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合法性按照韦伯的观点可以理解为指统治的权威被认可的程度。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可以从合时效性、合理性和合法律性来进行考量。本文试从学理层面对政府信息监管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将父母对孩子的信息接触监管行为与政府对公众信息监管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类比，论证了政府的信息监管的合法性边界，认为政府“家长制”的信息监管不具有合法性基础，会侵犯个人的信息自由，同时也潜藏着愚民教育的危险。而在新媒体时代，政府企图以“家长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合法性按照韦伯的观点可以理解为指统治的权威被认可的程度。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可以从合时效性、合理性和合法律性来进行考量。本文试从学理层面对政府信息监管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将父母对孩子的信息接触监管行为与政府对公众信息监管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类比，论证了政府的信息监管的合法性边界，认为政府“家长制”的信息监管不具有合法性基础，会侵犯个人的信息自由，同时也潜藏着愚民教育的危险。而在新媒体时代，政府企图以“家长制”的方式进行信息的监管已经不合潮流，政府与公众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随着社会力量的崛起将转变为政府、社会与公民的三方互动关系，因此，信息监管的职能应向社会力量一方倾斜，政府信息监管的合法性边界将回归到捍卫最基本的法律底线。
其他文献
本文以分析网络舆论监督的特征与作用为目的，选择案例“表哥”杨达才事件进行研究。文中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分析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网络舆论监督具有集中性、互动性和一致性等特征的结果，并证实了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和积极性。最后对网络舆论监督的特征和作用进行分析、总结，得到结论：网络舆论监督是我国现阶段舆论监督的主要方式，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应加以坚持和健全。
近年来舆论监督愈加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在调查监督、深度报道方面，传统媒体经过与新媒体的内容融和，正在重新崛起。人们通过微博等关注公共事件、监督公权力，促进了民众参与，也暗含危机：民众声音很大但缺乏制度性支撑而力量有限；即时表达活力四射但也夹杂着个体情绪与群体极思；杂乱中去中心化与对现存中心的被动承认并存。
由于微博平台为大众提供了较低成本的信息发布平台，对公权力尤其是官员的监督成了微博平台的热门话题，“微博反腐”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呈现不同的景象。本文以“福建表叔厅长”事件为例，分析这两类不同的舆论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流动方式。
2012年11月网络上便爆发了轰动全国的雷政富事件，最早的爆料来自朱瑞峰的“人民监督网”，于是民间舆论监督网站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从李新德2003年创办“中国舆论监督网”算起，中国的民间舆论监督网站到现在已经有十年历史。在这十年里，民间舆论监督网站有过很多打倒贪官污吏的光荣，也有各种被指责“敲诈勒索”的耻辱，几乎所有的民间舆论监督网站都曾有过被封杀的经历。本文主要概述了这些民间网站的发展情况，思考
转型时期的中国日新月异，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而在当今这个由网络所塑造的数字化时代，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现实与虚拟的二元交织，很多重大事件，必然折射于网络——这个嵌入到大众中央的透视镜上，从而催生了网络舆情。公共事件与网络舆情的共生往往会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的力量。本文就以南京法梧被砍事件和青岛“移坪种树”事件为例，探讨公民是如何将自己的心声表达推至政府的视野，实现网络民意与政府回应的正面
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最新技术应用的扩散及其物理载体的普及，使拥有自媒体的个人影响力与日俱增，个人主体性的彰显是这轮趋势的核心特征。在拥有众多关注者的开放环境中，非组织化的个人新闻生产或者爆料的过程，是言论自由与媒体责任的双重变奏。本文研究对象为知名时事评论员周筱赟，他曾经成功爆料过多起公共事件，为维护公共利益，履行意见领袖的社会责任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舆论影响力不断扩大，荣获“2011年天涯社区年度
在转型社会中如何拓展言论空间，我们既需关注复杂的现实图景，亦需借鉴缤纷的理论学说，同时还应充分吸纳已有历史资源。作为近代中国最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终其一生始终积极争取言论自由以求“监督政党”。梳理其行至和思考可以发现，胡适认为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获取途径不是“天赋的”而是要“自己争取”，将“惯于争取”与“讲究技巧”进行有机统一，才是拓展言论空间的基本路径。这一理念既是民主宪政文化体
乌坎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地方政府信息传播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经过总结对比分析乌坎村民充满智慧的信息传播策略，可以发现地方政府部门在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及处置方式上存在着四项教训：一是内部信息沟通不畅；二是在沟通过程中缺少替代性的传播渠道；三是官话套话等导致表达效果差；四是前后传播不一致。要认真汲取教训需做到：内部通透，充分交流；多方沟通，广开言路；真诚对话，言之有
2011年底持续的灰霾天气让PM2.5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影响通过微博等网络平台逐渐扩大,成为人们非常关心的公共话题.从人们开始认识PM2.5,到是否应对其进行强制监测的论争,再到2012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最终将PM2.5纳入强制监测范围,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民意的呼声需要媒体进行传达,在这场论争中,媒体显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以财新网对PM2.5的报道为例,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
张金柱的死刑判决在中国内地社会引起的巨大争议，至今争讼不断。张金柱案本身似乎也已沉淀为媒介审判、新闻杀人的典型。本文通过对大河报张金柱案报道的内容分析和张金柱案实际司法运作的考察，将张金柱案的报道与媒介审判做了切割，并在此基础上对张金柱案中公众意见与司法审判的互动关系及媒体舆论监督效果异化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最后对新媒体环境下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略作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