这几周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我想我知道。”
她摇摇头，“不，你无须像我这样每时每刻都和一个用沉默来表达严厉斥责的人待在一起。我知道你在责怪我，芬。”
“我从未那么说过。”
“你从来不用那么说。但你知道吗？无论你怎样严厉地责备我，我十倍地责备我自己。这也是我的不幸。芬，他也是我的儿子。”眼泪又回来了，模糊了她的双眼。他哑口无言。“我不想让你走。”又来了。
“我别无选择。”
“你当然可以选择，总会有选择的。几周来你一直在选择不去工作，现在你可以选择不去路易斯岛。直接告诉他们就行了，你不想去。”
“我不能。”
“芬，如果你明天上了飞机……”他等着她鼓起勇气下最后通牒，但莫娜没有说下去。
“那又怎样，莫娜，如果我明天上了飞机会怎样？”他在引诱她说出来。那就是她的错了，与他无关。
她把目光移向一边，紧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了血腥味，“别指望你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就这样。”
他看了她很久，“也许这样最好。”
这架37座的双引擎飞机在风中颤抖着，倾斜着机身绕图阿斯湖转着圈，准备降落在斯托诺韦机场备受大风侵袭的短跑道上。当飞机钻出厚重低矮的云层时，芬俯视着蓝灰色的大海，海浪拍打着从艾伊半岛伸出的黑色岩石——那块被他们称为岬角的、边缘参差不齐的长条形陆地，激起了白色的浪花。他看到地表被雕凿成了熟悉的图案，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富有特色的战壕，不过人们挖这些沟渠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供暖。几个世纪以来的泥炭挖掘在辽阔但毫无特色的沼泽地上留下了鲜明的疤痕。下面海湾里的水看起来很凉，被所向披靡的风吹皱了。芬已经忘记了这种风，不知疲倦、肆无忌惮横贯3000英里大西洋席卷而来的狂风。除了斯托诺韦海湾的庇护，岛上几乎没有一棵树。
在长达一小时的飞行中，他尽量不去思考。不去预想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岛上的情形，也不去重温他离家时那可怕的寂静。昨晚莫娜是在罗比屋里睡的。他整理行李时听到过道那头传来她的哭泣声。早晨他离开时没留一句话。当他带上前门时，他知道不仅把莫娜关在了他的生活之外，而且关闭了他宁愿从未有过的生命的一章。
现在，看到下面机场熟悉的瓦坑铁圆顶屋，还有远处灯光闪耀的陌生的新渡轮码头，芬心潮澎湃。这么久了，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往事如洪水般汹涌而来，一下将毫无准备的他淹没了。
第二章
我曾听生于50年代的人描述过他们褐色阴影中的童年，一个漆黑如墨的世界。我成长于60和70年代，我的童年充满了紫色霞光。
我们住的所谓“白屋”在克罗伯村外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克罗伯村是他们称之为内斯的社区的一部分，内斯位于路易斯岛——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最北端的一个岛屿——的最北端。白屋是在20年代用石头和石灰，或者混凝土砖建成的，房顶上覆盖着石板、波纹铁或柏油毡。建造这些白屋的目的是为了取代那些古老的黑屋。黑屋是无浆石墙，茅草覆顶，为人和牲畜遮风挡雨。主屋的石头地板中央日夜不停地燃烧着炭火，这个房间叫火屋。屋里没有烟囱，人们希望烟能从屋顶的一个小洞飘出去。当然，这种办法不是很奏效，而且屋里总是乌烟瘴气，难怪人都短命。
我祖父曾经住过的黑屋的废墟矗立在距离房子仅一箭之遥的花园里，屋顶没了，四面墙壁也都倒塌了，不过那里倒是个玩捉迷藏的绝妙去处。
我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一双犀利的蓝眼睛。夏天他的皮肤如同涂抹了沥青的皮革，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赶海。那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失业了。捕鱼业曾经一度裁员，他担任船长的那条船被当作废料卖掉了，所以他才有大把的时间。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我们起床去海滩搜寻头天夜里被冲上海岸的东西。木材，大量的木材。他曾告诉我有个人用冲到海滩上的木材建造了一栋房子。他自己也用从海滩上捡来的大部分木料搭建了我们的阁楼。大海赐予了我们很多，也夺去了很多，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听说某个可怜的人溺水而死。有时是捕鱼事故。还有人在游泳时被暗流卷走，或坠崖而亡。
我们每次从海滩回来都会满载而归。绳子，渔网，还有父亲卖给补锅匠的铝浮筒。暴风雨过后收获更丰。正是在一次暴风雨后，我们发现了一面45加仑容量的大鼓。尽管暴风雨渐渐平息了，狂风仍旧肆虐，海水依然暴怒地掀起巨浪，狠狠地鞭打着海滩。大片大片破碎不堪的云朵以每小时60英里甚至更快的速度从头顶飘然而过。阳光透过云层，把大地渲染成了明亮且不断变幻的色彩斑驳的图案，绿色，紫色，褐色。 那面大鼓没有任何标识，但非常沉重，父亲为我们的发现激动不已。不过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搬动这么重的鼓是不可能的，它倾斜着身子，有一半埋在沙子里。因此父亲找来了一台拖拉机、一辆拖车和一些男人来帮忙。下午，我们已经把它稳妥地安置在农场的外屋里。父亲没用多久就把它打开了，发现里面全是涂料，明亮的紫色光泽涂料。结果我们家每扇门、每个橱柜和架子、每扇窗户和所有的地板都被涂成了紫色。我住在那里的那些年一直是这样。
我母亲是个可爱的女人，她把一头紧密的金色卷发扎成了马尾。她面色苍白，满脸雀斑，有双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我甚至都不记得她化过妆。她是个温柔的人儿，性情开朗，但如果被惹急了她就会火冒三丈。她在农场干活。农场是一片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海岸的狭长地带，只有6英亩左右。肥沃的草场是放牧羊群的理想场所，羊群是农场从政府获得补贴的主要收入来源。她也种土豆、萝卜和一些谷物，还有提供草料的青草。我对母亲最后的印象是她穿着蓝色工装裤和黑色雨靴坐在我们家的拖拉机上，忸怩地对当地报社的摄影师微笑着，因为她在内斯农展会上获了奖。
到我开始上学的时候，父亲在斯托诺韦阿尼什角的炼油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和村里的一群男人每天一大早就搭乘一辆白色货车赶往镇上了。因此我上学的第一天，是母亲开着家里那辆锈迹斑斑的老福特安格里亚车送我去学校的。我非常激动，我最好的朋友阿泰尔·麦金尼斯也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想上学。我们俩年纪只差一个月，而且他家的平房距离我们家农场最近，所以我们在上学前的那段日子里经常一起嬉戏玩耍，尽管他父母和我父母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朋友。我想，可能有些阶层差别的原因吧。阿泰尔的父亲是克罗伯学校的教师，这所学校不仅有小学一至七年级，还有初中一二年级。他是中学教师，教数学和英语。
我记得那是个刮着大风的9月天，翻涌的云层压得很低，几乎擦着地面，从风的边缘可以嗅到大雨将至的气息。我穿着褐色风帽夹克和短裤，知道一旦短裤淋湿就会擦痛皮肤。黑色长筒雨靴不断磕碰着小腿肚，我把装着网球鞋和一盒午餐的崭新帆布书包甩到肩膀上，迫不及待地要出发。
母亲正从充当车库的木棚里向外倒车，这时风中传来汽车喇叭声。我转身看到阿泰尔和他爸爸停下了他们那辆橙黄色的希尔曼复仇者，是二手车，但看起来跟新的一样，使我们的安格里亚相形见绌。麦金尼斯先生让发动机空转着，跳下车走到母亲身边和她聊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我身边，把手搭在我肩上，让我搭他的车和阿泰尔一起去学校。直到汽车开走了，我转过身看到妈妈在挥手，才意识到没有和她道别。
我现在知道了孩子第一次去学校时父母的感受，那是一种对于不可挽回的变化的奇怪的失落感。回首往事，我知道那就是我妈妈内心的感受，那种感受就刻在她脸上，还有她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个重要时刻的遗憾。
克罗伯学校坐落在村庄下面的一个山谷里，面向北面的内斯港，被耸立于山顶、主宰着村庄天际线的教堂的阴影笼罩着。学校四周都是开放的牧场，可以看到远处灯塔的塔楼。某些日子里，人们的视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穿越明奇海峡直抵大陆，看到远方地平线上的山峦最朦胧的轮廓。大家总说如果能看到大陆，天气就要变坏了。这话说得没错。
克罗伯小学有103个孩子，中学有88个。那天另外11个朝气蓬勃的孩子和我一起入学，我们分两排坐在教室里，一排6个座位，两排座位前后挨着。
我们的老师是麦凯夫人，一位瘦瘦的、头发灰白的女士，她的实际年龄可能比看上去年轻得多，我原来以为她很老了。麦凯夫人其实是个非常文静的人，但很严厉，有时说话挺刻薄。她问班里同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否有人不会说英语。当然，我听过英语，但在家里我们只说盖尔语，父亲不同意买电视，所以我不懂她什么意思。阿泰尔举起手，脸上带着狡黠的笑意。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班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傻瓜都知道阿泰尔对她说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脸腾地红了。
“嗯，芬利克斯，”麦凯夫人用盖尔语说，“看来你父母不够明智，没在你上学之前教你英语。”我直接的反应是很生父母的气。我为什么不会说英语？他们知道这有多丢脸吗？“你要知道我们在班上只能说英语，并不是盖尔语有什么不好，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你学习速度有多快。”我低头看着课桌。“我们先来确定你的英文名字吧。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服气地抬起头，“芬利。”我知道这个名字，因为阿泰尔的父母平时就这么叫我。
“好。既然我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登记，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姓是什么。”
“麦克劳尔伊德。”我的这个盖尔语发音对说英语的人来说听起来有点像“麦克劳智”。
“麦克劳德，”她纠正我说，“芬利·麦克劳德。”然后她换成英语，把其他名字也念了一遍：麦克唐纳、麦金尼斯、麦克莱恩、麦克里奇、默里、皮克福德……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那个叫皮克福德的男孩，麦凯夫人对他说了句什么，全班都窃笑起来。男孩的脸红了，支支吾吾地解释着。
“他是英格兰人。”邻桌用盖尔语对我悄声说。我转过头，吃惊地看到一个漂亮小女孩，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梳着两根马尾辫，辫梢系着蓝色蝴蝶结。“你看，他是班里唯一一个名字不是‘M’开头的，所以他一定是英格兰人，麦凯夫人猜他是灯塔看守人的儿子，因为他们一般是英格兰人。”
“你俩在嘀咕什么？”麦凯夫人的声音本来就尖厉，她一说盖尔语就更是吓到了我，因为我听得懂。
“对不起，麦凯夫人，”马尾辫女孩说，“我正在给芬利翻译。”
“哦，翻译吗？”麦凯夫人语气里带着嘲讽和怀疑，“对一个小女孩来说，这可是个大词。”她停下来查看了一下花名册，“我正打算按字母顺序给你们重新排位，但既然你是个了不起的语言学家，玛乔丽，你最好继续坐在芬利旁边……为他翻译。”
玛乔丽笑了，对自己很满意，没领会到老师嘲弄的语气。而对我来说，能够坐在一个梳着马尾辫的漂亮小姑娘旁边再好不过了。我扫视了一下教室，发现阿泰尔正瞪着我。当时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想和我坐一起，但现在我知道是因为嫉妒。 课间休息时我把他带到操场责问：“你为什么告密我不会说英语？”
他却不以为然，“他们早晚会发现的，不是吗？”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银灰色吸入器，把管口塞进嘴里，压下芯管猛吸一口气。自从认识阿泰尔起，我就发现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吸入器。我家人说他有哮喘病，但那时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我只知道他有时呼吸困难，但吸一下吸入器就好了。
一个红头发大个子男孩从他手中抢走吸入器，“这是什么？”他把它举起来放在阳光下，好像这样就能看穿里面的秘密。这是我与默多·麦克里奇的首次接触。他比别的男孩更高更壮，有一头蓬乱而抢眼的红萝卜色头发。后来我发现他们叫他默多·鲁阿兹。鲁阿兹在盖尔语中是红色的意思，因此其字面意思就是“红色的默多”。这是为了把他和他父亲区别开，他父亲也叫默多·麦克里奇，不过他父亲长着一头黑发，被称作默多·杜博。每个人都有绰号，因为重名的人太多。默多·鲁阿兹有个哥哥，叫安格斯（Angus），比我们大几岁，绰号“天使”（Angel），因为他在同龄人中是个恶霸，看来默多·鲁阿兹注定要步他的后尘。
“把它给我！”阿泰尔想把吸入器抢过来，但默多·鲁阿兹将它举得高高的让他够不着。尽管阿泰尔也很壮实，但他根本不是大个子默多的对手。默多把吸入器扔给一个男孩，那男孩又扔给另一个，另一个又扔回给默多。和其他恶霸一样，默多·鲁阿兹已经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像苍蝇逐臭一样，都是些软弱无能但会见风使舵的家伙，懂得如何避免成为牺牲品。
“过来拿啊，呼噜噜。”默多·鲁阿兹戏弄道。阿泰尔刚要去抓，他却把它扔给了一个跟屁虫。
我能清楚地听到阿泰尔抢夺吸入器时胸腔里发出的刺耳响声，由于羞愤交加，他的气管被堵塞了。我抓住一个帮凶，从其手里夺过吸入器。“给你。”我把它还给我的朋友，阿泰尔猛吸了几口。我感到一只手揪住了我的衣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推到墙根。粗砺的毛坯墙把我的脑袋擦出了血。“你他妈的在搞什么鬼，盖尔小侉子？”默多·鲁阿兹的脸距我仅有两英寸，我能闻到他嘴里的恶臭。“不会说英语，什么也不会说。”具有讽刺性的是他是在用盖尔语嘲弄我，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盖尔语是操场上的语言，我们只在教室里说英语。
“放开他！”这是个小男孩的声音，但具有足够的威慑力镇住那些围在周围边看热闹边起哄的男孩们。默多不解地皱皱眉，一张丑陋的大脸顿时布满阴云。一分钟内居然被挑战了两次，他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他松开我的衣领，转过身。那男孩不比我大，但他身上的某种气场让默多停住了脚步。此时能听到的除了风声，就是对面操场上女孩们跳绳发出的咯咯笑声。大家都盯着默多，他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危在旦夕。
“你要是找茬……我就去找我大哥。”
我忍不住想笑。
男孩逼视着默多·鲁阿兹，默多显然被吓住了。“如果你想跑去找你大哥……”男孩说“大”和“哥”时语气带着蔑视，“那我就去告诉我父亲。”
