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国医大师临证处方用药剂量的特点与规律。方法：选取国医大师与对比医家的临证处方，采用地区、流派、朝代等分组对比形式，运用传统文献学与方剂计量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方剂计量学用药剂量指标的统计分析，从中显示出国医大师在用药剂量方面与对比医家的异同。结果：(1)国医大师每方平均用药数为12.61味，方剂用药总量均值为12.64，用药总量标准差为4.87，方剂单药量均值为1.02，单药量标准差均数为0.48，最大单药量均数为1.88，最小单药量均数为0.45，其中张琪、任继学、郭子光、裘沛然等用量较大，班秀文、方和谦、何任、张灿岬等用量较小，在方剂用药总量均值中张琪（19.43）最大，何任（7.9）和班秀文(6.82)最小，用量总量标准差任继学最大，方和谦最小，在方剂单药量均值中任继学（1.44）和郭子光（1.44）最大，班秀文最（0.69）最小，在单药量标准差均值中任继学（0.86）最大，方和谦（0.23）最小，最大单药量均值中任继学最大，方和谦最小，最小单药量均值中郭子光最大，张灿岬最小。在各国医大师综合聚类分析中，可见张琪聚为一类；何任、张灿岬和班秀文先聚为一亚类，再与张镜人、周仲瑛、方和谦、路志正、颜德馨聚为一类；李振华、唐由之和裘沛然、郭子光、李济仁聚为一类。(2)按行医地区分类，发现东北区国医大师六项指标值最大，而中南区与华东区相近。经方差分析，不同地区国医大师之间，其方剂用药总量标准差均数、单药量标准差均数、最大单药量均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东北区国医大师用药量大于华北区、中南区、华东区；以六项指标综合进行聚类分析，东北区与西南区聚为一类，中南区与华东区先聚为一亚类，再与华北区共聚为一类。(3)按流派分类，可见新安学派国医大师用药量最大，孟河学派较小。但是，经方差分析，各流派国医大师指标值差异尚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4)将国医大师与对比医家比较，其中方剂用药总量均值，一般医家（17.04）最大，清早期（2.94）最小，国医大师（12.64）与近代名医（9.9）及现代名医（8.15）相近，其他指标也表现为一般医家最大，清早期最小，方差分析提示，国医大师方剂用药总量均值与清早期、清中期、清晚期、现代医家、一般医家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与近代名医、明之前医家之差异未及显著水平，国医大师方剂最小单药量均值与清早期、清中期、清晚期、近代医家、一般医家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与现代医家及明之前医家之差异未及显著水平（P>0.05）。(5)在国医大师与对比医家聚类分析中，国医大师与近代医家聚为一类，，明之前、清中期、清晚期、现代医家聚为一类，清早期医家、一般医家分别自成一类。(6)结合从业科属、诊病谱系特点提示，国医大师临证用药剂量特点为急症用量重，轻症用量小，大小适中，且灵活多变。结论：(1)国医大师用药剂量适中，变化灵活，无偏颇乖僻之情。(2)国医大师用药剂量与其行医方域有关，东北地区用药量最大；同时亦与从业科属及用药品类有关。(3)医家用药剂量自清早期迄今，有逐渐增大趋势，国医大师用药剂量与近代医家接近，提示其用药习惯随时代而变化的传承关系。(4)与国医大师相比，一般医家用药剂量欠稳定，忽大忽小，无明显规律。(5)国医大师继承前代医家的用药剂量理念和经验，并在理论和临证实践中有所创新和发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