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事业的推进逐渐由起点公平向过程公平过渡,教育公平研究的重点也逐渐从机会公平转向质量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动,人口流动限制逐渐消除,这为农村人口向城流动提供了可能。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得到改善,在子女教育选择上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陪读成为他们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可选择的一种渠道。农村家庭在考量家庭经济条件与教育环境氛围的基础上,希望通过陪读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以期提高子女未来的竞争力,促成家庭阶层的流动。近几年,中部省份样本县——芸县农村家庭规模性陪读重心的起点由高中阶段已经下移至小学阶段,导致县城优质学校附近形成了一个极具规模性的居民“村落”——陪读村。在功能上,它由传统的普通居民居住社区转型为兼具居住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农村陪读家庭聚集区;在容纳度上,陪读村中的陪读房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吸纳村民的能力得到扩增,呈现出新型的农民群体进城聚集现象。本研究试图深入芸县陪读村,通过田野观察对陪读村展开调查研究,收集农村进城陪读家庭整个陪读决策全过程的资料,重点探究农村家庭陪读的起点、过程以及结果,呈现陪读村在个体表达上的生命周期。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家庭进城陪读具有阶段性和规模性,不同阶段陪读家庭规模性迁移在时间发展维度上阐释了陪读群体及教育结构演变对农村家庭陪读决策的深度影响;第二,农村家庭陪读过程凸显了父辈强烈的教养意识,从而带来陪读职能的多样化,并衍生出了多元化的陪读模式,该背后彰显了家庭进城陪读的单向行为逻辑,这与已有经验研究中对弱势家庭家长养育中的失位大相径庭;第三,农村家庭进城陪读结果存在主观评定与他人评定的差异性,这也影响了整个陪读家庭进城陪读的生命周期;第四,农村家庭进县城陪读对整个学校教育系统而言,加速了农村教育县城化倾向的进程,促使农村籍学生能够获得县城优质的教育资源;第五,农村家庭进县城陪读对农村其他家庭而言,会促使原先不陪读的家庭被迫进入陪读的圈层,拓展了陪读家庭的筛选功能,在农村家庭陪读现象升级后,农村遗留下来的学生成为了农村中的“留守学生”;第六,农村家庭进县城陪读使得被遗留下的学生只能继续在乡镇接受较差的教育资源,在教育劣势不断累积的过程中被迫退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