默多金属丝般的红头发下脸色苍白，“好，那……那别挡我的路。”这是虚弱无力的反击，谁都知道。他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穿过了操场，他的小喽啰们紧随其后，暗自怀疑是否跟错了主子。
“谢谢。”人群散开后我对男孩说。
他只是耸耸肩，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是受不了他妈的无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骂脏话。他双手插在兜里，离开了。
“他是谁？”我问阿泰尔。
“你不知道吗？”阿泰尔很吃惊。我摇摇头。“是唐纳德·默里，”他声音变小了，带着敬畏，“他是牧师的儿子。”
上课铃响了，我们都往教室走去。确实只是碰巧，当校长打开门扫视着走廊里潮水般的学生，寻找一个可能的目标时，我正好经过他门口。“你，孩子。”他用一根手指指向我。我停住了，他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我不懂他接下来说的是什么，只是越来越紧张地站在那里。
“他不会说英语，麦凯夫人说我可以当他的翻译。”
玛乔丽犹如一个盘旋在我肩头的守护天使。我转身看她，她报以迷人的微笑。
“噢，是吗？翻译，呃？”校长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们，故作严厉地挑挑一边的眉毛。他高个子，秃顶，戴着一副半月形眼镜，总是穿着大一号的灰色粗花呢套装。“那你最好和他一起去，年轻的女士。”
“好的，麦考利先生。”她好像知道所有人的名字，真让人惊奇。“来吧，芬利。”她把手臂搭在我臂弯里，领着我向操场走去。
“我们去哪儿？”
“你拿的那张纸条是克罗伯商店的订单，是给小卖部补货的。”
“小卖部？”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你啥也不知道，傻瓜。小卖部就是我们在学校里买糖果、薯片、柠檬汽水等东西的地方。这样我们就不用穿越马路，冒着被车撞到的危险了。”
“噢。”我点点头，对她的无所不知感到惊奇。后来我才知道她有个姐姐在小学六年级。“那么只有我们才会被撞到吗？”
她咯咯地笑着说：“老麦考利一定以为你看起来像个理智的家伙。”
“那他就错了。”我想起了和默多·鲁阿兹的冲突。她又咯咯地笑起来。
克罗伯商店在大约半英里外的路尽头一栋旧石头谷仓里。它位于干道的拐角，有两扇小窗户，看起来里面似乎什么也没有，两扇窗户中间有一道窄窄的门洞通向店里。从远处可以看到谷仓，紧靠一间锈红色波纹屋顶的石屋。干道是单行道，又长又直，没有人行道，两侧斜插着腐烂的木头篱笆桩，对羊来说形同虚设。沟渠里高高的草丛晒成了褐色，被风吹弯了腰，石楠丛已经名存实亡了。在旁边的斜坡上，房子沿干道一字排开，就像项链上的一粒粒方珠，房子周围没有树木或灌木丛为其添彩，只有杂乱的篱笆、破旧的汽车或烂拖拉机的残骸。
“你住在克罗伯什么地方？”我问玛乔丽。
“我不住克罗伯，我住在米兰尼斯农场，离克罗伯大约两英里。”她压低了声音，在风中几乎听不清，“我妈是英格兰人，”她好像对我倾诉秘密，“所以我说英语时才没有盖尔口音。” 我耸耸肩，不明白她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不知道。”
她大笑起来，“你当然不知道。”
天很冷，下起雨来，我把风帽戴上，偷瞄了一眼马尾辫女孩。她的发辫被风吹散了，但她似乎很享受发梢轻抽脸颊的感觉。她的双颊变得红彤彤的。“玛乔丽。”我在风中提高了嗓门，“这个名字真好听。”
“我讨厌它，”她瞪着我，“这是我的英文名字，但没人这么叫我。我真正的名字是马萨丽。”和“玛乔丽”一样，她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s”变成了柔和的“sh”，正如盖尔语中字母“r”后面的所有“s”的发音一样，这是北欧海盗统治这个岛200年后留下的传统。
“马萨丽，”我试着叫了一下，看是否顺口，觉得听起来很悦耳，“这个更好听。”
她羞涩地看了我一眼，温柔的蓝眼睛和我四目相对后又闪开了，“那你喜欢你的英文名字吗？”
“芬利？”
她点点头。
“我不喜欢。”
“那我叫你芬吧。怎么样？”
“芬，”我又试着叫了声，觉得干脆利索，“好的。”
“很好。”马萨丽笑了，“那你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
这就是马萨丽·莫里森给我取这个名字的经过，它将伴随我的余生。
那时候，学校的新生在第一周只待到午饭时间，我们吃完午饭就放学。尽管我和阿泰尔在第一天早晨搭车去上学，却只能步行回家。大约只有一英里的路程。阿泰尔在校门口等我。我有事耽搁了，因为麦凯夫人把我叫去，让我将一张纸条转交给父母。我看到马萨丽独自走在前边路上。我们上午从商店返回的时候淋湿了，后来不得不一起坐在暖气片上烘烤。现在雨已经停了。
“快点，我一直在等你。”阿泰尔急不可耐地要回家。他想和我一起去他家房子下面岩石上的潮水潭里捉螃蟹。
“我想从米兰尼斯农场回去，”我告诉他，“那是条捷径。”
“什么？”他看着我好像我疯了，“走那条路要好几个小时！”
“不，不会的。我可以从克罗斯-斯凯格斯特路穿过去。”我不知道那地方在哪，但马萨丽告诉我那是从米兰尼斯到克罗伯的捷径。
我甚至都没等他反对，便快跑着去追马萨丽。我赶上她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她会意地对我莞尔一笑，“我以为你要和阿泰尔一起走回家。”
“我想和你一起经过米兰尼斯，”我若无其事地说，“那是条捷径。”
她看起来并没有被我说服，“对于捷径来说那可够远的，”她微微耸了下肩，“但我不能阻止你和我一起走，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窃笑，克制住得意忘形的冲动，回头看到阿泰尔正瞪着我们。
干道两侧各有一条岔路，这条通往农场，前面一条通向克罗伯。这条通往农场的路不时有车辆临时停在路边，它朝东南方向蜿蜒而去，穿越了远方地平线上的大片泥炭沼。但这里的地势更高，如果你回头望去，能看到这条路是从斯温波斯特和克罗斯那边延伸而来的。在另一边，克罗伯公墓如林的墓碑苍凉悲怆地指向天空，下面的大海沿着西海岸线泛起白色的浪花。路易斯岛北部的地势平坦，没有被山峦隔断。从大西洋到明奇海峡的气流从上空横扫而过，形成了变幻莫测的天气状况。光明和黑暗如同不断变化的调色板，互相映衬：小雨、阳光、黑色的天空、湛蓝的天空，还有彩虹。童年时我好像天天能见到彩虹，通常是双彩虹。那天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道彩虹在泥炭沼上空迅速形成，在深蓝色天空的衬托下特别绚丽，美得难以言表。
小路向下进入一个缓坡，通向小山谷里一片密集的农舍。这里的篱笆修整得比较整齐，成群的牛羊在牧场吃草。有一座高高的红屋顶谷仓，还有一栋白色大农房，被一圈石砌的外屋围着。一条土路从白色大门通向白房子，我们在大门前停下脚步。
“你想进来喝杯柠檬汽水吗？”马萨丽问道。
但我这时很焦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该如何回家，只知道这次回家肯定会很晚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的愤怒。“最好不了，”我看了看表，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可能回家有点晚了。”
马萨丽点点头，“这就是走捷径的后果，总会让你迟到。”她开心地笑着，“如果你愿意，可以周六上午过来玩。”
我用穿着长筒雨靴的脚尖踢了踢草丛，耸耸肩，故作潇洒地说：“我会考虑的。”
“那就随你便吧。”她转身蹦蹦跳跳地沿着小径向大白房子走去。
我一直都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就找到了回家的路，因为过了米兰尼斯后，那条路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小径。我沿小径走了一段时间，心里越来越绝望，这时我看到一辆车的车顶飞速闪过附近的地平线。我跑上斜坡，发现自己正在马萨丽说过的那条克罗斯-斯凯格斯特路上。我望望两侧，这条路好像消失在泥炭沼中了。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边，内心充满恐惧，就要哭了。一定是冥冥之中有神明指引我选择了左边，因为如果我转向右边的话永远都回不了家。
即便如此，20多分钟后我才来到一个岔路口，那里有一块弯曲的白底黑字的路标指向克罗伯，让人不敢确信。我开始奔跑，泪流满面，雨靴的边缘把小腿磨得生疼。我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在看到它之前就听到了它的声音。接着我来到高地上，看到克罗伯自由教堂熟悉的轮廓，它赫然耸立在石壁道上，被一片风格迥异的低矮农房和农场簇拥着。
我到家的时候，妈妈正在屋外停下那辆福特安格里亚，阿泰尔坐在后座上。她跳下车，紧紧抓住我，好像我会被风吹走，但她的如释重负很快被怒不可遏所替代。
“看在上帝的分上，芬利克斯，你到底去哪里了？我已经来来回回跑了两趟去学校找你，都快要发疯了。”她把我脸上的泪水擦去，我极力克制着不让更多的泪水流出来。阿泰尔下了车，好奇地站在旁边看着。妈妈瞥了他一眼，“阿泰尔放学后过来找你，他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盯了他一眼，牢牢记住：只要牵扯到女孩，他是靠不住的。 我说：“我送那个米兰尼斯农场的女孩回家了。我不知道会花这么长时间。”
妈妈大惊失色，“米兰尼斯？芬利克斯，你到底在想什么？再也不要这么做了。”
“但马萨丽想让我周六上午过去玩。”
“哦，那我不允许！”妈妈变得很强硬，“太远了，我和你爸都没时间接送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试图忍住泪水。她突然对我心生怜悯，给了我一个很温暖的拥抱，柔软的嘴唇吻在我发烫的脸颊上。这时我想起麦凯夫人给我的纸条，从口袋里摸出来交给妈妈。
“这是什么？”
“老师给你们的纸条。”
妈妈皱着眉头接过纸条打开。我看到她的脸红了，她飞快地把它叠起来塞进了外衣口袋里。我始终不知道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但从那天起，我们在家只说英语。
第二天早晨，我和阿泰尔走着去上学，因为阿泰尔的爸爸要去斯托诺韦参加一个教育会议，而我妈妈的一只母羊出了点问题。我们在路上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有时被风猛烈地抽打，有时又感受到一小缕阳光的温暖。大海卷起白色的浪花，拍打着下面海滩上的沙地。快到山脚下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在我妈面前假装你不知道我去米兰尼斯了？”
阿泰尔怒气冲冲地说：“我比你大，我会因为让你去那里挨训。”
“比我大？四周而已！”
阿泰尔昂起脑袋，像周六早晨站在克罗伯商店外面的那些老男人那样郑重其事地摇摇头，“已经大很多了。”
我丝毫没被说服，“好了，我告诉妈妈我放学后去你家玩，你最好支持我。”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的意思是，你不去我家？”我摇摇头。“那你去哪儿？”
“我要送马萨丽回家。”我看了他一眼，不让他有反驳的余地。
我们更加沉默地走着，直到来到主路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送女孩回家，”阿泰尔很不高兴，“太娘们气了。”我一言不发。我们穿过主路来到通往学校的单行道上。现在其他孩子也从四面八方会聚过来，三三两两地朝远处的学校大楼走去。突然，阿泰尔说：“那好吧。”
“什么好吧？”
“如果你妈问，我就告诉她你在我们家玩。”
我瞄了他一眼，但他避开了我的眼神，“谢谢。”
“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和你一起送马萨丽回家。”
我既震惊又不解，狠狠瞪了他很长时间。但他依然躲避着我的眼神。为什么呢？我纳闷，既然这样做太娘们，他为什么也要送马萨丽回家？
当然，多年之后我知道了原因，但那时我不知道。从我们那天早晨的谈话起，为了获得马萨丽的青睐，我和阿泰尔开始了竞争，它一直贯穿了我们的校园生活，以及以后的生活。
第三章
1
芬刚把包从行李输送带上提起来，一只大手就伸过来抓住提手，从他手里夺了过去。他惊讶地转过身，发现一张友好的大脸正冲他咧着嘴笑。这张脸圆圆的，没有皱纹，浓密乌黑的头发在额头形成V形发尖。这是个40岁出头的男人，体形健硕，但比芬的6英尺身高略矮。他穿着深色西装，白色衬衫，系蓝色领带，外面套一件厚重的黑色棉夹克。他把另一只大手伸向芬，“探长乔治·甘恩，”他说话带有明显的路易斯口音，“欢迎来到斯托诺韦，麦克劳德先生。”
“我是芬。乔治，你到底怎么认出我的？”
“我能在百步之外认出一名警察，麦克劳德先生。”他笑着说。他们向停车场走去，他说：“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变化，”他扑进强劲的西风中，又笑了，“不过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风，总是吹个不停。”
但今天的风是暖风，8月的阳光不时从破碎的云层中闪露出来。甘恩在机场门口把他的大众汽车拐向环形交叉路口，他们翻过小山，又开下奥利弗斜坡，接着右拐，朝镇上驶去。谈话转向谋杀案。
“新千年以来的第一例，”甘恩说，“我们在整个20世纪只有过一例。”
“唔，但愿这是21世纪的最后一起谋杀案。尸体解剖一般在什么地方进行？”
“阿伯丁。我们这个岛上有三名法医，都来自镇上的联合诊所。其中两名是代理医生，他们负责检查任何突然死亡的人，甚至进行尸体解剖，但有争议的尸体都转移到福雷斯特山的阿伯丁。”
“因弗内斯不是更近吗？”
“没错，不过那里的病理学家不认可我们的代理医生。除非全让他做，否则他不愿做任何一具尸体的解剖。”甘恩狡黠地对芬眨了下眼，“不过你可不是从我这里听到这些的。”
“听到什么？”
甘恩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芬明白两人已经心有灵犀了。
当他们沿着那条又长又直的路向斯托诺韦驶去时，芬看到小镇在他们面前铺展开，环绕着港口和港口后面绿树覆盖的小山。在芬看来，90年代在新的防波堤头建造的这个玻璃和钢铁结构的渡轮码头像个飞碟，旁边的老码头好像废弃了。再次见到这个地方给他心头带来了奇特的震撼。从远处看，它几乎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只有那个飞碟是新的，毫无疑问它也把几个外星人带来了。
他们经过刷着黄漆的肯尼思·麦肯齐有限公司的老工厂，那里曾有数百万米的家纺哈里斯粗花呢堆在成千上万个货架上等待出口。一排陌生的新房子通向一个大金属棚，政府在那里投资进行盖尔语电视节目的制作。尽管芬年轻时盖尔语并不时尚，现在却带来了价值百万英镑的生意。学校甚至用盖尔语教授数学、历史和其他课程。如今说盖尔语是件很酷的事。
“他们在一两年前重建了恩厄布勒酒吧，”当他们经过一个交叉路口处的加油站和小超市时，甘恩说，芬对这两样建筑没什么印象，“酒吧甚至周日也营业。现在安息日人们能在镇上的很多地方喝酒或吃饭。”
芬诧异地摇摇头。
“每周日有两班来自爱丁堡的飞机，甚至有来自阿勒浦的渡轮。”
芬年轻时，周日整个岛上都停业，根本不可能外出吃饭、喝酒、买烟或加油。他记得安息日游客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又渴又饿，直到周一的第一艘渡轮到来才能离开。当然，众所周知，在斯托诺韦的教堂人去楼空之后，每逢周日酒吧和旅馆里到处是从后门溜进来偷偷摸摸纵酒狂欢的人。毕竟，在安息日喝酒并不违法，但是违反习俗。至少，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这么做。 “他们还把秋千锁住吗？”芬想起了孩子们的秋千被链条拴住并上锁的凄凉景象。
“不，他们几年前就不那么做了。”甘恩轻声笑起来，“严守安息日规矩的人说这是得寸进尺的开端，也许他们是对的。”
原教旨主义新教教会已经主宰岛上的生活几世纪了。据说公然反对教会的酒店或者餐馆老板会悄无声息地被迫停业，银行贷款会来电话催款，执照被取消。在那些大陆上的旁观者看来，教堂的权力似乎是中世纪才有的那种专制，但在岛上这是冷酷的现实。在这里，某些教派把任何娱乐都看成罪孽深重的行径，而任何削弱他们权威的企图则是魔鬼的恶行。
