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目前我国已分六批建成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阴霾并未散去,一轮轮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加之日前俄乌地缘冲突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彰显出我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诸多挑战。自贸试验区战略自实施以来就肩负重任,其中之一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引擎。在经济运行中,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真正发挥政策效果?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性,那么政策效果是否也存在差异性?基于此,本文以18个自贸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考察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先对自贸试验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并整理了自贸试验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举措,然后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流量变化和投资主体变化两个角度分析自贸试验区内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动情况,数据显示自贸试验区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均值显著高于非自贸试验区城市,早期成立自贸试验区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主要为独资企业;接着对早期成立自贸试验区的部分城市进行了FDI结构的描述性分析,图表显示深圳和珠海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第三产业。然后,本文通过对我国2000年—2019年间的地市级面板数据,以除2020年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外的其他18个自贸试验区所在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以其他未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地级市为控制组,设定自贸试验区政策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以各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衡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被解释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水平、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地区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GSCM）实证检验自贸试验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及其差异性;并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控制其他经济政策的叠加影响因素,进而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且随着时间推进,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愈发明显;控制其他政策因素的多期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进一步发现:自贸试验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效果存在差异性,从时间趋势看,不同批次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导向不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度不同;从区域层面看,自贸试验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弱化趋势;从城市规模看,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一线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更明显,级别越低的城市可塑性越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效果越显著;从不同发展梯度看,沿海自贸试验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程度高于内陆沿海自贸试验区,而沿边自贸试验区并未发挥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