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8世纪中期德国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戈特霍尔德·埃夫赖姆·莱辛通过戏剧表达的对时代精神的认识和思考贡献卓著。莱辛的戏剧理论集中在他1756年前后与两位友人关于悲剧的通信讨论和《汉堡剧评》中,他的戏剧创作则贯穿其一生。本文以此为对象展开研究始于一些现实的“问题”,包括莱辛零散的思想表达与系统性思维之间的矛盾,其创造性活动的变换不定和前后不一致,以及在研究者中引起的巨大分歧。在维塞尔看来,这是莱辛身处启蒙运动转型时期思想危机的表现,它指向18世纪中期感性对理性冲击的扩大,以及理性主义范式和经验主义范式之间的冲突。对莱辛而言,他的思考和表达方式是他愿意在各种相互矛盾的生长性范式中寻找某种可以接受的真理,以便在形而上事物与经验-历史性事物之间达成调和的一种尝试,具体到他的戏剧活动,便体现为在理论上以批评的方式展开对话,从而接近真理;创作上既教化道德又在与社会现实的紧密关联中揭示理性真理的局限和边界。为还原莱辛思想“生长性”的面貌,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按照书信、剧评和创作的顺序梳理和分析了莱辛戏剧理论的脉络和发展,解读其戏剧创作在形式上的追求和内容的意义,讨论其中蕴含的启蒙问题,并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莱辛对戏剧的理解与启蒙的关系。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通过梳理莱辛在德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以及学界对莱辛戏剧理论和创作的研究成果,明确了研究基础、理论依据和研究路径。第一章以《关于悲剧的通信》为研究对象,探讨悲剧情感与启蒙问题。在戏剧理论上,莱辛早年与友人的通信讨论围绕悲剧的情感和目的展开。他反对尼柯莱将悲剧局限于感性领域的做法以及门德尔松关于赞赏的论述,以一种卢梭意义上的前理性的同情作为道德感的基础和悲剧应当激起的唯一情感,竭力维护悲剧教化的普遍性。在他们争议的背后,是对人性高低的不同理解,以及启蒙的两种不同方式。通信讨论同时揭示了莱辛推动一种特殊的启发论辩式交流的意义,三方共同参与下的通信讨论是对启蒙运动中诸多分歧的表达和修正的尝试,反映了18世纪中期日渐变化的思想格局。第二章以《汉堡剧评》为研究对象,从面向公共生活的角度探讨戏剧与启蒙问题。首先汉堡民族剧院的创立、经营和莱辛剧评写作、出版的过程和结果,显示了公共性的戏剧活动的价值和局限。其次从剧评涉及的戏剧理论的内容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准绳是贯穿整个《汉堡剧评》的一条主要线索,莱辛的批判方法在于察谬辨真。一方面,他重回《诗学》对悲剧情感的理解,将社会正义的维度纳入怜悯当中与恐惧并置,解决了道德情感向道德行为转化的动机问题,并通过适度的净化在理性与情感之间进行了调和,悲剧情感启蒙的公共性体现在其方式和目的上;另一方面,《诗学》维护古希腊以“命运”为核心的生命体验,以及建立在人的有限性基础上的伦理实践,《汉堡剧评》则主张戏剧情节围绕真实性和性格展开,强调以情感的效果实施道德教化,同样以调和的方式既坚持了莱辛作为启蒙哲人对理性的信念,又凸显了其对情感功效的倚重,而他对英、法戏剧的批判与继承,对悲、喜剧界限的看法,以及对市民悲剧、民族戏剧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也都可以涵盖其中。在作为整体的戏剧观念上,《诗学》旨在培养个人正确的情感回应,《汉堡剧评》则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再次,莱辛的戏剧实践属于18世纪公共领域崛起的一部分,他致力于培养“趣味”以创立德国文学并塑造德国民族性的设想,明显与卢梭关于戏剧和公共生活关系的理解差异巨大。第三章研究莱辛的戏剧创作与启蒙问题。除了早年主要创作偏向讽刺的喜剧作品以外,莱辛中后期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途径思考严肃的戏剧主题。在形式上他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首创了市民悲剧,但随后他的戏剧创作并没有就此固定在这一特定的体裁上面,从一开始,他就不断突破喜剧、悲剧乃至市民悲剧的种种限制,最后甚至以一种不那么严格的戏剧类型——“戏剧体诗歌”作为创作的结束。莱辛对剧作形式的考量和运用服务于他探讨启蒙问题、追求启蒙理想和真理的需求,是他整体思想的组成部分。通过戏剧创作,他将思考的领域由对周围事务的嘲讽扩展至家庭生活、政治国家、宗教历史等各个层面,在个体心灵与经验世界的关联中考察启蒙精神和道德伦理的限制性因素,寻找真理的样式,并由此反思启蒙。他通过戏剧创作对启蒙问题的思考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唯一的客观真理与价值多元之间的冲突,其二是对人类理性限度和经验生活价值的认识,其三是真理的形式与人类的教育。莱辛的思想危机在于既坚持启蒙理想的真理目标,又意识到经验生活中理性的无效,他对启蒙的内在问题以及戏剧与启蒙关系的总体理解建筑其上。在他看来,戏剧乃是人类处于认知水平低下的阶段实施教育的有效方式,将通过情感的激励并经由历史的进步最终引导人们实现道德的完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莱辛进行戏剧理论探索和创作的根本动力在于他试图发现和传递真理的愿望,围绕戏剧可以具体落实为:真理、人性和戏剧的启蒙教化。他的戏剧理论和创作实践服务于他启蒙教化的整体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