甘恩说：“说真的，尽管他们不再把秋千用链条锁起来了，你也永远不会看到孩子们在周日荡秋千，就像你不会看到任何人把洗的衣物晾晒出来一样。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出城。”
一个新体育中心遮挡住了芬儿时的学校。他们经过了岛议会办公区和老西弗斯旅馆，旅馆对面有一排传统阶式山墙砂岩屋。新丑和老丑的结合。斯托诺韦从来都不是最美的城镇，现在依然没有丝毫起色。甘恩右拐进入路易斯街，传统的港口屋紧挨着酒吧和黑暗的小店，然后向左转入教堂街，直奔警察局。芬注意到所有街道的名称都用盖尔语。
“谁在调查这个案子？”
“从因弗内斯来的一群人，”甘恩说，“他们是周日一大早乘直升机过来的。一个总督察，一个探长，七个探员，外加一个法医小组。一出乱子他们就忙乎起来了。”
警察局是一排粉色的粗灰泥大楼，位于教堂街和肯尼斯街的拐角处，旁边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教堂和中餐馆。甘恩把车开进大门，停在一辆大型白色警车旁。
“你在斯托诺韦多久了，乔治？”
“三年了。我在斯托诺韦出生长大，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岛上的其他警局，还有因弗内斯。”甘恩钻出汽车，尼龙防寒夹克磨得沙沙作响。
芬从副驾驶座边下了车，“你认为这些外来的人接手这项调查怎么样？”
甘恩遗憾地笑笑，“和我料想的差不多。大家都没多少经验。”
“首席调查官怎么样？”
“哦，你会喜欢他的，”甘恩笑得眼角堆起了细纹，“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这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是个结实的小个子，前额上浓密的浅棕色头发用百利发乳梳到了脑后。他长着一副老式面孔，同时散发着老式须后水味（是百露吗？），甚至在他开口之前，芬就猜到他是格拉斯哥人。“总督察汤姆·史密斯。”首席调查官从桌子后站起来伸出手，“我为你的不幸深感遗憾，麦克劳德。”芬怀疑他们是否全知道了，心想也许事先有人提醒过他们。史密斯的握手简短有力。他重新坐下来，烫过的白衬衫的袖子整齐地挽到肘部，浅黄褐色西装外套仔细地搭在椅背上。他桌子上堆满文件，但井然有序。芬注意到他粗胖的手指洗得干干净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谢谢。”芬机械地回答。
“请坐。”史密斯说话的时候看文件比看芬的次数还多，“我有13个刑事调查人员，包括当地的警察，还有27个制服警，在这个岛上我有40多个可以调派的警察。”他抬起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需要你。”
“我并没有毛遂自荐，长官。”
“是的，你是HOLMES推荐的，这当然不是我的主意。”他停顿了一下，“发生在爱丁堡的谋杀案你锁定犯罪嫌疑人了吗？”
“没有，长官。”
“都三个月了还没头绪？”
“最后四周我一直在休假。”
“是啊，”他看起来好像失去了兴趣，又回到了文件中，“那你认为你能对我们这项小小的调查有什么真知灼见？”
“在未获悉基本情况之前，长官，我没任何想法。”
“信息都在电脑里。”
“不过我有个建议。”
“哦，是吗？”史密斯怀疑地抬起头，“说说看。”
“如果还没有进行尸体解剖，不如把那位在爱丁堡谋杀案中做尸检的病理学家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比对。”
“好主意，麦克劳德，也许这就是我已经这么做的原因。”史密斯向后靠在椅背上，他的自鸣得意几乎和他的须后水一样令人生厌。“威尔逊教授昨天已乘最后一班飞机抵达。”他看了下手表，“尸体解剖大约半小时后进行。”
“那你不准备把尸体运往阿伯丁了？”
“这里的设施足够完备了，所以我们就把山搬到了穆罕默德面前。”
“你想让我怎么做？”
“老实说，麦克劳德督察，什么也不用做。我这里有支完美的团队，不用你帮忙也完全能够开展这项调查。”他带着深深的挫败感叹了口气，“不过看来HOLMES认为你也许能说出这宗谋杀案是否和利斯路谋杀案之间有联系，上帝禁止我们违背HOLMES的意愿。你干吗不参加尸体解剖，看看类似的证据，如果你想到什么了不起的主意的话，我们会考虑一下的。好吗？”
“我不介意看一眼犯罪现场。”
“随意。甘恩探长可以带你去转转，反正给我们配备的当地警察除了打杂外对我们来说也没多大用。”他对自己团队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屑一顾，包括芬，这点显而易见。
“我想看看档案，”芬得寸进尺，“也许可以和一些证人谈谈。还有嫌疑人，如果这边有的话。”
史密斯抿着嘴，冷冷地盯着芬良久，“我不能阻止你这么做，麦克劳德，但你也许知道我希望在几天内结案，所以你不要有任何幻想。我认为这宗谋杀案和爱丁堡案之间没有联系。”
“为什么？”
“就是直觉吧，这儿的人头脑简单。”他得意地笑着，“嗯，你知道的。”他用铅笔敲着桌子，为不得不向一个来自其他警局的下级警官解释感到恼火，“我认为这是一起幼稚的模仿杀人案。当时爱丁堡案子里有很多细节在报纸上被披露出来。我认为凶手是个怀恨在心的当地人，为了掩盖自己的形迹，设法转移我们的视线。所以我要走捷径，缩短整个进程。”芬抑制住想笑的冲动。他知道所有这些关于捷径的事，他在童年时就知道这些捷径会把你引入歧途，但总督察无须知道这些秘密。史密斯说：“除非验尸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我要从克罗伯每个成年男子，还有我们可以想到的任何嫌疑人身上提取DNA样本。我猜最多有几百个。规模经济。这可比让警官们没完没了地调查好几周实惠多了。”史密斯属于新一代高级警官中的一员，最关心的是账本底线。 芬很惊讶，“你有凶手的DNA样本？”
史密斯面露得意之色，“我们是这样认为的。除了对当地民情的了解，我们还在周日派出大量警员去事发地点搜查，发现被害者装在塑料袋里的衣服被扔到大约半英里外的一个沟渠里，衣服上到处是呕吐物。既然法医非常肯定被害者没呕吐，我们可以确信那是凶手留下的。如果病理学家能确认这点，我们应该有了完美的凶手DNA样本。”
2
在教堂街，还有去内港的一路上，悬挂的小花篮在风中摇曳，这是试图把色彩带入灰色生活的大胆尝试。粉色、白色、绿色的商店排列在街道两边。在街道尽头，芬看到一组渔船停泊在码头，随着海水的起伏摇晃着。一缕耀眼的阳光在对面海滩白色的舢板棚上晃了一下，又迅速掠过卢斯堡空地的树梢。
“你觉得这个首席调查官怎么样？”甘恩问。
“我非常同意你的评价。”芬和甘恩相视而笑。
甘恩打开车门，他们上了车。“那一位老认为自己是超级明星。我在因弗内斯的上司过去常说这些高层人物和你我没什么两样，脱裤子还是一条腿一条腿地来。”
芬大笑起来。他喜欢想象总督察史密斯是如何挣扎着把裤腿从粗壮的短腿上褪下来的。
“听着，”甘恩说，“很抱歉我不能为你提供这位病理学家的内线消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在岛上了。这回你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把我当成圈内人了吧。”
“没关系。”芬不以为然，“事实上，我很了解安格斯，他是个好人，至少他会站在我们这边。”他们把车倒回到街上。“你觉得史密斯为什么自己不参加这次验尸？”
“也许他爱呕吐。”
“不清楚。一个能用那么多须后水的人不可能太敏感。”
“是啊，说得对，尸体都比他好闻。”
他们悄悄驶离了肯尼思街，向城北的湾头开去。芬透过副驾驶座的窗户看着外面的儿童游乐场、网球场、草地保龄球场、远处的运动场以及后面山上的高尔夫球场。在街道另一侧，公寓的老虎窗下挤满了小商店。芬感觉自己好像从未离开过这里，不禁感叹道：“80年代的周五、周六晚上，年轻人通常开着他们的老爷车在这儿转来转去。”
“他们现在还这样，和钟摆一样准时，每个周末都是如此。一大群人。”
芬想，对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悲哀的生活，整天无所事事。沉闷的宗教统治着这个社会，人的天性受到了很大压抑。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酗酒成风，自杀率大大高于国家平均值。现在他想离开的冲动和18年前一样迫切。
芬年轻时，西部群岛医院就取代了山上战争纪念碑下的乡间诊所，成为当地最新的医疗机构。它装备齐全，设施现代，比大陆给城里人服务的许多医院都要先进。他们从麦考利路拐进去，芬看到在一个宽阔停车场的拐角处有一栋低矮的两层楼建筑。甘恩把车开到山脚下，向右拐入一个小小的私人停车处。
安格斯·威尔逊教授正在停尸房等着。他把护目镜推到头套上面，防护面具拉到下巴以下，露出铜色和银色混杂的浓密胡子。他在长袖布衫外套了件绿色手术衣，外面罩着塑料围裙。面前的不锈钢解剖台上摆着一副用来保护前臂的塑料套袖，还有一双棉手套、一双乳胶手套以及一只戴在不动刀的手上的特殊钢网手套，以防止刀刃不慎偏斜。他急不可耐地要开始了。
“血腥时刻到了！”他绿眼睛里闪烁的光芒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脾气暴躁的怪人。这是他为了给自己的粗鲁无礼寻找借口而刻意树立的形象，眼下这个毛病就要犯了。“你好吗，老兄？”他伸出手来和芬握了握手，“是同一个凶手，对吧？”
“这是你在这儿要告诉我们的。”
“鸟都不拉屎的鬼地方！原以为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地方能找到鲜鱼，这儿就是。我昨晚在宾馆点了鲽鱼。是啊，确实新鲜。新鲜得刚从该死的冰箱里蹦出来，又跳进了油炸锅。上帝啊，我在自己家里也能做！”他看着甘恩，探身从甘恩的胳膊底下拽过文件夹，“这就是和这宗谋杀案有关的报告和照片吗？”
“是的。”甘恩伸出手，“探长乔治·甘恩。”但教授已经转身开始看报告，并摆出了照片。甘恩自觉地把手缩了回去。
“你们能在过道对面的病理室找到头套、鞋套、护目镜、防护面具和手术衣。”
“你想让我们把它们都穿戴上？”甘恩说。芬想，也许他有段时间没参加尸检了。
“不，”威尔逊教授转过身，“我想让你们把它们堆成堆，放把火烧了。”他瞪着甘恩，“我当然是叫你们把这些该死的东西穿戴上，除非你们想感染艾滋或其他病毒。当我们用摆锯切开受害者头盖骨的时候，这些病毒会隐藏在空气中的骨粉里。要么你可以站到那边去，”他朝走廊一侧的大窗户挥了下手，“不过你就听不到我说的任何该死的话了。”
“天哪，”他们在病理室穿上防护服时甘恩说，“我还以为那个首席调查官是最坏的。”
芬大笑起来，随即又停下来。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大笑，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一旦意识到这点，无论他想到什么好笑的事情，都会被重新涌上心头的情感浪潮迅速压下去。他冷静片刻，让自己镇定下来，“安格斯人不错。会叫的狗不咬人，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如果我被他乱咬得了狂犬病，我会吓死的。”甘恩对病理学家的尖嘴利舌仍心有余悸。
他们回到停尸房时，教授已经把照片铺满了几乎所有可利用的角落。他正在检查桌上受害者的衣物。不锈钢桌上盖着一大张白色羊皮纸，用来收集布料上掉落的纤维或变干的呕吐物残渣。受害者生前穿一件带拉链的羊毛衫，里面是一件白色棉衬衫，下面是一条蓝色粗斜纹棉布牛仔裤，一双肮脏变形的大号白色跑鞋放在桌子一端。病理学家已经戴上防护手套，左手拿着一个方形放大镜，右手仔细地用镊子在深蓝色羊毛衫上干燥的呕吐物里挑拣着，“你没告诉我这个受害者和我同名。”
“他们从不叫他安格斯，”芬说，“大家都叫他天使。不管你在哪里寄一封收信人地址为‘路易斯岛内斯天使’的信，他都会收到。” 甘恩探长大吃一惊，“我不知道你认识他，麦克劳德先生。”
“我和他曾在同一所学校。他弟弟在我班上。”
“天使……”威尔逊教授的注意力还在镊子上，“他长翅膀了吗？”
“这个绰号是讽刺性的。”
“啊，也许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人要杀他了。”
“也许吧。”
“逮住你了，你这个小混蛋！”教授直起身，把镊子举到灯光下，一粒小小的像白色念珠样的东西被小心地夹在镊子齿间。
“这是什么？”甘恩问。
“鬼魂，”他看着他们，咧嘴笑了，“一粒药的鬼魂，某种缓释药物的外壳。这种外壳上到处是微孔，让药慢慢渗透出来。这个壳里是空的，这种药的外壳完成使命后有时会在胃里存留几小时。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现象。”
“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芬问。
“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如果这真是凶手的呕吐物，它就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的特别信息。毒性检验也许能检验出药物名称，也许不能，但我们还是有办法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怎么办？”
教授把放大镜举到这个微小的外壳上，“用放大镜确实看不出来，但如果放在解剖镜下，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刻在表面上的数字或字母，甚至医药公司的标志。我们可以从药书上查找到这些标记，以辨别药物名称。这会花费一点时间，但我们会有所收获的。”他把这粒幽灵似的药丸外壳小心地放入一个塑料证据袋，封上口，“你看，我们是现今最聪明的家伙吧。”
“那DNA呢？”芬看着羊毛衫上粘的干结的没有消化的块状食物，猜不出它们到底是什么。看来不管人们吃的是什么，最终看起来都会像麦片粥里切碎的胡萝卜末。“你能从这些东西里提取出DNA吗？”
“哦，我想是的。我们肯定能从唾液中找到口腔黏膜细胞。我们会从口腔、食管或胃里的任何细胞核中找到DNA，它们时刻在脱落，肯定能在呕吐物中找到。”
“时间长吗？”甘恩问。
“如果我们今天下午把样本拿到DNA实验室，提炼，放大……明天上午就会拿到结果。”教授把一根手指放到嘴唇上，“不过别告诉任何人，否则每个人都想这么快拿到结果了。”
芬说：“那位首席调查官说他要采集至少两百个DNA样本，用来和你从这团呕吐物中提取的东西进行比对。”
“啊，”威尔逊教授笑了，胡子竖了起来，“那就要多花些时间了。况且，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不是受害者自己的呕吐物。”
两个身穿白外套、戴着黄色大橡胶手套的助手从过道对面六搁架的冷柜里把尸体推出来，放到解剖台上。天使麦克里奇是个大块头，比芬印象中的还要壮，比芬最后一次见他时重了约50磅。在橄榄球的并列争球中，他绝不会给前排丢脸。他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厚密黑发现在稀疏多了，白发比黑发多。他死后皮肤变成了暗淡的浅灰褐色。嘲弄的嘴唇、所向披靡的拳头现在变得松弛无力，再也不能像童年时那样肆无忌惮地向别人施加精神或肉体上的伤害了。
芬看着他，努力让自己无动于衷，但是天使的尸体仍让他感到紧张，让他胃部抽搐痉挛，让他浑身不舒服。他的目光移到尸体腹部那个可怕的裂口上，一团肿胀发亮的红褐色小肠挂在腹壁裂口外，被一块脂肪挡住了（芬从爱丁堡的验尸报告中知道它叫肠系膜）。好像还有一段气球状大肠鼓了出来。大腿上布满了一道道干结的血印和体液痕迹。萎软的小阴茎看起来像个干无花果。芬转过身，看到甘恩探长面朝房间后面站着，几乎紧贴在窗户上，面色惨白。
威尔逊教授从尸体腿上部的股静脉里取了一点血，又从眼睛里取了点玻璃体液。芬觉得目睹一根针扎进眼睛里太残忍了，眼睛总是特别脆弱。
教授一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一台手提录音机自言自语，一边检查尸体的脚和腿，指出尸体膝盖上有红紫色的瘀青，接着检查腹部的裂口。“嗯，伤口从左上腹部开始，在右下腹部结束，末端渐渐淡化成一道划痕。”
“这点重要吗？”芬问。
教授直起身来，“唔，从凶手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切开腹部的刀刃是从右向左划的。”
