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知识分子身份的生成有着独特的现代性场域，现代意识的产生使知识分子阶层独立出来，而30年代北平的政治经济环境为京派知识分子提供了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京派知识分子在“象牙塔”内构筑着文学的自由梦想，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的知识分子交往空间。京派知识分子是不折不扣的文化贵族，其精神特质在于自给自足。在价值体系上，他们信奉道德人文主义的人性论，并提倡“无所为而为”的人生观。在社会角色上，尽管他们身在“象牙塔”之内，但却始终没有摒弃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他们是书斋隐士，他们提出，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在学术理想方面，自由成为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他们甘愿成为站在主流之外的边缘人。在交往原则上，和而不同成为他们之间的共识，既有同声酬唱，又有自我坚守。在审美理想方面，京派知识分子提出应当将艺术与人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倡导“生活趣味化”与“人生艺术化”，特别是“人生的艺术化”原则，几乎成为指引京派知识分子精神方向的一个坐标。京派批评是一种“审美批评”。京派审美批评的特质从本质上讲是由京派知识分子文化贵族和知识精英的身份所决定的。在京派批评的审美机制中，他们秉承的是超然自持的审美者的立场，其核心意义在于将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之外的纯文学活动。在批评过程中，京派批评家始终保持着一份文化贵族的自尊和对批评的真诚，在这种基本态度的观照下，京派批评家尝试运用印象主义批评的方法，将自我植根于批评对象之中，追求一种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精神同构”。在批评文本的艺术性上，京派批评追求的是一种诗意唯美的文学表达方式，在批评文本中彰显自我风格，重视创造在批评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京派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范式的最显著特征。京派知识分子特殊的文化身份最终形成了京派批评的独特样态，但民族救亡的社会语境注定了京派批评的文化命运，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则是由于京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和批评理念超越了时代能够承载的文化水准，从而形成一种时代的“错位”。京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贵族的身份显然与硝烟弥漫的年代极不协调，他们向往成为“地道的文人派”，鄙视功利主义的“白相文学者”，却又不得不在“象牙塔”与“十字街”之间徘徊不前，在艺术上他们欣赏“日神精神”与“崇高之美”，却又在“求生”与“求胜”之间举棋不定，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京派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文化身份与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京派这种文化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的审美主张仍然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从40年代的“九叶诗派”一直到当代文学，这一流脉从未隔断。京派批评及其知识分子精神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深入分析了文学批评在当代发展中所呈现的理论缺席、失语化等危机之后，我们希望能从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京派知识分子身上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审美性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应当成为指引文学批评找到彼岸的一条必由之路。现代性中的审美层面具有文化救赎的功能，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论证审美批评是一种既能反观自身又能指引他者的批评模式，因此，在当下的现代人文语境中，重建一种新的审美体系也许能够成为使当代批评走出困境的一剂良药。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及文学本身边缘化的局势也对当今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知识分子应当培养自身的主体意识、角色意识、反思意识，而这些方面的精神质素或许我们能在京派知识分子身上寻得共鸣，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