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结束,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力规模减小将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又一难题。中国的人口结构是中国近百年发展中特殊的社会经历所形成,经历战争的人已经步入老年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伴随新中国一起出生成长的这些人仍是现今社会中的劳动参与者。新中国以来经历自然灾害、生育潮、计划生育等自然、社会因素的影响,使我国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形成特殊的分布特征。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人口红利”曾经推动“中国奇迹”的发生,而随着红利期的过去,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高抚养比、劳动力数量减少等问题都将可能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持续的低生育率水平将进一步加剧人口问题。为应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开始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2016年1月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同时,研究推进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方案。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研究相关政策的影响,可以更深入看到未来人口转变的经济价值变化,更理性地看待人口减少及老化带来的问题。所以,选择能够综合反映人口信息的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来合理估算和预测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之后,自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2016年我国人均GDP增长下降至6.1%。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过去二十年来,在经济高速发展、教育提高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快速增长。但是未来人口规模的减少和结构的老化将使得人力资本总量不断下降,结构的老化更会相对拉低整体的平均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在此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研究预测人力资本和人口转变的影响更显重要。本文深入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有利于预见人口问题将会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助于分析人口经济相关政策的影响和实施决策。本文主要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预测。本文在预测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分布的基础上,首次采用Jorgenson-Fraumeni终生收入法(J-F方法)来预测未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终生收入法度量人力资本的主要优势在于,方法具有较好的推演性可用于预测,以货币衡量价值使其在时间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能更好的解释人口变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因此,通过J-F方法预测人力资本,对不同情景下的人力资本预测结果比较,能够将人口相关的政策(如生育政策和退休政策等)调整所带来的人口变化全面地反映于人力资本,定量估算出政策的影响,并清晰刻画出对人力资本的影响途径。另一部分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渠道分解。本文将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拓展到渠道研究,使研究不再停留于人口数量,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抚养比和年龄组等简单的结构变量影响上,避免人口变量参数估计偏差较大且不稳定的问题。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主要通过其他经济增长要素间接影响经济,所以有必要将该研究深入到渠道研究。根据计量方程的估算系数,结合人力资本预测的结果,考虑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作,定量测算各情景设定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此,综合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和延迟退休共同作用将会带来的影响,进一步优化政策安排。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4章。本文第3章,基于J-F方法构建人力资本综合指数预测体系。该预测方法可以对人力资本进行长期预测,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本文对未来人力资本的估算是以J-F方法为整体框架,根据各参数历史数据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预测方式,设定人力资本估算参数的未来值,以此计算未来的中国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其中,分城乡、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细分人口为人力资本估算的主要参数。本文采用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预测2011-2060年中国的细分人口数量。并通过生育率参数设定模拟不同生育水平下延迟退休将带来的劳动力数量、质量、分布结构的变化,预测结果发现,随着“全面二孩”的实施,若未来总和生育率水平可提高并维持1.6,我国劳动力数量将在未来15年里逐渐下降至8.13亿,实际有效劳动力达到6.62亿,之后快速下降;到2030年,如果实现延迟退休至65岁,则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比当前政策下提高20.72%,实际有效劳动力供给将提高9.60%。退休政策能够较快地提高劳动力供给,2046年之前其提高作用将大于提高生育率至1.93。其他参数设定在不同情景下一致,可用于情景模拟分析,来定量估算政策的影响效果。本文第4章,定量估算生育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本章是基于文中第3章所提出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预测体系,通过人口预测模型中的生育率参数设定,模拟生育政策调整时可能出现的2015-2060年中国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变化情况,以反映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分布等方面将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放开的作用程度,本研究设定低(1.30)、中(1.60)、高(1.93)三个生育率情景,定量分析不同情景下未来人力资本总量、人均量和结构的变化。分析发现,中国放开生育政策一方面能够减缓人力资本总量的下降、增加未来人力资本储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人均水平、优化年龄结构。如果生育政策可以将总和生育力提高并维持在1.60,则人力资本总量的将在2038年达到峰值412万亿元(1985年不变价格),总量的下降与低生育率情景相比可推迟7年。如果生育政策可以将总和生育力提高并维持在1.93,则在2060年前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缓慢上升至492万亿元。本文第5章,研究不同退休年龄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发现退休年龄延迟将从微观个体和宏观总体全面影响中国的人力资本,并且对未来人力资本积累还存在激励机制。选择使用J-F方法度量人力资本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退休年龄推迟的影响,按照此体系算法预测不同退休年龄下未来中国2015-2060年的人力资本状况。结果显示,如果在2032年实现65岁退休政策,则(与退休政策不变相比)我国总人力资本可提高21.7%,劳动力人力资本可提高24.4%;人均人力资本可提高4.6%,劳均人力资本可提高3.1%。考虑就业率的情况下,实际有效劳动力的增加大约为0.56亿,若在十年内渐进实施,可以逐渐弥补新生人口的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从微观个体人力资本来看,延迟退休政策下,高学历群体的个体人力资本提高更多,从而有助于激励个人人力资本的投资。但是,对于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群体,如果推迟退休年限较短,会在一段时间内带来人均人力资本的下降。同时,延迟退休还是新生育政策的有益补充,一方面弥补生育政策带来的近期内的劳动力和劳动效率降低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使未来我国人力资本达到新生育政策的预期水平。本文第6章,基于Hall and Jones(1999)设定包含人力资本的简单Cobb-Douglas生产函数,推导并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构建发展框架(Development Accounting Framework)下的中国省际空间面板模型。使用1995-2015年28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Fix-Effect)计量模型,估算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且关系稳定;通过数据计算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可以综合为两个关键变量,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W和主要劳动力(35-54岁)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P,两变量均对人均产出有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10.026和1.911。模型也使用了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比较稳健。根据理论模型推导,可分解为四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依次为:人力资本、储蓄率、就业率和TFP。其中,人力资本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渠道;W变量通过各渠道的影响大小与总影响一致,P变量通过TPF渠道的影响较大,仅次于人力资本,大于储蓄率和就业率渠道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1995-2015年期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所有渠道形成的总影响可以使此期间人均GDP年增长7.47%。但是,随着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这两个关键变量的数值发生转折性变化,从上升变为下降,将给未来15年里的年经济增长带来-4.88%的负面影响,再之后的30年带来-2.244%的影响(总和生育率为1.60的预测结果)。考虑未来生育政策和退休年龄政策的调整,预测结果发现:生育政策放开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一定负面影响,随时间逐渐减弱,到2050年后消除;而延迟退休年龄通过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正面影响,可以减弱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此弥补生育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