芬突然看出了其中的玄机，“爱丁堡那桩凶杀案是从左向右。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凶手惯用右手，而另一个是左撇子？”
“我们不能因此判断左右手，芬，你现在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你可以用同一只手从两边砍，只不过这两者是不同的。”他用一根手指沿伤口上部边缘比画了一下，那儿的皮肤变干后颜色更深了，“爱丁堡受害者的伤口比这更深、更触目惊心，从腹膜后腔把肠系膜切断了。你应该记得，垂在两腿之间的大约3英尺的一团小肠已经有部分被切断流干了。”芬回忆起现场的情景，在人行道上，一道道淡绿色和黄色的液体与血液混合成了大理石似的花纹，发出刺鼻的气味。验尸时，干瘪的小肠变成了一团暗金色的东西，和天使的完全不同。“这里鼓出一片楔形网膜，还有一个球状的横结肠。”教授围着尸体腹部的刀口和里面冒出的东西忙活着，他量了量刀口，“25.5厘米，我想，比爱丁堡案中的刀口短，不过我需要再核实一下。另外，这个人要重得多，攻击他得花更大的力气。”
尸体外表检验转移到手和胳膊上。教授注意到死者两个肘旁都有瘀青，满是油污的手上有旧伤疤。他从有缺口的指甲下面刮下一些黑色污垢，“有意思，这可不像一个和攻击者进行过殊死搏斗的人的手，没有外伤，指甲缝里也没有皮屑。”
对胸部进行仔细检查后发现那里也没有外伤，但脖子上有明显的伤痕，和膝盖与肘上一样的紫红色瘀伤。脖子左侧有排成一列的四个圆形伤痕，其中两个直径接近半英寸，右侧有一个更大的椭圆形伤痕。“这和指尖造成的伤痕一致，你可以看到新月形伤口，应该是凶手的指甲抓伤的，细小的片状皮肤堆积在凹陷处。”教授抬头看了一眼芬，“真有意思，你知道吗，把一个人掐死需要的压力是多么小啊。你不用令其窒息，只要阻止脑部血液向下流动就可以了。促使脑部血液下流的颈静脉只需4磅半的压力就可以切断，而向脑部供应血液的颈动脉则需要施加11磅的压力才能停止工作。你需要用66磅的压力切断椎动脉，33磅去阻塞气管。这种情况下，受害者脸上会布满鲜红的瘀点。”尸体右太阳穴上有一大块紫色瘀伤，他翻开瘀伤下面的眼皮，“对了，还有结膜周围，这表明死亡可能是由于中断静脉回流引起的。” 教授又把目光移回到脖颈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还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的天使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搏斗。一个人在进行自卫时为了把对方的手掰开可能会抓伤自己的脖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看指甲盖下面有没有皮屑的另一个原因。同样有趣的是脖子周围绳子勒的伤痕，从其颜色几乎可以断定他被吊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他走到摆放照片的工作台旁，“看看这些照片里地面上的血泊，再把它与尸体上的血痕和体液痕迹对比，我们可以断定剖腹是在天使被吊上屋顶后进行的，而且是在死后。因此血液没有遇到阻力，只是从伤口直接流淌出来，否则地板上就会留下血液喷溅的痕迹。”
甘恩说：“你的意思是说整个过程是他先被掐死，然后吊到屋梁，最后被剖腹？”
“不，我没说过任何这样的话，”教授不耐烦了，“我只是在自言自语。上帝啊，我们才刚开始这该死的检查。”
助手小心地把尸体翻过来，松弛的肉体从腹部成堆的脂肪中掉落下来，落到冰冷的钢板上。白胖松弛的臀部微陷，布满了粗硬的黑色毛发。脖子和肩膀周围也长满了与阴毛同样紧紧卷曲的毛发。还是那样，除了脖子之外，没有明显的外伤痕迹。
“啊……”教授失望地摇摇头，“我原先还希望能在他肩胛骨下找到翅根呢。”他开始检查尸体的头皮，一点点拨开头发，看得很仔细，像找虱子一样。
“相反，你认为能在里面找到角吧？”芬问道。
“如果找到你会感到惊奇吗？”
“不会。”
“啊……”这次教授终于找到了一点让他不再失望的东西。他走到工具箱边，取出一把解剖刀，又回到尸体旁，剃掉后脑勺上部的一片头发，一块比核桃稍大的紫红色瘀斑露了出来，还有一个按上去软软的椭圆形凹痕，破损的皮肤上面有变干的血迹。“头骨上有道很深的裂纹。”
“有人从背后偷袭了他。”芬说。
“看起来是那样。他倒下时膝盖、胳膊和前额都受伤了，表面上看相当严重。头骨上凹痕的形状表明他是被金属管、棒球棒或者类似的圆柱形物体袭击的。我们打开头骨就会看得更清楚。”
尸体被脸朝上翻转过来，头部枕在一个大小合适的金属块上，威尔逊教授开始剥去天使深藏秘密的外壳。他先做了一个“Y”形切割，从两侧的肩膀向下切到胸骨的某个位置，然后让刀锋顺着胸部、胃和腹部的中心一直到耻骨，这样他从两侧都可以把皮肤掀开，露出胸腔。他先用一把大剪刀剪断肋骨，接着把肋骨从锁骨部位分离，同时取出胸骨，以及人类独有的用来保护脆弱的内脏器官的两扇盾形骨架。器官一个个被取出来了——心脏、肺、肝脏、肾——都被拿到房间另一头的工作台上去称重，并在黑板上记下测量结果。然后这些器官被分割成了楔形物，如同面包片一样，以备检验。
和同龄同体重的人相比，天使的身体状况一般。肺部因常年吸烟被熏黑了，动脉硬化了，但还没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肝脏显示出多年酗酒造成的破坏：呈浅灰棕色，布满结节和瘢痕，这是轻度肝硬化导致的。教授不得不挖透厚厚的腹膜后脂肪才找到肾脏。
胃袋里黏滑的液体被清空到一个不锈钢碗里。芬被难闻的气味熏得退后一步，但威尔逊教授看起来似乎乐在其中。他闭着眼睛，像条狗那样嗅了好几次。“咖喱，”他说，“孜然咖喱羊肉。”看到芬嫌恶的样子，他得意地笑了。
甘恩小声说：“周六晚上8点前后，他在斯托诺韦的巴尔蒂餐馆吃了咖喱羊肉。”
“嗯，”教授说，“真希望昨天晚上我也去尝一下。”
芬厌恶地吐了口气，“闻起来也有酒精味。”
“据目击者称，他从镇上回来后在克罗伯社交俱乐部喝过几杯啤酒。”甘恩告诉他们。
“唔，”教授说，“我得说他胃里的东西相当完整，只消化了一部分。没有明显的药物残渣。乙醇气味显著。不管他吞下了什么该死的咖喱和白酒的混合物，他没有再吐出来。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断定在他衣服上发现的呕吐物实际上是凶手的。”
病理学家开始把肠子从脂肪层中剥离出来，捋直了，用剪刀剪开。排泄物的气味令人作呕。芬极力克制自己呕吐。他听到甘恩大口喘着粗气，转身看到他正用一只手使劲捂住口鼻，显然想坚持到底。
最后，丢弃的肠子被扔到一只桶里拿走了。“没什么特别的。”威尔逊教授说，显然丝毫没受影响。他转向尸体的脖子部位，把“Y”形切口上面的皮肤掀起盖到脸上，露出了两次遭到伤害的颈骨和软组织——先是用手掐，后又经绳索勒，不过他很快证实脖子本身并没断。
病理学家又在尸体后脑勺两耳之间切了道口子，把头皮揭起来覆到脸上，露出头骨。他请芬让开道，一名助手用摆锯锯开颅盖骨，脑髓落到了一只不锈钢碗里。教授查看了一下头骨，点头表示满意，“和我想的一样。左顶骨有一块区域帽状腱膜下出血，2.5到3.5厘米，和头皮挫伤的面积大致相同。少量的深硬膜下出血。顶骨相应的位置骨折，这和我的猜想非常接近。一根金属管、棒球棒或者类似形状的东西，从后面把他击倒在地。即使他不是毫无知觉，也无力反抗。”
芬走到病理学家摆放犯罪现场照片的工作台旁。照片上的舢板棚好像被一位狂热的舞台灯光师给打了灯光，颜色苍白炫目，血液已经变干，成了锈棕色。天使的尸体看起来出奇地庞大笨重，堆积着一层层布满褶皱的青白色的肉。从他裂开的腹部淌出的肠子看起来极不真实，就像60年代二流电影中粗劣恶心的画面。芬脑海里出现了天使最后几小时的画面。
他先去斯托诺韦吃了咖喱羊肉，然后返回内斯，在克罗伯社交俱乐部喝了几杯啤酒。他要么是和凶手一起去了内斯港的舢板棚，要么是在那儿遇到了他，至于何种原因尚不清楚。但不管什么情况，他要么认识凶手，要么对凶手毫不戒备，所以才背对着他，这才使凶手有机会从背后偷袭。他在后脑勺被重击后昏了过去，被人翻过身掐死了。凶手一定是在精神高度紧张、异常激动或者肾上腺素飙升的情况下才吐了受害者一身。
显然，凶手胆子很大。他开始着手剥去天使的衣服，这会费一段时间，鉴于一个250磅重的人死后的分量，这绝不是件简单的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在死者脖子上系上绳子，绕到屋梁上，把尸体吊起来，双脚离地面6英寸多，这一切都说明凶手一定十分强壮。尽管谋杀本身让凶手感到恶心，但他心意已决。时间越久，被抓住的危险性就越大。他一定知道周六晚上舢板棚是年轻情侣经常光顾之地，他可能随时会被发现，这样凶杀就会受到阻碍，而不是通常的性交中断。但他并不满足于害命，还脱掉死者的衣服，然后吊起，再进行开膛剖腹，既费时又麻烦。想到这一切，芬感到很不安。
我看到闪闪发光的原野，
曾经走过的高速公路充满欢乐
却永不再来。
——A.E.豪斯曼：《记忆中的青山》
三件事情不期而至：恐惧、爱情和嫉妒。
——盖尔人谚语
序言
他们还是孩子，只有16岁。靠着酒精壮胆，在安息日逐渐逼近的脚步催促下，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爱情，结果却只发现了死神。
不同寻常的是，那时只有一丝微风。温暖的微风，如同吹到皮肤上的气息，深情而诱人。8月的天空，一层薄雾遮掩了星星，残缺的月亮将惨白的月光洒在退潮后坚实的沙滩上。大海温柔地向海岸吹着气，闪着银光的泡沫扑打着金色沙滩。一对年轻人从村里的柏油碎石路上匆忙跑下来，他们心中热血沸腾，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
在他们左侧，小港口起伏的海水击碎了水面的月光，他们听到小船在绳子的拉扯下嘎吱作响，在黑暗中顽皮地互相推搡着抢占地盘，木头相互碰撞，发出轻柔的哐啷声。
威廉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有些不情愿。他已经品尝了她唇边美酒的甜蜜，在她急切的热吻中，感到今晚她最终会妥协。但时间太短了，马上就到安息日了。只有半小时，路过街灯时他偷瞄过手表。
凯特呼吸急促。她害怕的不是做爱，而是她父亲。她知道父亲会坐在火堆前，看着随着午夜来临火苗渐小的炭火。安息日前炭火会熄灭，像定时一样准确无误。她几乎能感觉到父亲的不耐烦正慢慢燃烧成怒火，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快到凌晨了女儿还没回来。在这个虔诚的岛上，事情怎么可能如此一成不变呢？
各种想法充斥着她的脑海，与她脑子里盘踞着的欲望争夺地盘，也和削弱了她少女抵抗力的酒精搏斗。短短几小时前他们在社交俱乐部度过的周六之夜，看起来似乎能延伸到永恒。但时间越是匮乏，越会稍纵即逝。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一条老渔船斜倚在水位线之上的鹅卵石上。当他们从老渔船的阴影旁溜过时，她胸中既充满恐慌，又涌动着激情。透过半遮半掩的混凝土舢板棚，他们看到远处的海滩油画般地镶嵌在光秃秃的窗框里。大海闪闪发光，似乎由内而外在燃烧。威廉松开她的手，轻轻把木门推开一条缝，把她推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一股混合着柴油、海水和海草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就像思春期男女匆忙做爱后留下的令人哀伤的馨香。一条放在拖车上的船的阴影赫然耸现在他们头顶，两扇小小的长方形窗户敞开着，像面对海滩的窥视孔。
他猛然把她推到墙边，她立刻感到他的嘴唇压在她唇上，他用舌头强行把她的双唇分开，同时双手揉搓着她柔软的乳房。他弄疼了她，她一下把他推开，“别这么粗鲁。”在黑暗中，她急促的呼吸听起来像打雷。
“没时间了。”她听出他语气中的紧张。男人的紧张，同时还夹杂着欲望和焦虑。她开始动摇了。她的初夜就这么交出去吗？在肮脏的舢板棚里抓住短暂的几分钟污秽地媾合？
“不。”她把他推到一边，走到窗前透了口气。如果他们抓紧时间，12点前赶回去还来得及。
她看到一个阴影飘向窗口，几乎同时触摸到了它，又软又冷又重。她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
“看在上帝的分上，凯特！”威廉紧随其后，欲望和焦虑外又增添了一丝尴尬。他突然脚下一滑，好像踩到了冰上。他重重地摔倒了，肘着地，胳膊感到一阵刺痛。“见鬼！”地上到处是湿滑的柴油，他感到屁股上都湿透了，现在手上也是。他不假思索地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这里的光线真他妈的太暗了。只是当他拇指一动，火苗一闪时，他才突然想到自己将面临变成人肉火把的危险。但已经太迟了，火光突然令人惊骇地划破黑暗。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并没出现柴油燃烧产生的烟雾，也没有突如其来的灼热火焰，只有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物体，第一眼几乎让人以为撞到了鬼。
一个男人吊在梁上，脖子上挂着一根磨损的橙色塑料绳，脑袋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歪向一边。此人是个大块头，身上一丝不挂，胸口和屁股上的青白色肌肤松弛地垂着，像一件过于宽大的衣服。腹部划了一刀，变成了一张微笑的大嘴，几团又滑又亮的东西从里面耷拉下来，垂在两腿之间。在火光照耀下，这具死尸的影子在布满斑痕和涂鸦的墙上舞动着，如同许许多多鬼魂在欢迎新来者。在死尸旁边，威廉看到了凯特的脸：面色苍白，两眼乌黑，惊恐万状。有一刻他误认为周围的所谓柴油是农用柴油，只是被国产税务局染成了红色，以便确定它免税的资格——接着他意识到那是血，又黏又稠，正在他手上变干，成了褐色。
第一章
1
天色已晚，天气湿热难耐，是那种只有节日期间才会出现的状况。小小的书房里，芬被一片黑暗笼罩着，就像有双柔软的黑色大手把他固定在了椅子上。他像飞蛾般被台灯的光线所吸引，却被强烈的光线刺痛了双眼，因此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笔记上。电脑在沉寂中发出轻柔的嗡嗡声，屏幕在他视线内闪烁着。他几小时前就应该去睡了，但他必须完成这篇文章。开放大学为他提供了唯一的出路，而他还一直在拖延。太蠢了。
听到门后一声响动，芬气呼呼地在座位上转过身，以为会看到莫娜。但芬责备的话没有说出口，却被眼前的一个巨人惊得目瞪口呆。此人身材高大得难以直立，脑袋歪向一侧，以免碰到天花板。房间并不大，但这人至少有8英尺高。他的腿很长，黑色裤腿塞在黑靴里面。方格棉衬衫束在腰间，外面套件带风帽的防寒夹克，敞着口，风帽从翻倒的衣领处滑落下来。他的双臂垂在身体两侧，两只大手从短短的袖口伸出来。在芬看来，他大约60岁，布满皱纹的阴郁脸上有一双毫无表情的黑眼睛，长而油腻的银灰色头发垂落到耳下。他沉默地站在那里瞪着芬，在浓重的阴影中，芬书桌上的灯光映射出他冷酷无情的面容。他到底要干什么？芬毛骨悚然，整个人被恐惧笼罩着。
接着，芬仿佛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在黑暗中像孩子一样哭叫着：“怪——人……”那人还是死死地盯住他。“这儿有个怪——人……”
“怎么了，芬？”是莫娜的声音，她惊恐地摇晃着他的肩膀。 芬睁开眼睛，看到她带着困惑和倦容的受惊面孔，但他依然能听到自己的哭叫：“怪——人……”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怎么了？”
他转身背对着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想放松下来。他的心剧烈地跳着，“不过是个梦，一个噩梦。”但在他脑海中，那个出现在他书房里的人依然栩栩如生，就像儿时的梦魇。他瞄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指针显示的时间是4点07分。他想咽口唾沫，但嘴里很干。他知道很难再进入梦乡了。
“你刚才吓死我了。”
“对不起。”他拉好被子，坐在床沿，然后闭上眼睛，抹了下脸，但那人还在，异常刺眼。他站起来。
“你去哪儿？”
