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旧的发展方式在我国已不再流行,绿色发展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其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反映出来。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有关GTFP的研究。同时,政府部门制定并实施环境监管政策来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改善环境问题;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监管约束对GTFP的影响各有不同,且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基于此,本文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监管工具对于我国GTFP的影响,有利于我国更有效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实现资源与环境有效利用和保护的同时完成经济增长的目标。本文主要对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GTFP的影响。首先,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并用GML指数表示2001-2019年各省的GTFP,基于现实经济发展背景,对其时空动态演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将GML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来探究GTFP增长的动力来源。然后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分析GTFP在不同地区中增长动力来源的差异性。接着,构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GTFP的具体影响以及门槛效应。本文的结论如下:第一,在2001-2019年整个观察期内,我国GTFP总体表现为有波动幅度的上升趋势,且近几年上升速度越来越快。从空间上看,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东部地区,最慢的是中部地区。第二,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监管约束对GTFP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政府命令型、市场激励型环境监管工具对GTFP的影响符合倒置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公众自愿型环境监管工具对GTFP影响符合“U”型曲线变化趋势。第三,三类环境规制对GTFP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单门槛效应。当政府命令型规制强度数值低于0.4131时,对GTFP有促进效果;当其规制强度数值高于0.4131时,对GTFP的促进效果开始逐渐减弱。当市场激励型规制强度数值低于0.4075时,对GTFP有促进效果;当其规制强度数值高于0.4075时,对GTFP的促进效果开始逐渐减弱。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强度只有高于0.2139,对GTFP的影响才会发挥出显著的促进作用。第四,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还受禀赋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GTFP的影响表现为消极作用,其他控制变量对GTFP均表现为正向作用。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提高企业经营单位技术投资占比,促进企业经营单位主体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第二,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环境规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强度的适宜区间。第三,政府要积极倡导公众自愿参与环境和资源保护行动中。加强群众思想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思想境界层次,积极落实群众自治。第四,大力促进贸易进程经济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此外,政府也要注重提高城镇化率、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GTFP测算中,非期望产出指标选取方面,选择烟（粉）尘排放量、SO2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排放量指标,并运用熵权法将上述指标综合成一个环境污染指数,使测得的GTFP能够更加全面的反映各省市的绿色发展状况。第二,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构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有效衡量环境规制,避免了以往使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的片面性。第三,在进行GTFP及环境规制的区域异质性分析时,多数学者将我国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进行研究,而国务院划分的四大经济区（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可以更加全面、客观的展现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状况。第四,在研究环境规制对于GTFP的直接效应后继续探究其门槛效应。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数据的收集与获取方面。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或线性插补法进行填充,导致其计算结果与真实情况可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