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早已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赵树理方向”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它的发展本身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烘托、与解放区革命文艺运行机制对其作品所产生的浓厚的阐释兴趣、以及农民的时代张扬性等因素有关。把赵树理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角色、人格领域里释读,这是过去赵树理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个视角,研究者们通常把他看作“农民作家”,或认为他是时代政治的产物。然而,我们只要仔细地审视赵树理的社会理想建构、批判性的角色自塑以及人格表现,就可看出他并非“农民作家”、时代政治产物这样简单的定义就可以概括了的。 本文着力探讨的,是作为介于启蒙者与代言人之间的知识分子的赵树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并对农民产生浓厚情感的赵树理,受到“五四”理性精神的熏陶,30年代就形成文学大众化的主张,开始探索新文学如何通往乡村社会启蒙民众的通道。赵树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立足于农民文化,考虑到接受对象、表现内容和承传方式的特点而踏上启蒙农民的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的反映与农民的时代张扬性,使得政治革命团体对其作品产生浓厚的阐释兴趣。为农民根本利益着想的赵树理不适应聚光灯下的吹捧,为了自由书写农民,演绎了“逃离”“权力”“范式”、提倡业余创作的“游离者”、疏离“体制”的“农民代言人”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这体现出赵树理对内在信念真实理想的坚守,表现出敢于说真话,具有大无畏勇气的知识分子的“内方外方”人格。 论文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作为知识分子的赵树理把专业理想(作家)和社会理想(启蒙民众)相结合的文化重建。受到“五四”理性精神熏陶的赵树理立足于农民文化,在文化建构中考虑到文化承传的对象、内容和方式的特点,从现实问题入手写作,创造出一种中介式文本,打通了农民的心灵通道,实现着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社会理想。第二部分主要论述赵树理在主流意识形态放逐下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自塑。赵树理克服“五四”启蒙者与大众之间存在隔膜的内在缺陷,其创新性的启蒙得到农民的呼应,也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史诗性“文学范式”的要求、解放后所得的“名利”以及被编制的“专业作家”等各种名誉的笼罩,使赵树理难以自由地书写农民,从而“游离”“权力”,演绎了“游离者”的身份,体现出其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特性。当他发觉农村政策有损于农民利益时,就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疏离“体制”,体现出其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