“去撒尿。”他轻手轻脚地踩着地毯，走过去打开门进入过道。月光洒在过道里，地面被仿乔治亚窗户分隔成了几何图形。半道上他经过了书房敞开的门，看到里面黑漆漆的。想到那个侵入梦境的高个子男人，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他脑海里的这个形象是如此清晰强烈，其存在是如此不容置疑。他在卫生间门口停住了，就像四周来每晚都做的那样，双眼紧盯着过道尽头的那个房间。门半开着，月光洒进整个房间，本该拉上的窗帘敞开着，里面只有可怕的空寂。芬一阵心痛，转过身去，脑门上冒出一层冷汗。
尿液溅在水上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卫生间，一切好像恢复到令人安心的正常状态。他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感到抑郁，但今晚大脑中的空白被填补了。穿着风帽夹克的男人的形象取代了其他思想，犹如鸠占鹊巢。芬问自己是否认识这个人，在那张长脸和散乱的头发上是否有什么熟悉的东西。突然，他想起莫娜对警察描述的车里的那个人。她印象中那人穿着风帽夹克，60岁左右，有一头油腻的灰色长发。
2
他坐公交车去了市中心，看着成排的灰色石头房子从车窗旁一闪而过，如同枯燥的黑白电影中不断闪动的画面。他可以自己开车，但爱丁堡并不是适合开车的城市。他到达王子街的时候，云散开了，阳光波浪般地横扫过城堡下大片绿色的花园。一群人正围着几个吞火和耍棍的街头艺人看热闹。一支爵士乐队在美术馆前的台阶上表演。芬在韦弗利站下了车，过桥后走向老城，先向南经过大学，再向东转进入索尔兹伯里悬崖的阴影。阳光斜照着悬崖下的翠绿色斜坡，市警察总部“A”区的轮廓在天空的映衬下十分醒目。
在楼上的走廊里，一些熟人向芬点头致意。有人把手放在他胳膊上说：“我为你的不幸感到难过。”他只是点点头。
总督察布莱克几乎没有从文案中抬头，只是指指桌子另一侧的椅子。他脸颊瘦削，肤色苍白，正用被香烟熏黄的手指整理着文件。最后他转向芬，目光像老鹰一样犀利，“开放大学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芬耸耸肩，“办妥了。”
“我从没问过你当初为什么从大学辍学。格拉斯哥大学，对吗？”
芬点点头，“因为我那时年轻，长官，也傻。”
“你为什么选择警察这行？”
“这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我刚从岛上来，没工作，没资历。”
“那你熟悉警署里的某些人，对吗？”
“我认识几个人。”
布莱克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你是个好警察，芬，不过这不是你想要的工作，对吗？”
“但这就是我。”
“不，这是曾经的你，一个月前的你。这之后发生的事，哦，是一场悲剧。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也一样。大家都理解你需要时间才能从哀伤中走出来。上帝知道干我们这行的目睹了多少生离死别才明白这点。”
芬怨愤地瞪着他，“你不知道失去孩子意味着什么。”
“是的，我不知道。”布莱克的声音里毫无同情之意，“但我失去过亲人，我知道你不得不面对什么。”他把双手放在胸前，像在祈祷，“但老想着这件事，嗯，对健康不利。芬，这不正常。”他抿了下嘴唇，“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想想你的余生要做什么。但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我想让你回到工作上来，除非你身体糟糕到无法胜任。”
要求他回来工作的压力不断加剧。有来自莫娜的催促，还有同事们的电话、朋友们的建议。他一直在抗拒，因为他不知怎样才能回到事故前的状态。
“什么时候？”
“马上。今天。”
芬大吃一惊，摇摇头，“我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
“你已经休整了一段时间，芬。要么回来，要么辞职。”布莱克没等他答复就伸手从一摞参差不齐的文件中取出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推给他，“你记得5月份的利斯路谋杀案吗？”
“记得。”芬没有打开文件夹。根本无须打开。他记得太清楚了，风雨交加之中，在五旬节派教堂和银行之间的一棵树上赫然吊着一具赤裸的尸体。墙上的海报上写着：耶稣救赎（Jesus saves）。芬记得那看起来像是为银行做的广告，可以读作：耶稣存款于苏格兰银行（Jesus saves at the Bank of Scotland）。
“还有一宗谋杀案，”布莱克说，“同样的手法。”
“在哪儿？”
“北部。北部警区。它出现在HOLMES（内政部大型主要查询系统的简称，苏格兰的一种犯罪数据库）电脑上。事实上，正是HOLMES把你和这个案件的调查联系起来的。”他眨眨长长的睫毛，用怀疑的眼神盯着芬，“你还会说方言，对吧？”
芬吃了一惊，“盖尔语？自从离开路易斯岛后我就再也没说过盖尔语。”
“那你最好温习一下，被害者来自你的家乡。”
“克罗伯村？”芬目瞪口呆。
“被害者比你年长几岁。名字是……”他看了看面前的一张纸，“麦克里奇。安格斯·麦克里奇。认识他吗？”
芬点点头。
3
阳光从客厅窗户倾泻进来，似乎是责怪他们自寻烦恼。尘埃悬浮在寂静的空气中，陷入了阳光之网。他们能听到孩子们在街上踢球的喧闹声。几周前，罗比也有可能身在其中。壁炉架上嘀嗒嘀嗒的钟声不时打断他们的沉默。莫娜眼睛红红的，但眼泪已经哭干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我不想让你走。”这已经变成他们争吵时她的老调调。
“今天早晨你还想让我去工作。”
“但我想让你回家。我不想一连好几个星期孤孤单单待在这儿，”她颤抖着深吸了口气，“带着我的回忆。带着……带着……”
也许她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词结束，但芬替她做了这件事：“你的内疚？”他从未明说儿子的死怪她，但他却表达了这个意思，尽管在心里他想尽量克制自己。看到她投向他的痛苦目光，他立刻后悔了，“不管怎样，不过几天罢了。”他用手指向后捋了下打着小卷儿的金发，“你真认为我想去吗？我已经花了18年的时间避免这么做。”
“但现在你渴望得到这个机会。逃脱的机会，从我身边离开的机会。”
“哦，别傻了。”但他知道她是对的。同时他也知道，他不仅想从莫娜身边离开，而且想逃离所有这一切，回到那个生活曾经非常简单的地方，回到童年，回到子宫。他曾花费了大部分成年时光避免这么做，现在要放弃先前的努力是多么容易啊。少年时代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离开家乡，现在却轻而易举就把当年的理想忘记了。
他想起当年他和莫娜结婚是多么草率。为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原因，为了有人陪伴，为了找个不再回去的理由。但14年来他们获得的不过是一个居所，一个两人都为对方构筑的空间，一个他们共同占据却从未完全分享的空间。他们曾是朋友，他们之间有过真正的温情，但他怀疑是否曾经有过爱情。真正的爱情。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人一样，看来他们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罢了。罗比曾是两人之间的桥梁，但罗比现在不在了。
莫娜说：“你想过最近这几周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我想我知道。”
她摇摇头，“不，你无须像我这样每时每刻都和一个用沉默来表达严厉斥责的人待在一起。我知道你在责怪我，芬。”
“我从未那么说过。”
“你从来不用那么说。但你知道吗？无论你怎样严厉地责备我，我十倍地责备我自己。这也是我的不幸。芬，他也是我的儿子。”眼泪又回来了，模糊了她的双眼。他哑口无言。“我不想让你走。”又来了。
“我别无选择。”
“你当然可以选择，总会有选择的。几周来你一直在选择不去工作，现在你可以选择不去路易斯岛。直接告诉他们就行了，你不想去。”
“我不能。”
“芬，如果你明天上了飞机……”他等着她鼓起勇气下最后通牒，但莫娜没有说下去。
“那又怎样，莫娜，如果我明天上了飞机会怎样？”他在引诱她说出来。那就是她的错了，与他无关。
她把目光移向一边，紧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了血腥味，“别指望你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就这样。”
他看了她很久，“也许这样最好。”
这架37座的双引擎飞机在风中颤抖着，倾斜着机身绕图阿斯湖转着圈，准备降落在斯托诺韦机场备受大风侵袭的短跑道上。当飞机钻出厚重低矮的云层时，芬俯视着蓝灰色的大海，海浪拍打着从艾伊半岛伸出的黑色岩石——那块被他们称为岬角的、边缘参差不齐的长条形陆地，激起了白色的浪花。他看到地表被雕凿成了熟悉的图案，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富有特色的战壕，不过人们挖这些沟渠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供暖。几个世纪以来的泥炭挖掘在辽阔但毫无特色的沼泽地上留下了鲜明的疤痕。下面海湾里的水看起来很凉，被所向披靡的风吹皱了。芬已经忘记了这种风，不知疲倦、肆无忌惮横贯3000英里大西洋席卷而来的狂风。除了斯托诺韦海湾的庇护，岛上几乎没有一棵树。
在长达一小时的飞行中，他尽量不去思考。不去预想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岛上的情形，也不去重温他离家时那可怕的寂静。昨晚莫娜是在罗比屋里睡的。他整理行李时听到过道那头传来她的哭泣声。早晨他离开时没留一句话。当他带上前门时，他知道不仅把莫娜关在了他的生活之外，而且关闭了他宁愿从未有过的生命的一章。
现在，看到下面机场熟悉的瓦坑铁圆顶屋，还有远处灯光闪耀的陌生的新渡轮码头，芬心潮澎湃。这么久了，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往事如洪水般汹涌而来，一下将毫无准备的他淹没了。
第二章
我曾听生于50年代的人描述过他们褐色阴影中的童年，一个漆黑如墨的世界。我成长于60和70年代，我的童年充满了紫色霞光。
我们住的所谓“白屋”在克罗伯村外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克罗伯村是他们称之为内斯的社区的一部分，内斯位于路易斯岛——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最北端的一个岛屿——的最北端。白屋是在20年代用石头和石灰，或者混凝土砖建成的，房顶上覆盖着石板、波纹铁或柏油毡。建造这些白屋的目的是为了取代那些古老的黑屋。黑屋是无浆石墙，茅草覆顶，为人和牲畜遮风挡雨。主屋的石头地板中央日夜不停地燃烧着炭火，这个房间叫火屋。屋里没有烟囱，人们希望烟能从屋顶的一个小洞飘出去。当然，这种办法不是很奏效，而且屋里总是乌烟瘴气，难怪人都短命。
我祖父曾经住过的黑屋的废墟矗立在距离房子仅一箭之遥的花园里，屋顶没了，四面墙壁也都倒塌了，不过那里倒是个玩捉迷藏的绝妙去处。
我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一双犀利的蓝眼睛。夏天他的皮肤如同涂抹了沥青的皮革，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赶海。那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失业了。捕鱼业曾经一度裁员，他担任船长的那条船被当作废料卖掉了，所以他才有大把的时间。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我们起床去海滩搜寻头天夜里被冲上海岸的东西。木材，大量的木材。他曾告诉我有个人用冲到海滩上的木材建造了一栋房子。他自己也用从海滩上捡来的大部分木料搭建了我们的阁楼。大海赐予了我们很多，也夺去了很多，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听说某个可怜的人溺水而死。有时是捕鱼事故。还有人在游泳时被暗流卷走，或坠崖而亡。
我们每次从海滩回来都会满载而归。绳子，渔网，还有父亲卖给补锅匠的铝浮筒。暴风雨过后收获更丰。正是在一次暴风雨后，我们发现了一面45加仑容量的大鼓。尽管暴风雨渐渐平息了，狂风仍旧肆虐，海水依然暴怒地掀起巨浪，狠狠地鞭打着海滩。大片大片破碎不堪的云朵以每小时60英里甚至更快的速度从头顶飘然而过。阳光透过云层，把大地渲染成了明亮且不断变幻的色彩斑驳的图案，绿色，紫色，褐色。 那面大鼓没有任何标识，但非常沉重，父亲为我们的发现激动不已。不过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搬动这么重的鼓是不可能的，它倾斜着身子，有一半埋在沙子里。因此父亲找来了一台拖拉机、一辆拖车和一些男人来帮忙。下午，我们已经把它稳妥地安置在农场的外屋里。父亲没用多久就把它打开了，发现里面全是涂料，明亮的紫色光泽涂料。结果我们家每扇门、每个橱柜和架子、每扇窗户和所有的地板都被涂成了紫色。我住在那里的那些年一直是这样。
我母亲是个可爱的女人，她把一头紧密的金色卷发扎成了马尾。她面色苍白，满脸雀斑，有双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我甚至都不记得她化过妆。她是个温柔的人儿，性情开朗，但如果被惹急了她就会火冒三丈。她在农场干活。农场是一片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海岸的狭长地带，只有6英亩左右。肥沃的草场是放牧羊群的理想场所，羊群是农场从政府获得补贴的主要收入来源。她也种土豆、萝卜和一些谷物，还有提供草料的青草。我对母亲最后的印象是她穿着蓝色工装裤和黑色雨靴坐在我们家的拖拉机上，忸怩地对当地报社的摄影师微笑着，因为她在内斯农展会上获了奖。
到我开始上学的时候，父亲在斯托诺韦阿尼什角的炼油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和村里的一群男人每天一大早就搭乘一辆白色货车赶往镇上了。因此我上学的第一天，是母亲开着家里那辆锈迹斑斑的老福特安格里亚车送我去学校的。我非常激动，我最好的朋友阿泰尔·麦金尼斯也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想上学。我们俩年纪只差一个月，而且他家的平房距离我们家农场最近，所以我们在上学前的那段日子里经常一起嬉戏玩耍，尽管他父母和我父母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朋友。我想，可能有些阶层差别的原因吧。阿泰尔的父亲是克罗伯学校的教师，这所学校不仅有小学一至七年级，还有初中一二年级。他是中学教师，教数学和英语。
我记得那是个刮着大风的9月天，翻涌的云层压得很低，几乎擦着地面，从风的边缘可以嗅到大雨将至的气息。我穿着褐色风帽夹克和短裤，知道一旦短裤淋湿就会擦痛皮肤。黑色长筒雨靴不断磕碰着小腿肚，我把装着网球鞋和一盒午餐的崭新帆布书包甩到肩膀上，迫不及待地要出发。
母亲正从充当车库的木棚里向外倒车，这时风中传来汽车喇叭声。我转身看到阿泰尔和他爸爸停下了他们那辆橙黄色的希尔曼复仇者，是二手车，但看起来跟新的一样，使我们的安格里亚相形见绌。麦金尼斯先生让发动机空转着，跳下车走到母亲身边和她聊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我身边，把手搭在我肩上，让我搭他的车和阿泰尔一起去学校。直到汽车开走了，我转过身看到妈妈在挥手，才意识到没有和她道别。
我现在知道了孩子第一次去学校时父母的感受，那是一种对于不可挽回的变化的奇怪的失落感。回首往事，我知道那就是我妈妈内心的感受，那种感受就刻在她脸上，还有她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个重要时刻的遗憾。
