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两汉帝王对《尚书》的重视与推崇，汉代帝王推崇《尚书》，他们积极研习《尚书》，将《尚书》奉为他们治政的重要参考，并在推动《尚书》学的发展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两汉三十五位帝王中，有文献记载的研习过《尚书》的便多达十一位，其中有五位帝王在太子时期便已师从《书》学大师研习《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帝王亲自撰写《尚书》学著作之例。汉代帝王在其布政、施政的过程中常依《尚书》古义，在统治者的诸多政治实践中都透漏出了明显的《尚书》学思想。汉代帝王对今文《尚书》学发展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而两汉帝王对《古文尚书》学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两汉帝王的诸多举措，为《古文尚书》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助力。汉代帝王对《尚书》的重视，集中表现在他们为《尚书》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上。西汉文帝刘恒是汉代搜求《尚书》第一人，文帝时，晁错受命前往伏生所受《尚书》，后被擢升为博士。此后，景帝刘启、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平帝刘衎以及东汉的光武帝刘秀、章帝刘炟、安帝刘祜、灵帝刘宏等都在搜求《尚书》、立《尚书》为学官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不仅如此，汉代帝王还尊崇与重用《尚书》学大师，如武帝刘彻从児宽问《尚书》一篇，首开汉代帝王以《尚书》学者为师之先河，此后，《书》学大师夏侯胜、欧阳地余、孔霸、郑宽中、牟长、桓荣、杜林、何汤、桓郁、桓焉等等都因以《书》授帝王而备受推崇与重用。汉代帝王的推崇与重视，为汉代《尚书》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汉代经师地位的提高，也极大地调动了儒生治《书》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尚书》的普及与发展。汉代帝王重视《尚书》、研习《尚书》、并为推动《尚书》学的发展做出了诸多努力，其最终目的在于依《书》治政，以《书》学思想为指导来布政、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