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正义”一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论题。自柏拉图以来,很多哲学家都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发。本文旨在通过对休谟的正义思想及亚当·斯密对其的继承和发展的考察,来切近地理解和反思西方近代的正义思想。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意义,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休谟和斯密对社会契约论思想的批判。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影响深远,休谟和斯密在阐述自己正义思想的时候都对霍布斯和洛克的契约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休谟以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对自然法、自然状态、诉诸理性的自由以及政府起源的契约过程进行了否定与批判。他认为契约论思想中将很多无法用经验加以验证的东西,通过预设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没有道理的。他对契约论思想的批判,从本质上看是对理性主义批判的一种延伸。他的经验主义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将经验主义带入到对正义问题的思考中,使得他的正义思想的论证具备了更强的逻辑性,斯密在批判契约论思想时,很明显地继承了这一点,从逻辑推断的角度对契约论思想中关于政府起源的相关解释进一步展开了具体而详细的批评性分析。第三部分是从休谟与斯密在讨论正义思想时共同借助人性考察的角度入手。休谟通过对人性的考察来解释正义的起源,在这一过程中他引入同情理论,借以实现了在自私的人性下使正义的成立得以可能,他的同情理论被斯密所继承并有所发展,同情理论是贯穿《道德情操论》的重要思想内涵,斯密通过“合宜性”这一概念,对人的五种激情进行了区分和考察,将在休谟那里可有可无的旁观者,进一步确立了“公正的旁观者”这一纯粹客观中立的存在,使得他的同情理论获得了圆满自洽。同情理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了道德评判的标准,斯密与休谟道德评判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认为道德评判标准的预设前提不应该是行为的效果,而是行为的动机。他对道德判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休谟通过区分人为德性和自然德性,确定了作为人为之德的正义德性具有优先性和必要性,斯密在这一点与休谟相契合,也将正义定义为一种德性,并说明了正义的强制性和优先性。第四部分别讨论了休谟和斯密赋予正义思想的效用。休谟提出了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三个正义法则,通过他对政府的起源,以及政府的职能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正义的规则奠定了政府得以成立、权威性何以树立的基础,休谟的正义规则以财产权作为理论核心,使得财产权被以核心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财产权获得了法律的抽象性,正义规则在这里也获得了法律制度的价值。这一点是为斯密所继承,斯密通过从制度层面对“公正的旁观者”加以认识,使得正义规则的制度价值在他那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又通过仁慈与正义两种美德的对比,从正义的消极性和强制性入手,把正义作为社会大厦的支柱,认为消极性和强制性使得正义成为人们参加社会活动时的底线原则,社会整体利益在潜移默化中就得到了扩充,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增加社会公益的观点。论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对休谟与亚当·斯密正义思想的理论影响进行延伸性的分析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