克罗伯学校坐落在村庄下面的一个山谷里，面向北面的内斯港，被耸立于山顶、主宰着村庄天际线的教堂的阴影笼罩着。学校四周都是开放的牧场，可以看到远处灯塔的塔楼。某些日子里，人们的视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穿越明奇海峡直抵大陆，看到远方地平线上的山峦最朦胧的轮廓。大家总说如果能看到大陆，天气就要变坏了。这话说得没错。
克罗伯小学有103个孩子，中学有88个。那天另外11个朝气蓬勃的孩子和我一起入学，我们分两排坐在教室里，一排6个座位，两排座位前后挨着。
我们的老师是麦凯夫人，一位瘦瘦的、头发灰白的女士，她的实际年龄可能比看上去年轻得多，我原来以为她很老了。麦凯夫人其实是个非常文静的人，但很严厉，有时说话挺刻薄。她问班里同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否有人不会说英语。当然，我听过英语，但在家里我们只说盖尔语，父亲不同意买电视，所以我不懂她什么意思。阿泰尔举起手，脸上带着狡黠的笑意。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班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傻瓜都知道阿泰尔对她说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脸腾地红了。
“嗯，芬利克斯，”麦凯夫人用盖尔语说，“看来你父母不够明智，没在你上学之前教你英语。”我直接的反应是很生父母的气。我为什么不会说英语？他们知道这有多丢脸吗？“你要知道我们在班上只能说英语，并不是盖尔语有什么不好，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你学习速度有多快。”我低头看着课桌。“我们先来确定你的英文名字吧。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服气地抬起头，“芬利。”我知道这个名字，因为阿泰尔的父母平时就这么叫我。
“好。既然我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登记，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姓是什么。”
“麦克劳尔伊德。”我的这个盖尔语发音对说英语的人来说听起来有点像“麦克劳智”。
“麦克劳德，”她纠正我说，“芬利·麦克劳德。”然后她换成英语，把其他名字也念了一遍：麦克唐纳、麦金尼斯、麦克莱恩、麦克里奇、默里、皮克福德……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那个叫皮克福德的男孩，麦凯夫人对他说了句什么，全班都窃笑起来。男孩的脸红了，支支吾吾地解释着。
“他是英格兰人。”邻桌用盖尔语对我悄声说。我转过头，吃惊地看到一个漂亮小女孩，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梳着两根马尾辫，辫梢系着蓝色蝴蝶结。“你看，他是班里唯一一个名字不是‘M’开头的，所以他一定是英格兰人，麦凯夫人猜他是灯塔看守人的儿子，因为他们一般是英格兰人。”
“你俩在嘀咕什么？”麦凯夫人的声音本来就尖厉，她一说盖尔语就更是吓到了我，因为我听得懂。
“对不起，麦凯夫人，”马尾辫女孩说，“我正在给芬利翻译。”
“哦，翻译吗？”麦凯夫人语气里带着嘲讽和怀疑，“对一个小女孩来说，这可是个大词。”她停下来查看了一下花名册，“我正打算按字母顺序给你们重新排位，但既然你是个了不起的语言学家，玛乔丽，你最好继续坐在芬利旁边……为他翻译。”
玛乔丽笑了，对自己很满意，没领会到老师嘲弄的语气。而对我来说，能够坐在一个梳着马尾辫的漂亮小姑娘旁边再好不过了。我扫视了一下教室，发现阿泰尔正瞪着我。当时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想和我坐一起，但现在我知道是因为嫉妒。 课间休息时我把他带到操场责问：“你为什么告密我不会说英语？”
他却不以为然，“他们早晚会发现的，不是吗？”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银灰色吸入器，把管口塞进嘴里，压下芯管猛吸一口气。自从认识阿泰尔起，我就发现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吸入器。我家人说他有哮喘病，但那时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我只知道他有时呼吸困难，但吸一下吸入器就好了。
一个红头发大个子男孩从他手中抢走吸入器，“这是什么？”他把它举起来放在阳光下，好像这样就能看穿里面的秘密。这是我与默多·麦克里奇的首次接触。他比别的男孩更高更壮，有一头蓬乱而抢眼的红萝卜色头发。后来我发现他们叫他默多·鲁阿兹。鲁阿兹在盖尔语中是红色的意思，因此其字面意思就是“红色的默多”。这是为了把他和他父亲区别开，他父亲也叫默多·麦克里奇，不过他父亲长着一头黑发，被称作默多·杜博。每个人都有绰号，因为重名的人太多。默多·鲁阿兹有个哥哥，叫安格斯（Angus），比我们大几岁，绰号“天使”（Angel），因为他在同龄人中是个恶霸，看来默多·鲁阿兹注定要步他的后尘。
“把它给我！”阿泰尔想把吸入器抢过来，但默多·鲁阿兹将它举得高高的让他够不着。尽管阿泰尔也很壮实，但他根本不是大个子默多的对手。默多把吸入器扔给一个男孩，那男孩又扔给另一个，另一个又扔回给默多。和其他恶霸一样，默多·鲁阿兹已经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像苍蝇逐臭一样，都是些软弱无能但会见风使舵的家伙，懂得如何避免成为牺牲品。
“过来拿啊，呼噜噜。”默多·鲁阿兹戏弄道。阿泰尔刚要去抓，他却把它扔给了一个跟屁虫。
我能清楚地听到阿泰尔抢夺吸入器时胸腔里发出的刺耳响声，由于羞愤交加，他的气管被堵塞了。我抓住一个帮凶，从其手里夺过吸入器。“给你。”我把它还给我的朋友，阿泰尔猛吸了几口。我感到一只手揪住了我的衣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推到墙根。粗砺的毛坯墙把我的脑袋擦出了血。“你他妈的在搞什么鬼，盖尔小侉子？”默多·鲁阿兹的脸距我仅有两英寸，我能闻到他嘴里的恶臭。“不会说英语，什么也不会说。”具有讽刺性的是他是在用盖尔语嘲弄我，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盖尔语是操场上的语言，我们只在教室里说英语。
“放开他！”这是个小男孩的声音，但具有足够的威慑力镇住那些围在周围边看热闹边起哄的男孩们。默多不解地皱皱眉，一张丑陋的大脸顿时布满阴云。一分钟内居然被挑战了两次，他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他松开我的衣领，转过身。那男孩不比我大，但他身上的某种气场让默多停住了脚步。此时能听到的除了风声，就是对面操场上女孩们跳绳发出的咯咯笑声。大家都盯着默多，他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危在旦夕。
“你要是找茬……我就去找我大哥。”
我忍不住想笑。
男孩逼视着默多·鲁阿兹，默多显然被吓住了。“如果你想跑去找你大哥……”男孩说“大”和“哥”时语气带着蔑视，“那我就去告诉我父亲。”
默多金属丝般的红头发下脸色苍白，“好，那……那别挡我的路。”这是虚弱无力的反击，谁都知道。他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穿过了操场，他的小喽啰们紧随其后，暗自怀疑是否跟错了主子。
“谢谢。”人群散开后我对男孩说。
他只是耸耸肩，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是受不了他妈的无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骂脏话。他双手插在兜里，离开了。
“他是谁？”我问阿泰尔。
“你不知道吗？”阿泰尔很吃惊。我摇摇头。“是唐纳德·默里，”他声音变小了，带着敬畏，“他是牧师的儿子。”
上课铃响了，我们都往教室走去。确实只是碰巧，当校长打开门扫视着走廊里潮水般的学生，寻找一个可能的目标时，我正好经过他门口。“你，孩子。”他用一根手指指向我。我停住了，他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我不懂他接下来说的是什么，只是越来越紧张地站在那里。
“他不会说英语，麦凯夫人说我可以当他的翻译。”
玛乔丽犹如一个盘旋在我肩头的守护天使。我转身看她，她报以迷人的微笑。
“噢，是吗？翻译，呃？”校长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们，故作严厉地挑挑一边的眉毛。他高个子，秃顶，戴着一副半月形眼镜，总是穿着大一号的灰色粗花呢套装。“那你最好和他一起去，年轻的女士。”
“好的，麦考利先生。”她好像知道所有人的名字，真让人惊奇。“来吧，芬利。”她把手臂搭在我臂弯里，领着我向操场走去。
“我们去哪儿？”
“你拿的那张纸条是克罗伯商店的订单，是给小卖部补货的。”
“小卖部？”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你啥也不知道，傻瓜。小卖部就是我们在学校里买糖果、薯片、柠檬汽水等东西的地方。这样我们就不用穿越马路，冒着被车撞到的危险了。”
“噢。”我点点头，对她的无所不知感到惊奇。后来我才知道她有个姐姐在小学六年级。“那么只有我们才会被撞到吗？”
她咯咯地笑着说：“老麦考利一定以为你看起来像个理智的家伙。”
“那他就错了。”我想起了和默多·鲁阿兹的冲突。她又咯咯地笑起来。
克罗伯商店在大约半英里外的路尽头一栋旧石头谷仓里。它位于干道的拐角，有两扇小窗户，看起来里面似乎什么也没有，两扇窗户中间有一道窄窄的门洞通向店里。从远处可以看到谷仓，紧靠一间锈红色波纹屋顶的石屋。干道是单行道，又长又直，没有人行道，两侧斜插着腐烂的木头篱笆桩，对羊来说形同虚设。沟渠里高高的草丛晒成了褐色，被风吹弯了腰，石楠丛已经名存实亡了。在旁边的斜坡上，房子沿干道一字排开，就像项链上的一粒粒方珠，房子周围没有树木或灌木丛为其添彩，只有杂乱的篱笆、破旧的汽车或烂拖拉机的残骸。
“你住在克罗伯什么地方？”我问玛乔丽。
“我不住克罗伯，我住在米兰尼斯农场，离克罗伯大约两英里。”她压低了声音，在风中几乎听不清，“我妈是英格兰人，”她好像对我倾诉秘密，“所以我说英语时才没有盖尔口音。” 我耸耸肩，不明白她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不知道。”
她大笑起来，“你当然不知道。”
天很冷，下起雨来，我把风帽戴上，偷瞄了一眼马尾辫女孩。她的发辫被风吹散了，但她似乎很享受发梢轻抽脸颊的感觉。她的双颊变得红彤彤的。“玛乔丽。”我在风中提高了嗓门，“这个名字真好听。”
“我讨厌它，”她瞪着我，“这是我的英文名字，但没人这么叫我。我真正的名字是马萨丽。”和“玛乔丽”一样，她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s”变成了柔和的“sh”，正如盖尔语中字母“r”后面的所有“s”的发音一样，这是北欧海盗统治这个岛200年后留下的传统。
“马萨丽，”我试着叫了一下，看是否顺口，觉得听起来很悦耳，“这个更好听。”
她羞涩地看了我一眼，温柔的蓝眼睛和我四目相对后又闪开了，“那你喜欢你的英文名字吗？”
“芬利？”
她点点头。
“我不喜欢。”
“那我叫你芬吧。怎么样？”
“芬，”我又试着叫了声，觉得干脆利索，“好的。”
“很好。”马萨丽笑了，“那你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
这就是马萨丽·莫里森给我取这个名字的经过，它将伴随我的余生。
那时候，学校的新生在第一周只待到午饭时间，我们吃完午饭就放学。尽管我和阿泰尔在第一天早晨搭车去上学，却只能步行回家。大约只有一英里的路程。阿泰尔在校门口等我。我有事耽搁了，因为麦凯夫人把我叫去，让我将一张纸条转交给父母。我看到马萨丽独自走在前边路上。我们上午从商店返回的时候淋湿了，后来不得不一起坐在暖气片上烘烤。现在雨已经停了。
“快点，我一直在等你。”阿泰尔急不可耐地要回家。他想和我一起去他家房子下面岩石上的潮水潭里捉螃蟹。
“我想从米兰尼斯农场回去，”我告诉他，“那是条捷径。”
“什么？”他看着我好像我疯了，“走那条路要好几个小时！”
“不，不会的。我可以从克罗斯-斯凯格斯特路穿过去。”我不知道那地方在哪，但马萨丽告诉我那是从米兰尼斯到克罗伯的捷径。
我甚至都没等他反对，便快跑着去追马萨丽。我赶上她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她会意地对我莞尔一笑，“我以为你要和阿泰尔一起走回家。”
“我想和你一起经过米兰尼斯，”我若无其事地说，“那是条捷径。”
她看起来并没有被我说服，“对于捷径来说那可够远的，”她微微耸了下肩，“但我不能阻止你和我一起走，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窃笑，克制住得意忘形的冲动，回头看到阿泰尔正瞪着我们。
干道两侧各有一条岔路，这条通往农场，前面一条通向克罗伯。这条通往农场的路不时有车辆临时停在路边，它朝东南方向蜿蜒而去，穿越了远方地平线上的大片泥炭沼。但这里的地势更高，如果你回头望去，能看到这条路是从斯温波斯特和克罗斯那边延伸而来的。在另一边，克罗伯公墓如林的墓碑苍凉悲怆地指向天空，下面的大海沿着西海岸线泛起白色的浪花。路易斯岛北部的地势平坦，没有被山峦隔断。从大西洋到明奇海峡的气流从上空横扫而过，形成了变幻莫测的天气状况。光明和黑暗如同不断变化的调色板，互相映衬：小雨、阳光、黑色的天空、湛蓝的天空，还有彩虹。童年时我好像天天能见到彩虹，通常是双彩虹。那天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道彩虹在泥炭沼上空迅速形成，在深蓝色天空的衬托下特别绚丽，美得难以言表。
小路向下进入一个缓坡，通向小山谷里一片密集的农舍。这里的篱笆修整得比较整齐，成群的牛羊在牧场吃草。有一座高高的红屋顶谷仓，还有一栋白色大农房，被一圈石砌的外屋围着。一条土路从白色大门通向白房子，我们在大门前停下脚步。
“你想进来喝杯柠檬汽水吗？”马萨丽问道。
但我这时很焦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该如何回家，只知道这次回家肯定会很晚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的愤怒。“最好不了，”我看了看表，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可能回家有点晚了。”
马萨丽点点头，“这就是走捷径的后果，总会让你迟到。”她开心地笑着，“如果你愿意，可以周六上午过来玩。”
我用穿着长筒雨靴的脚尖踢了踢草丛，耸耸肩，故作潇洒地说：“我会考虑的。”
“那就随你便吧。”她转身蹦蹦跳跳地沿着小径向大白房子走去。
我一直都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就找到了回家的路，因为过了米兰尼斯后，那条路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小径。我沿小径走了一段时间，心里越来越绝望，这时我看到一辆车的车顶飞速闪过附近的地平线。我跑上斜坡，发现自己正在马萨丽说过的那条克罗斯-斯凯格斯特路上。我望望两侧，这条路好像消失在泥炭沼中了。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边，内心充满恐惧，就要哭了。一定是冥冥之中有神明指引我选择了左边，因为如果我转向右边的话永远都回不了家。
即便如此，20多分钟后我才来到一个岔路口，那里有一块弯曲的白底黑字的路标指向克罗伯，让人不敢确信。我开始奔跑，泪流满面，雨靴的边缘把小腿磨得生疼。我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在看到它之前就听到了它的声音。接着我来到高地上，看到克罗伯自由教堂熟悉的轮廓，它赫然耸立在石壁道上，被一片风格迥异的低矮农房和农场簇拥着。
我到家的时候，妈妈正在屋外停下那辆福特安格里亚，阿泰尔坐在后座上。她跳下车，紧紧抓住我，好像我会被风吹走，但她的如释重负很快被怒不可遏所替代。
