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学”是由美国著名新左派生态学者默里·布克钦(MurrayBookchin)开创的重要生态思潮。它着重从社会制度方面考察生态困境的成因，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等级制条件下人对人支配（社会支配）向人对自然支配（自然支配）的扩展，并提出建立以重建非等级社会来重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生态重建方案。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在实质上是生态无政府主义。　　与社会生态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同样从来都反对就生态而论生态，同样重视生态困境的社会成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同样是“社会的”生态学。但是，与社会生态学根本不同的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社会成因是私有制及其条件下的资本逻辑，而非等级制及其条件下的等级支配;第二，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的实质归结为人对人、人对自然的阶级剥削（社会剥削与自然剥削）及其相互强化，而非人对人的等级支配及其向人对自然的等级支配的扩展;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物质变换的无产阶级总体革命，最终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是通过立即废除民族国家和政府，代之以市镇自治制下的面对面民主和分散化的小规模经济等生态无政府主义“革命”建立的生态共同体（生态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归结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是指向消灭私有制及其条件下的资本逻辑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社会生态学的生态批判则是指向消灭等级制及其条件下的等级支配的、不彻底的政治生态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变革，是以生产方式根本变革为前提的经济变革、政治变革（废除政治性国家）、文化变革（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社会变革（消灭旧式分工、消除“三大差别”）、技术变革（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变为“同一门科学”）与生态变革（消除异化劳动，消除生态异化，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物质变换）相统一的总体革命，是建筑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上的对生态未来的科学预见，其中无产阶级通过解放自身来解放全人类和解放自然的阶级革命贯穿始终;而社会生态学的生态变革（生态无政府主义计划），绕过生产方式根本变革（尤其是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排斥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幻想通过实行市镇自治制（公社自治与生态自治）下的“面对面民主”（草根民主与“生态民主”）和平等互补的伦理文化等措施立即废除民族国家和现代政府，以根除社会支配与自然支配，因而是无根的生态乌托邦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社会生态学在生态批判和生态建设上的分野，渊源于二者在哲学基础——自然观上的分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说到底是具有鲜明实践品格和特定社会历史规定性的人化自然观。在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看来，自然是一个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自然范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范畴、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相统一的总体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人类实践（尤其是生产劳动实践）的对象性关系。在这样的总体自然概念和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理论语境中，生态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成因在于特定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下的特殊劳动（异化劳动）和特殊人化自然活动，在于自然的特殊社会形式，在于人把自然当作“纯粹有用的对象”。即，在于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将生态异化发展到了极致。这样，在根本变革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消除异化劳动、合理地“人化”自然、消除自然的异化的社会形式和重构人与自然的全面对象性关系，就成为消除生态异化、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的唯一现实途径。反观社会生态学的自由自然观，“第一自然”（非人造自然）、“第二自然”（人造自然，主要是人类社会）、“第三自然”（“自由自然”）概念和“辩证自然主义”倡导的人在自然进化中的“管理员”、参与者角色等理论，是其核心内容。对自由自然观而言，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是有差别而又相互统一的自然，第三自然是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在持续进化过程中最终融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宇宙自然，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应是人类自觉地促进自然进化。从表面上看，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和合理地“人化”自然的思想本质上无异。但是，社会生态学所主张的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是建基于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整个自然进化本身具有持续增进整体性的“目的性”、“定向性”或“潜能”（即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在经历分裂后不断趋向融合的“目的性”）上的“统一”，是准神学目的论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这一准神学目的论视野中，第一自然本身是充满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其中的生命物之间、生命物与非生命物之间是平等、合作和互助互补的，而第二自然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对人的等级支配则不仅背离了第一自然进化所呈现的平等、互补原则，而且将其扩展为人对自然的等级支配，从而偏离了自然进化的正轨，制造出严峻的生态危机。因此，社会生态学强调人在自然进化中的适当角色是通过重建社会（消灭等级社会）“重新进入自然的整体进化”，从而促进自然朝不断实现其增进整体性的“潜能”这一正确方向进化。显然，在社会生态学的自由自然观那里，“辩证自然主义”不过是以人道主义服务于、服从于自然主义的非辩证的“辩证自然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通过对社会生态学的批判性考察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哲学基础、现实批判和未来设想等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社会生态学展示了布克钦对现代生态困境的另类思考，是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的。尤其是它着重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不合理的社会一政治结构（等级制）造成社会支配和自然支配所展开的生态批判，不仅超越了仅仅将生态危机的社会成因归结为伦理（价值）或哲学困境、进而展开单纯的伦理（价值）批判或哲学批判的环境伦理学派，而且直接为之后的环境社会学提供了学科基础，为美国环境正义理论和环境正义运动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同时，它也看到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上越来越严重的全面不平等，看到了由生态灾难引发社会变革的潜在可能。但是，由于它(1)不是从现代大工业过程中产生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的工人阶级那里寻找革命主体，而是一味诉诸于人的自发性、自觉性和理性“潜能”，(2)不是从“人—社会—自然”所构成的总体辩证运动实践地、唯物地和辩证地把握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从生态学法则类推出某种“完美”、“永恒”的社会组织原则（将社会“自然化”或“生态化”），(3)不是从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而是秉承黑格尔“历史哲学”从“潜能—现实”的抽象辩证法（观念模式）来理解历史趋势（生态未来）——所有这些都使得它注定只能成为一种无根的生态乌托邦学说。社会生态学的政治立场——生态无政府主义，更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立场，它所谓的为争取人类与自然“自由”、为“拯救”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革命，实际上不过是空有道德感召力的超革命幻想的意志主义。而作为社会生念学创始人和最重要代表人物的布克钦本人，则是一个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马克思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对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央政府的主导，防止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乌托邦思想;同时，要努力实现国家（政府）、市场（企业）、社会（民众，环境非政府组织等）的良性互动，形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合力;最终，追求的生态文明必须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唯有如此，才能稳定、有序、有力地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