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各级地方政府为优先保证经济发展,耕地保护远远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各类资源倾斜于经济发展,使得耕地乱占现象频发,耕地质量降低严重,耕地保护形势严峻。尤其“三调”数据更新以来,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方案》等文件,使得耕地保护中的违建问题再次成为近期工作重点,农村地区成为耕地保护工作的矛盾聚焦地。为何农村违建屡禁不止?为何违建与耕地保护冲突频发?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遏制住耕地保护中的农村违建势头,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本文以惠阳区为案例,对其耕地保护中农村违建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现场调查、数据梳理等方式,整理惠阳区耕地保护及农村耕地违建现状,分析并总结惠阳区农村耕地违建特征及类型,从法律体系角度、政府角度、农村固有思维角度及客观经济发展需求角度分析惠阳区耕地违建频发的原因,并针对性提出改善对策。通过对惠阳区耕地保护中农村违建现状进行调查,发现与“三调”数据相比全区耕地面积减少了4533.37公顷,耕地的保护形式严峻,耕地面积缩减迅速,主要以耕地为生的农户数量逐渐减少;惠阳区耕地违建占违建面积比重大,且呈现上升态势,对于粮食安全、违建管理都存在较大挑战;惠阳区农村耕地保护政策缺失,区政府采取的耕地保护措施单一,任务考核指标模糊,农村耕地保护效果不理想;惠阳区农村耕地违建数量逐年增多,耕地违建区域较为集中,一户多宅情况普遍,建房超标问题严重。同时,对惠阳区农村现有耕地违建类型进行了划分,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设施占用耕地、经营性用地占用耕地、设施农用地占用耕地、私人住宅占用耕地四大类。对惠阳区农村耕地保护环境下的耕地违建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归纳为四大因素:一是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未延续上级部门法律体系建设、现行法律处罚力度不足、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二是政府执法监管方式粗放,主要表现为规模指标覆盖不足、执法监管力度薄弱、相关审批手续繁琐、村庄规划严重滞后;三是农村居民固有之风难根除,主要表现为村民意识相对落后、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分户必建房现象仍严峻;四是现有制度弊端与经济发展导向,主要表现为村级未建立财政体系、责任划分混乱、耕种经济效益低下、农村外来人口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