“看在上帝的分上，芬利克斯，你到底去哪里了？我已经来来回回跑了两趟去学校找你，都快要发疯了。”她把我脸上的泪水擦去，我极力克制着不让更多的泪水流出来。阿泰尔下了车，好奇地站在旁边看着。妈妈瞥了他一眼，“阿泰尔放学后过来找你，他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盯了他一眼，牢牢记住：只要牵扯到女孩，他是靠不住的。 我说：“我送那个米兰尼斯农场的女孩回家了。我不知道会花这么长时间。”
妈妈大惊失色，“米兰尼斯？芬利克斯，你到底在想什么？再也不要这么做了。”
“但马萨丽想让我周六上午过去玩。”
“哦，那我不允许！”妈妈变得很强硬，“太远了，我和你爸都没时间接送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试图忍住泪水。她突然对我心生怜悯，给了我一个很温暖的拥抱，柔软的嘴唇吻在我发烫的脸颊上。这时我想起麦凯夫人给我的纸条，从口袋里摸出来交给妈妈。
“这是什么？”
“老师给你们的纸条。”
妈妈皱着眉头接过纸条打开。我看到她的脸红了，她飞快地把它叠起来塞进了外衣口袋里。我始终不知道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但从那天起，我们在家只说英语。
第二天早晨，我和阿泰尔走着去上学，因为阿泰尔的爸爸要去斯托诺韦参加一个教育会议，而我妈妈的一只母羊出了点问题。我们在路上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有时被风猛烈地抽打，有时又感受到一小缕阳光的温暖。大海卷起白色的浪花，拍打着下面海滩上的沙地。快到山脚下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在我妈面前假装你不知道我去米兰尼斯了？”
阿泰尔怒气冲冲地说：“我比你大，我会因为让你去那里挨训。”
“比我大？四周而已！”
阿泰尔昂起脑袋，像周六早晨站在克罗伯商店外面的那些老男人那样郑重其事地摇摇头，“已经大很多了。”
我丝毫没被说服，“好了，我告诉妈妈我放学后去你家玩，你最好支持我。”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的意思是，你不去我家？”我摇摇头。“那你去哪儿？”
“我要送马萨丽回家。”我看了他一眼，不让他有反驳的余地。
我们更加沉默地走着，直到来到主路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送女孩回家，”阿泰尔很不高兴，“太娘们气了。”我一言不发。我们穿过主路来到通往学校的单行道上。现在其他孩子也从四面八方会聚过来，三三两两地朝远处的学校大楼走去。突然，阿泰尔说：“那好吧。”
“什么好吧？”
“如果你妈问，我就告诉她你在我们家玩。”
我瞄了他一眼，但他避开了我的眼神，“谢谢。”
“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和你一起送马萨丽回家。”
我既震惊又不解，狠狠瞪了他很长时间。但他依然躲避着我的眼神。为什么呢？我纳闷，既然这样做太娘们，他为什么也要送马萨丽回家？
当然，多年之后我知道了原因，但那时我不知道。从我们那天早晨的谈话起，为了获得马萨丽的青睐，我和阿泰尔开始了竞争，它一直贯穿了我们的校园生活，以及以后的生活。
第三章
1
芬刚把包从行李输送带上提起来，一只大手就伸过来抓住提手，从他手里夺了过去。他惊讶地转过身，发现一张友好的大脸正冲他咧着嘴笑。这张脸圆圆的，没有皱纹，浓密乌黑的头发在额头形成V形发尖。这是个40岁出头的男人，体形健硕，但比芬的6英尺身高略矮。他穿着深色西装，白色衬衫，系蓝色领带，外面套一件厚重的黑色棉夹克。他把另一只大手伸向芬，“探长乔治·甘恩，”他说话带有明显的路易斯口音，“欢迎来到斯托诺韦，麦克劳德先生。”
“我是芬。乔治，你到底怎么认出我的？”
“我能在百步之外认出一名警察，麦克劳德先生。”他笑着说。他们向停车场走去，他说：“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变化，”他扑进强劲的西风中，又笑了，“不过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风，总是吹个不停。”
但今天的风是暖风，8月的阳光不时从破碎的云层中闪露出来。甘恩在机场门口把他的大众汽车拐向环形交叉路口，他们翻过小山，又开下奥利弗斜坡，接着右拐，朝镇上驶去。谈话转向谋杀案。
“新千年以来的第一例，”甘恩说，“我们在整个20世纪只有过一例。”
“唔，但愿这是21世纪的最后一起谋杀案。尸体解剖一般在什么地方进行？”
“阿伯丁。我们这个岛上有三名法医，都来自镇上的联合诊所。其中两名是代理医生，他们负责检查任何突然死亡的人，甚至进行尸体解剖，但有争议的尸体都转移到福雷斯特山的阿伯丁。”
“因弗内斯不是更近吗？”
“没错，不过那里的病理学家不认可我们的代理医生。除非全让他做，否则他不愿做任何一具尸体的解剖。”甘恩狡黠地对芬眨了下眼，“不过你可不是从我这里听到这些的。”
“听到什么？”
甘恩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芬明白两人已经心有灵犀了。
当他们沿着那条又长又直的路向斯托诺韦驶去时，芬看到小镇在他们面前铺展开，环绕着港口和港口后面绿树覆盖的小山。在芬看来，90年代在新的防波堤头建造的这个玻璃和钢铁结构的渡轮码头像个飞碟，旁边的老码头好像废弃了。再次见到这个地方给他心头带来了奇特的震撼。从远处看，它几乎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只有那个飞碟是新的，毫无疑问它也把几个外星人带来了。
他们经过刷着黄漆的肯尼思·麦肯齐有限公司的老工厂，那里曾有数百万米的家纺哈里斯粗花呢堆在成千上万个货架上等待出口。一排陌生的新房子通向一个大金属棚，政府在那里投资进行盖尔语电视节目的制作。尽管芬年轻时盖尔语并不时尚，现在却带来了价值百万英镑的生意。学校甚至用盖尔语教授数学、历史和其他课程。如今说盖尔语是件很酷的事。
“他们在一两年前重建了恩厄布勒酒吧，”当他们经过一个交叉路口处的加油站和小超市时，甘恩说，芬对这两样建筑没什么印象，“酒吧甚至周日也营业。现在安息日人们能在镇上的很多地方喝酒或吃饭。”
芬诧异地摇摇头。
“每周日有两班来自爱丁堡的飞机，甚至有来自阿勒浦的渡轮。”
芬年轻时，周日整个岛上都停业，根本不可能外出吃饭、喝酒、买烟或加油。他记得安息日游客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又渴又饿，直到周一的第一艘渡轮到来才能离开。当然，众所周知，在斯托诺韦的教堂人去楼空之后，每逢周日酒吧和旅馆里到处是从后门溜进来偷偷摸摸纵酒狂欢的人。毕竟，在安息日喝酒并不违法，但是违反习俗。至少，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这么做。 “他们还把秋千锁住吗？”芬想起了孩子们的秋千被链条拴住并上锁的凄凉景象。
“不，他们几年前就不那么做了。”甘恩轻声笑起来，“严守安息日规矩的人说这是得寸进尺的开端，也许他们是对的。”
原教旨主义新教教会已经主宰岛上的生活几世纪了。据说公然反对教会的酒店或者餐馆老板会悄无声息地被迫停业，银行贷款会来电话催款，执照被取消。在那些大陆上的旁观者看来，教堂的权力似乎是中世纪才有的那种专制，但在岛上这是冷酷的现实。在这里，某些教派把任何娱乐都看成罪孽深重的行径，而任何削弱他们权威的企图则是魔鬼的恶行。
甘恩说：“说真的，尽管他们不再把秋千用链条锁起来了，你也永远不会看到孩子们在周日荡秋千，就像你不会看到任何人把洗的衣物晾晒出来一样。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出城。”
一个新体育中心遮挡住了芬儿时的学校。他们经过了岛议会办公区和老西弗斯旅馆，旅馆对面有一排传统阶式山墙砂岩屋。新丑和老丑的结合。斯托诺韦从来都不是最美的城镇，现在依然没有丝毫起色。甘恩右拐进入路易斯街，传统的港口屋紧挨着酒吧和黑暗的小店，然后向左转入教堂街，直奔警察局。芬注意到所有街道的名称都用盖尔语。
“谁在调查这个案子？”
“从因弗内斯来的一群人，”甘恩说，“他们是周日一大早乘直升机过来的。一个总督察，一个探长，七个探员，外加一个法医小组。一出乱子他们就忙乎起来了。”
警察局是一排粉色的粗灰泥大楼，位于教堂街和肯尼斯街的拐角处，旁边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教堂和中餐馆。甘恩把车开进大门，停在一辆大型白色警车旁。
“你在斯托诺韦多久了，乔治？”
“三年了。我在斯托诺韦出生长大，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岛上的其他警局，还有因弗内斯。”甘恩钻出汽车，尼龙防寒夹克磨得沙沙作响。
芬从副驾驶座边下了车，“你认为这些外来的人接手这项调查怎么样？”
甘恩遗憾地笑笑，“和我料想的差不多。大家都没多少经验。”
“首席调查官怎么样？”
“哦，你会喜欢他的，”甘恩笑得眼角堆起了细纹，“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这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是个结实的小个子，前额上浓密的浅棕色头发用百利发乳梳到了脑后。他长着一副老式面孔，同时散发着老式须后水味（是百露吗？），甚至在他开口之前，芬就猜到他是格拉斯哥人。“总督察汤姆·史密斯。”首席调查官从桌子后站起来伸出手，“我为你的不幸深感遗憾，麦克劳德。”芬怀疑他们是否全知道了，心想也许事先有人提醒过他们。史密斯的握手简短有力。他重新坐下来，烫过的白衬衫的袖子整齐地挽到肘部，浅黄褐色西装外套仔细地搭在椅背上。他桌子上堆满文件，但井然有序。芬注意到他粗胖的手指洗得干干净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谢谢。”芬机械地回答。
“请坐。”史密斯说话的时候看文件比看芬的次数还多，“我有13个刑事调查人员，包括当地的警察，还有27个制服警，在这个岛上我有40多个可以调派的警察。”他抬起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需要你。”
“我并没有毛遂自荐，长官。”
“是的，你是HOLMES推荐的，这当然不是我的主意。”他停顿了一下，“发生在爱丁堡的谋杀案你锁定犯罪嫌疑人了吗？”
“没有，长官。”
“都三个月了还没头绪？”
“最后四周我一直在休假。”
“是啊，”他看起来好像失去了兴趣，又回到了文件中，“那你认为你能对我们这项小小的调查有什么真知灼见？”
“在未获悉基本情况之前，长官，我没任何想法。”
“信息都在电脑里。”
“不过我有个建议。”
“哦，是吗？”史密斯怀疑地抬起头，“说说看。”
“如果还没有进行尸体解剖，不如把那位在爱丁堡谋杀案中做尸检的病理学家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比对。”
“好主意，麦克劳德，也许这就是我已经这么做的原因。”史密斯向后靠在椅背上，他的自鸣得意几乎和他的须后水一样令人生厌。“威尔逊教授昨天已乘最后一班飞机抵达。”他看了下手表，“尸体解剖大约半小时后进行。”
“那你不准备把尸体运往阿伯丁了？”
“这里的设施足够完备了，所以我们就把山搬到了穆罕默德面前。”
“你想让我怎么做？”
“老实说，麦克劳德督察，什么也不用做。我这里有支完美的团队，不用你帮忙也完全能够开展这项调查。”他带着深深的挫败感叹了口气，“不过看来HOLMES认为你也许能说出这宗谋杀案是否和利斯路谋杀案之间有联系，上帝禁止我们违背HOLMES的意愿。你干吗不参加尸体解剖，看看类似的证据，如果你想到什么了不起的主意的话，我们会考虑一下的。好吗？”
“我不介意看一眼犯罪现场。”
“随意。甘恩探长可以带你去转转，反正给我们配备的当地警察除了打杂外对我们来说也没多大用。”他对自己团队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屑一顾，包括芬，这点显而易见。
“我想看看档案，”芬得寸进尺，“也许可以和一些证人谈谈。还有嫌疑人，如果这边有的话。”
史密斯抿着嘴，冷冷地盯着芬良久，“我不能阻止你这么做，麦克劳德，但你也许知道我希望在几天内结案，所以你不要有任何幻想。我认为这宗谋杀案和爱丁堡案之间没有联系。”
“为什么？”
“就是直觉吧，这儿的人头脑简单。”他得意地笑着，“嗯，你知道的。”他用铅笔敲着桌子，为不得不向一个来自其他警局的下级警官解释感到恼火，“我认为这是一起幼稚的模仿杀人案。当时爱丁堡案子里有很多细节在报纸上被披露出来。我认为凶手是个怀恨在心的当地人，为了掩盖自己的形迹，设法转移我们的视线。所以我要走捷径，缩短整个进程。”芬抑制住想笑的冲动。他知道所有这些关于捷径的事，他在童年时就知道这些捷径会把你引入歧途，但总督察无须知道这些秘密。史密斯说：“除非验尸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我要从克罗伯每个成年男子，还有我们可以想到的任何嫌疑人身上提取DNA样本。我猜最多有几百个。规模经济。这可比让警官们没完没了地调查好几周实惠多了。”史密斯属于新一代高级警官中的一员，最关心的是账本底线。 芬很惊讶，“你有凶手的DNA样本？”
史密斯面露得意之色，“我们是这样认为的。除了对当地民情的了解，我们还在周日派出大量警员去事发地点搜查，发现被害者装在塑料袋里的衣服被扔到大约半英里外的一个沟渠里，衣服上到处是呕吐物。既然法医非常肯定被害者没呕吐，我们可以确信那是凶手留下的。如果病理学家能确认这点，我们应该有了完美的凶手DNA样本。”
2
在教堂街，还有去内港的一路上，悬挂的小花篮在风中摇曳，这是试图把色彩带入灰色生活的大胆尝试。粉色、白色、绿色的商店排列在街道两边。在街道尽头，芬看到一组渔船停泊在码头，随着海水的起伏摇晃着。一缕耀眼的阳光在对面海滩白色的舢板棚上晃了一下，又迅速掠过卢斯堡空地的树梢。
“你觉得这个首席调查官怎么样？”甘恩问。
“我非常同意你的评价。”芬和甘恩相视而笑。
甘恩打开车门，他们上了车。“那一位老认为自己是超级明星。我在因弗内斯的上司过去常说这些高层人物和你我没什么两样，脱裤子还是一条腿一条腿地来。”
芬大笑起来。他喜欢想象总督察史密斯是如何挣扎着把裤腿从粗壮的短腿上褪下来的。
“听着，”甘恩说，“很抱歉我不能为你提供这位病理学家的内线消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在岛上了。这回你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把我当成圈内人了吧。”
“没关系。”芬不以为然，“事实上，我很了解安格斯，他是个好人，至少他会站在我们这边。”他们把车倒回到街上。“你觉得史密斯为什么自己不参加这次验尸？”
“也许他爱呕吐。”
“不清楚。一个能用那么多须后水的人不可能太敏感。”
“是啊，说得对，尸体都比他好闻。”
他们悄悄驶离了肯尼思街，向城北的湾头开去。芬透过副驾驶座的窗户看着外面的儿童游乐场、网球场、草地保龄球场、远处的运动场以及后面山上的高尔夫球场。在街道另一侧，公寓的老虎窗下挤满了小商店。芬感觉自己好像从未离开过这里，不禁感叹道：“80年代的周五、周六晚上，年轻人通常开着他们的老爷车在这儿转来转去。”
“他们现在还这样，和钟摆一样准时，每个周末都是如此。一大群人。”
芬想，对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悲哀的生活，整天无所事事。沉闷的宗教统治着这个社会，人的天性受到了很大压抑。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酗酒成风，自杀率大大高于国家平均值。现在他想离开的冲动和18年前一样迫切。
芬年轻时，西部群岛医院就取代了山上战争纪念碑下的乡间诊所，成为当地最新的医疗机构。它装备齐全，设施现代，比大陆给城里人服务的许多医院都要先进。他们从麦考利路拐进去，芬看到在一个宽阔停车场的拐角处有一栋低矮的两层楼建筑。甘恩把车开到山脚下，向右拐入一个小小的私人停车处。
