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历经清末民初草创、新中国改造、文革停滞倒退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调整,直至21世纪以来面临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今天,已经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2012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德国发布《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2015年我国颁布《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一轮国际竞争已经开始,职业教育之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一再凸显。伴随近年国家出台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201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9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职业教育改革在政策层面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推进职业教育深化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因而破解我国职业教育变革的基本规律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经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是支撑我国职业教育运行的根基与保障,但同时这些制度也可能是制约我国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性阻力。要想破解我国职业教育变革的基本规律,理解当下职业教育变革的阻力与障碍,恐怕只有在我国职业教育变革的历史变迁和总体进程中才能看得清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以他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蜚声国际,尤其是他成功地运用其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研究了人类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他抓住经济变迁中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关键阶段（“变革”既是变迁中矛盾集中催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期,也是变迁的最终目的与结果）,通过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揭示经济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内在规律。其构建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提取了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各要素,并详细阐述了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结构与方式。本研究借鉴这一分析框架构建了职业教育变革的分析框架,对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展开全方位的考察与研究。在借鉴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的特征及模式展开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我国当代职业教育变革实践进行了质性研究,尝试构建我国职业教育变革新模式,并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支撑质性研究的结论和观点。通过研究与分析,本研究将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包括清末民初传统职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的局部变革、建国初期现代职业教育的重塑与确立、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渐进性变革以及当代职业教育的深度变革。通过对每个阶段的不确定性、主体信念、激励制度以及路径依赖的分析,揭示我国职业教育变革的内在动力特征及模式。第一次变革:呈现上下双向互动变革动力特征;第二次变革:呈现自上而下的变革动力特征;第三次变革:呈现以地方政府主体意向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差异化变革动力特征;第四次变革:多元主体变革动力新模式。纵观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次变革,本研究得出以下五点重要结论:第一,不确定性是我国职业教育变革的根本动力。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职业教育样态都是关键主体以其先存心智构念应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出现的不确定性时博弈和决策的结果,以制度的构建、路径依赖的形成来降低不确定性并对后续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形成约束,当新的不确定性出现时,有可能成为新制度生成的阻碍。第二,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历经四次变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变革动力模式,既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也呈现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延续性,更呈现出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不断探索、发展和进步。第三,关键主体的信念革新是新制度变革启动的关键要素。职业教育主体是一个包括政府、企业、学校、教师、第三方机构的多元复合概念,但在推动职业教育变革的进程中总是关键主体的信念、决策起到决定作用。因而探寻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动力模式,首先要从主体信念尤其是关键主体信念入手,同时也要反思推动职业教育深度变革中多元主体的信息传递、利益诉求以及博弈关系。第四,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变革需要构建更宽容的制度环境,依靠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改变多元主体的效用判断,实现多元主体意向转向,主动采取变革行动,进而推动新制度生成。第五,教师将成为当代职业教育变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制约因素。调研显示,我国职业教育教师具有普遍的职业意义认知,并具有较高的组织认同期待,希望获得领导政策的支持进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这为启动新一轮的职业教师能力提升政策提供良好的信念基础,但同时如何激励教师改革行动的产生和持续,将成为当代职业教育变革实践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