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性”是中国近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相比于菲律宾、印度、缅甸等完全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我”面对“他者”时复杂的情感态度,中西文化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相反,其中充满了向往、矛盾、痛苦、误读、反抗等多种情形。晚清科幻小说,便是诞生于那个极具文化间性的时代,一方面它用向往追赶的姿态诉说着有关于“科学”“启蒙”“救亡”的话语,另一方面又用奇幻的想象回归到民族、传统的乌托邦世界以建构自我,二者构成了科幻小说内在的张力。由此,可以探究晚清时期的“我”是如何对外来文化作出反应,以及如何处理与“他者”关系的问题。第一章主要从时间、空间和人物三个环节讨论“我”是如何陷入到“现代性”的话语范式,并且说服自己打消了反抗的念头。晚清科幻小说中出现的“飞行器”这一科技事物,一方面代表着进入现代化强国的必要装备,另一方面又蕴含了进化理论支撑下对于时间和未来的把控和占有;而空间这一极具反抗性力量的本土话语却在乌托邦幻想世界中融进了全球化的浪潮,缺乏本土特性;与此同时,外国拯救者的形象本身就带有贬斥内在自我之意,其中对日本志士“玉太郎”的赞扬,忽视了他处于中西方之间的“中间物”的尴尬位置,使得模仿“他者”的行为顺理成章。总之,在区分“都市西方”与“殖民西方”的过程中,人们对后者的关注往往隐匿于前者带来的巨大满足感之下,靠近都市西方也就意味着缓解“殖民”带来的痛苦与焦虑。第二章讨论靠近西方建构其理性、光辉角色这一行为给“被殖民者”带来多大程度上的伤害,主要从文化和心理两个角度出发。晚清科幻小说里存在一种“世界末日”的主题描写,然而西方“末日论”中把世界毁灭作为其文明毒素清理剂这一论调被中国知识分子选择性的忽视和忘却,东方文化陷于了落后、待拯救、焦虑的话语中,连同西方走向毁灭;表现在心理层面,便是身体和灵魂分离的现象。“我”的身体是羸弱隐疾的,代表着传统、腐朽、邪恶,它不断被现代科技声、光、电、气等技术所规训和改造,高尚的灵魂不得不抛下肉体独自上天入地,寻找出路,甚至期望回到古老中国文化辉煌处得到解脱,但是注定无法回避在全球化历史潮流中独善其身的局面,将“我”的矛盾、痛苦、撕裂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三章从“解殖民”的角度探讨来自地区文化的能动反抗性力量。“半殖民性”的特质不断在提醒着我们,在文化、观念上拆解、消除、抹去殖民影响的行为不能像政治变革那样简单粗暴,相反,中西杂糅的文化氛围给予了“我”自由成长的空间,由此解殖民的姿态和效用便成了讨论的重心。这章分别从文化复兴、战争反省和科学批判三个角度出发,观察晚清“解殖民”的行为内涵,里面有类似民族主义的狭隘批判,也有复刻“我”被列强欺辱的现实体验从而生发出对战争残忍一面的讨伐,甚至也出现了站在“后现代”的批评视角,对殖民行为给本土人民造成的伤害进行了反思,无论何种方式,本章旨在回答晚清“救亡”运动怎样重塑了“我”与“他者”关系的问题。前面三章从“我”的视角出发,考察“我”怎么看待“他者”的问题,那么第四章就是探讨“我”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当西方话语涌入,“我”无意识/有意识对西方话语进行的挪用、借代的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复写殖民的过程,于此获得的关于性别、阶级的压制性话语依然不能归入单纯的“救亡”叙事。本章从性别和知识分子翻译两个层面进行考察,“西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男性获得了抗衡官方的解放话语力量,然而正是这种行为反过来也对男性构成了双重性别阉割;知识分子的创作、翻译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层面上的,更是政治权力的,结合布尔迪厄的理论,试图分析晚清科幻小说对西方话语借用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另类殖民权力问题。在“半殖民性”的文化语境中,晚清科幻小说表达了对“他者”的复杂态度,自我与他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叙事中呈现出缠绕、含混之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再简单的压迫/反抗,它们此消彼长,此种矛盾张力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先决条件,连通了五四启蒙的话语,这正是半殖民地中国文学的深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