安格斯·威尔逊教授正在停尸房等着。他把护目镜推到头套上面，防护面具拉到下巴以下，露出铜色和银色混杂的浓密胡子。他在长袖布衫外套了件绿色手术衣，外面罩着塑料围裙。面前的不锈钢解剖台上摆着一副用来保护前臂的塑料套袖，还有一双棉手套、一双乳胶手套以及一只戴在不动刀的手上的特殊钢网手套，以防止刀刃不慎偏斜。他急不可耐地要开始了。
“血腥时刻到了！”他绿眼睛里闪烁的光芒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脾气暴躁的怪人。这是他为了给自己的粗鲁无礼寻找借口而刻意树立的形象，眼下这个毛病就要犯了。“你好吗，老兄？”他伸出手来和芬握了握手，“是同一个凶手，对吧？”
“这是你在这儿要告诉我们的。”
“鸟都不拉屎的鬼地方！原以为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地方能找到鲜鱼，这儿就是。我昨晚在宾馆点了鲽鱼。是啊，确实新鲜。新鲜得刚从该死的冰箱里蹦出来，又跳进了油炸锅。上帝啊，我在自己家里也能做！”他看着甘恩，探身从甘恩的胳膊底下拽过文件夹，“这就是和这宗谋杀案有关的报告和照片吗？”
“是的。”甘恩伸出手，“探长乔治·甘恩。”但教授已经转身开始看报告，并摆出了照片。甘恩自觉地把手缩了回去。
“你们能在过道对面的病理室找到头套、鞋套、护目镜、防护面具和手术衣。”
“你想让我们把它们都穿戴上？”甘恩说。芬想，也许他有段时间没参加尸检了。
“不，”威尔逊教授转过身，“我想让你们把它们堆成堆，放把火烧了。”他瞪着甘恩，“我当然是叫你们把这些该死的东西穿戴上，除非你们想感染艾滋或其他病毒。当我们用摆锯切开受害者头盖骨的时候，这些病毒会隐藏在空气中的骨粉里。要么你可以站到那边去，”他朝走廊一侧的大窗户挥了下手，“不过你就听不到我说的任何该死的话了。”
“天哪，”他们在病理室穿上防护服时甘恩说，“我还以为那个首席调查官是最坏的。”
芬大笑起来，随即又停下来。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大笑，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一旦意识到这点，无论他想到什么好笑的事情，都会被重新涌上心头的情感浪潮迅速压下去。他冷静片刻，让自己镇定下来，“安格斯人不错。会叫的狗不咬人，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如果我被他乱咬得了狂犬病，我会吓死的。”甘恩对病理学家的尖嘴利舌仍心有余悸。
他们回到停尸房时，教授已经把照片铺满了几乎所有可利用的角落。他正在检查桌上受害者的衣物。不锈钢桌上盖着一大张白色羊皮纸，用来收集布料上掉落的纤维或变干的呕吐物残渣。受害者生前穿一件带拉链的羊毛衫，里面是一件白色棉衬衫，下面是一条蓝色粗斜纹棉布牛仔裤，一双肮脏变形的大号白色跑鞋放在桌子一端。病理学家已经戴上防护手套，左手拿着一个方形放大镜，右手仔细地用镊子在深蓝色羊毛衫上干燥的呕吐物里挑拣着，“你没告诉我这个受害者和我同名。”
“他们从不叫他安格斯，”芬说，“大家都叫他天使。不管你在哪里寄一封收信人地址为‘路易斯岛内斯天使’的信，他都会收到。” 甘恩探长大吃一惊，“我不知道你认识他，麦克劳德先生。”
“我和他曾在同一所学校。他弟弟在我班上。”
“天使……”威尔逊教授的注意力还在镊子上，“他长翅膀了吗？”
“这个绰号是讽刺性的。”
“啊，也许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人要杀他了。”
“也许吧。”
“逮住你了，你这个小混蛋！”教授直起身，把镊子举到灯光下，一粒小小的像白色念珠样的东西被小心地夹在镊子齿间。
“这是什么？”甘恩问。
“鬼魂，”他看着他们，咧嘴笑了，“一粒药的鬼魂，某种缓释药物的外壳。这种外壳上到处是微孔，让药慢慢渗透出来。这个壳里是空的，这种药的外壳完成使命后有时会在胃里存留几小时。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现象。”
“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芬问。
“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如果这真是凶手的呕吐物，它就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的特别信息。毒性检验也许能检验出药物名称，也许不能，但我们还是有办法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怎么办？”
教授把放大镜举到这个微小的外壳上，“用放大镜确实看不出来，但如果放在解剖镜下，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刻在表面上的数字或字母，甚至医药公司的标志。我们可以从药书上查找到这些标记，以辨别药物名称。这会花费一点时间，但我们会有所收获的。”他把这粒幽灵似的药丸外壳小心地放入一个塑料证据袋，封上口，“你看，我们是现今最聪明的家伙吧。”
“那DNA呢？”芬看着羊毛衫上粘的干结的没有消化的块状食物，猜不出它们到底是什么。看来不管人们吃的是什么，最终看起来都会像麦片粥里切碎的胡萝卜末。“你能从这些东西里提取出DNA吗？”
“哦，我想是的。我们肯定能从唾液中找到口腔黏膜细胞。我们会从口腔、食管或胃里的任何细胞核中找到DNA，它们时刻在脱落，肯定能在呕吐物中找到。”
“时间长吗？”甘恩问。
“如果我们今天下午把样本拿到DNA实验室，提炼，放大……明天上午就会拿到结果。”教授把一根手指放到嘴唇上，“不过别告诉任何人，否则每个人都想这么快拿到结果了。”
芬说：“那位首席调查官说他要采集至少两百个DNA样本，用来和你从这团呕吐物中提取的东西进行比对。”
“啊，”威尔逊教授笑了，胡子竖了起来，“那就要多花些时间了。况且，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不是受害者自己的呕吐物。”
两个身穿白外套、戴着黄色大橡胶手套的助手从过道对面六搁架的冷柜里把尸体推出来，放到解剖台上。天使麦克里奇是个大块头，比芬印象中的还要壮，比芬最后一次见他时重了约50磅。在橄榄球的并列争球中，他绝不会给前排丢脸。他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厚密黑发现在稀疏多了，白发比黑发多。他死后皮肤变成了暗淡的浅灰褐色。嘲弄的嘴唇、所向披靡的拳头现在变得松弛无力，再也不能像童年时那样肆无忌惮地向别人施加精神或肉体上的伤害了。
芬看着他，努力让自己无动于衷，但是天使的尸体仍让他感到紧张，让他胃部抽搐痉挛，让他浑身不舒服。他的目光移到尸体腹部那个可怕的裂口上，一团肿胀发亮的红褐色小肠挂在腹壁裂口外，被一块脂肪挡住了（芬从爱丁堡的验尸报告中知道它叫肠系膜）。好像还有一段气球状大肠鼓了出来。大腿上布满了一道道干结的血印和体液痕迹。萎软的小阴茎看起来像个干无花果。芬转过身，看到甘恩探长面朝房间后面站着，几乎紧贴在窗户上，面色惨白。
威尔逊教授从尸体腿上部的股静脉里取了一点血，又从眼睛里取了点玻璃体液。芬觉得目睹一根针扎进眼睛里太残忍了，眼睛总是特别脆弱。
教授一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一台手提录音机自言自语，一边检查尸体的脚和腿，指出尸体膝盖上有红紫色的瘀青，接着检查腹部的裂口。“嗯，伤口从左上腹部开始，在右下腹部结束，末端渐渐淡化成一道划痕。”
“这点重要吗？”芬问。
教授直起身来，“唔，从凶手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切开腹部的刀刃是从右向左划的。”
芬突然看出了其中的玄机，“爱丁堡那桩凶杀案是从左向右。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凶手惯用右手，而另一个是左撇子？”
“我们不能因此判断左右手，芬，你现在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你可以用同一只手从两边砍，只不过这两者是不同的。”他用一根手指沿伤口上部边缘比画了一下，那儿的皮肤变干后颜色更深了，“爱丁堡受害者的伤口比这更深、更触目惊心，从腹膜后腔把肠系膜切断了。你应该记得，垂在两腿之间的大约3英尺的一团小肠已经有部分被切断流干了。”芬回忆起现场的情景，在人行道上，一道道淡绿色和黄色的液体与血液混合成了大理石似的花纹，发出刺鼻的气味。验尸时，干瘪的小肠变成了一团暗金色的东西，和天使的完全不同。“这里鼓出一片楔形网膜，还有一个球状的横结肠。”教授围着尸体腹部的刀口和里面冒出的东西忙活着，他量了量刀口，“25.5厘米，我想，比爱丁堡案中的刀口短，不过我需要再核实一下。另外，这个人要重得多，攻击他得花更大的力气。”
尸体外表检验转移到手和胳膊上。教授注意到死者两个肘旁都有瘀青，满是油污的手上有旧伤疤。他从有缺口的指甲下面刮下一些黑色污垢，“有意思，这可不像一个和攻击者进行过殊死搏斗的人的手，没有外伤，指甲缝里也没有皮屑。”
对胸部进行仔细检查后发现那里也没有外伤，但脖子上有明显的伤痕，和膝盖与肘上一样的紫红色瘀伤。脖子左侧有排成一列的四个圆形伤痕，其中两个直径接近半英寸，右侧有一个更大的椭圆形伤痕。“这和指尖造成的伤痕一致，你可以看到新月形伤口，应该是凶手的指甲抓伤的，细小的片状皮肤堆积在凹陷处。”教授抬头看了一眼芬，“真有意思，你知道吗，把一个人掐死需要的压力是多么小啊。你不用令其窒息，只要阻止脑部血液向下流动就可以了。促使脑部血液下流的颈静脉只需4磅半的压力就可以切断，而向脑部供应血液的颈动脉则需要施加11磅的压力才能停止工作。你需要用66磅的压力切断椎动脉，33磅去阻塞气管。这种情况下，受害者脸上会布满鲜红的瘀点。”尸体右太阳穴上有一大块紫色瘀伤，他翻开瘀伤下面的眼皮，“对了，还有结膜周围，这表明死亡可能是由于中断静脉回流引起的。” 教授又把目光移回到脖颈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还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的天使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搏斗。一个人在进行自卫时为了把对方的手掰开可能会抓伤自己的脖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看指甲盖下面有没有皮屑的另一个原因。同样有趣的是脖子周围绳子勒的伤痕，从其颜色几乎可以断定他被吊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他走到摆放照片的工作台旁，“看看这些照片里地面上的血泊，再把它与尸体上的血痕和体液痕迹对比，我们可以断定剖腹是在天使被吊上屋顶后进行的，而且是在死后。因此血液没有遇到阻力，只是从伤口直接流淌出来，否则地板上就会留下血液喷溅的痕迹。”
甘恩说：“你的意思是说整个过程是他先被掐死，然后吊到屋梁，最后被剖腹？”
“不，我没说过任何这样的话，”教授不耐烦了，“我只是在自言自语。上帝啊，我们才刚开始这该死的检查。”
助手小心地把尸体翻过来，松弛的肉体从腹部成堆的脂肪中掉落下来，落到冰冷的钢板上。白胖松弛的臀部微陷，布满了粗硬的黑色毛发。脖子和肩膀周围也长满了与阴毛同样紧紧卷曲的毛发。还是那样，除了脖子之外，没有明显的外伤痕迹。
“啊……”教授失望地摇摇头，“我原先还希望能在他肩胛骨下找到翅根呢。”他开始检查尸体的头皮，一点点拨开头发，看得很仔细，像找虱子一样。
“相反，你认为能在里面找到角吧？”芬问道。
“如果找到你会感到惊奇吗？”
“不会。”
“啊……”这次教授终于找到了一点让他不再失望的东西。他走到工具箱边，取出一把解剖刀，又回到尸体旁，剃掉后脑勺上部的一片头发，一块比核桃稍大的紫红色瘀斑露了出来，还有一个按上去软软的椭圆形凹痕，破损的皮肤上面有变干的血迹。“头骨上有道很深的裂纹。”
“有人从背后偷袭了他。”芬说。
“看起来是那样。他倒下时膝盖、胳膊和前额都受伤了，表面上看相当严重。头骨上凹痕的形状表明他是被金属管、棒球棒或者类似的圆柱形物体袭击的。我们打开头骨就会看得更清楚。”
尸体被脸朝上翻转过来，头部枕在一个大小合适的金属块上，威尔逊教授开始剥去天使深藏秘密的外壳。他先做了一个“Y”形切割，从两侧的肩膀向下切到胸骨的某个位置，然后让刀锋顺着胸部、胃和腹部的中心一直到耻骨，这样他从两侧都可以把皮肤掀开，露出胸腔。他先用一把大剪刀剪断肋骨，接着把肋骨从锁骨部位分离，同时取出胸骨，以及人类独有的用来保护脆弱的内脏器官的两扇盾形骨架。器官一个个被取出来了——心脏、肺、肝脏、肾——都被拿到房间另一头的工作台上去称重，并在黑板上记下测量结果。然后这些器官被分割成了楔形物，如同面包片一样，以备检验。
和同龄同体重的人相比，天使的身体状况一般。肺部因常年吸烟被熏黑了，动脉硬化了，但还没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肝脏显示出多年酗酒造成的破坏：呈浅灰棕色，布满结节和瘢痕，这是轻度肝硬化导致的。教授不得不挖透厚厚的腹膜后脂肪才找到肾脏。
胃袋里黏滑的液体被清空到一个不锈钢碗里。芬被难闻的气味熏得退后一步，但威尔逊教授看起来似乎乐在其中。他闭着眼睛，像条狗那样嗅了好几次。“咖喱，”他说，“孜然咖喱羊肉。”看到芬嫌恶的样子，他得意地笑了。
甘恩小声说：“周六晚上8点前后，他在斯托诺韦的巴尔蒂餐馆吃了咖喱羊肉。”
“嗯，”教授说，“真希望昨天晚上我也去尝一下。”
芬厌恶地吐了口气，“闻起来也有酒精味。”
“据目击者称，他从镇上回来后在克罗伯社交俱乐部喝过几杯啤酒。”甘恩告诉他们。
“唔，”教授说，“我得说他胃里的东西相当完整，只消化了一部分。没有明显的药物残渣。乙醇气味显著。不管他吞下了什么该死的咖喱和白酒的混合物，他没有再吐出来。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断定在他衣服上发现的呕吐物实际上是凶手的。”
病理学家开始把肠子从脂肪层中剥离出来，捋直了，用剪刀剪开。排泄物的气味令人作呕。芬极力克制自己呕吐。他听到甘恩大口喘着粗气，转身看到他正用一只手使劲捂住口鼻，显然想坚持到底。
最后，丢弃的肠子被扔到一只桶里拿走了。“没什么特别的。”威尔逊教授说，显然丝毫没受影响。他转向尸体的脖子部位，把“Y”形切口上面的皮肤掀起盖到脸上，露出了两次遭到伤害的颈骨和软组织——先是用手掐，后又经绳索勒，不过他很快证实脖子本身并没断。
病理学家又在尸体后脑勺两耳之间切了道口子，把头皮揭起来覆到脸上，露出头骨。他请芬让开道，一名助手用摆锯锯开颅盖骨，脑髓落到了一只不锈钢碗里。教授查看了一下头骨，点头表示满意，“和我想的一样。左顶骨有一块区域帽状腱膜下出血，2.5到3.5厘米，和头皮挫伤的面积大致相同。少量的深硬膜下出血。顶骨相应的位置骨折，这和我的猜想非常接近。一根金属管、棒球棒或者类似形状的东西，从后面把他击倒在地。即使他不是毫无知觉，也无力反抗。”
芬走到病理学家摆放犯罪现场照片的工作台旁。照片上的舢板棚好像被一位狂热的舞台灯光师给打了灯光，颜色苍白炫目，血液已经变干，成了锈棕色。天使的尸体看起来出奇地庞大笨重，堆积着一层层布满褶皱的青白色的肉。从他裂开的腹部淌出的肠子看起来极不真实，就像60年代二流电影中粗劣恶心的画面。芬脑海里出现了天使最后几小时的画面。
他先去斯托诺韦吃了咖喱羊肉，然后返回内斯，在克罗伯社交俱乐部喝了几杯啤酒。他要么是和凶手一起去了内斯港的舢板棚，要么是在那儿遇到了他，至于何种原因尚不清楚。但不管什么情况，他要么认识凶手，要么对凶手毫不戒备，所以才背对着他，这才使凶手有机会从背后偷袭。他在后脑勺被重击后昏了过去，被人翻过身掐死了。凶手一定是在精神高度紧张、异常激动或者肾上腺素飙升的情况下才吐了受害者一身。
显然，凶手胆子很大。他开始着手剥去天使的衣服，这会费一段时间，鉴于一个250磅重的人死后的分量，这绝不是件简单的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在死者脖子上系上绳子，绕到屋梁上，把尸体吊起来，双脚离地面6英寸多，这一切都说明凶手一定十分强壮。尽管谋杀本身让凶手感到恶心，但他心意已决。时间越久，被抓住的危险性就越大。他一定知道周六晚上舢板棚是年轻情侣经常光顾之地，他可能随时会被发现，这样凶杀就会受到阻碍，而不是通常的性交中断。但他并不满足于害命，还脱掉死者的衣服，然后吊起，再进行开膛剖腹，既费时又麻烦。想到这一切，芬感到很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