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德教育的问题，我们采用何种态度和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关系到能否以及如何揭示问题的本质，更关系到能否以及如何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任何时代的道德教育，都把道德教育的重点放在“教育”的方法上，均希望一个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能名副其实地增益他（或她）的德性，能以被教导的道德价值践行社会生活。事实上，也只有使受教育者“名副其实地躬行他们所信奉的一切并信奉他们所躬行的一切”，才能说明这种道德教育是成功的。但这些有关道德“教育”的问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教育者一定是道德的化身，被教育的有关“道德内容”一定是“道德的”。因此，我们在思考现实的道德教育时，不仅要审视道德“教育”的方法、方式、途径是否科学、合理，而且要用更宽广的眼光来检讨我们的教育者是否具备教育资格，我们用以教育的道德内容是否是“道德的”。当我们考察和研究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这个命题时，更应该用这种“宽广的眼光”加以检讨。　　 家庭道德教育不但与道德哲学相干，而且与道德心理学相涉，与道德社会学相连。道德哲学研究道德价值问题，道德心理学主要针对道德发生发展的心理机制问题，而道德社会学则是主要考察道德、道德教育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等问题。个体道德生成既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个体在孤立和封闭状态中的自生自成，也不是纯粹外部环境的强制，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个体道德是怎样生成的？只有把个体道德的内化过程与其赖以实现的外部道德环境联系起来研究，方能透视出个体道德生成现象所蕴含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家庭德育环境是家庭德育的素材和前提条件，而其发挥作用的效能则依赖于观察学习、家风感化、情感濡染、理论指导、评价激励、生活实践等家庭道德教育中介，家庭德育中介是联接德育环境与家庭成员的纽带，并通过传递机制、虑选导向机制、内化践行机制、反馈机制等实现家庭德育环境的功能。家庭德育环境、德育中介、个体道德的生成三者相互配合与渗透，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　　 道德和德性是以伦理、人伦为前提的，而中国伦理最深厚的根源在家庭血缘关系之中。血缘关系为伦理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没有一个实体能像家庭一样在中国的伦理生活和德性成长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的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必须要从家庭开始。源于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和独尊儒术的文化机制，家庭道德教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教化的重要形式。它不但通过日常生活传递国家政权的道德教化，而且借助家族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对个体进行道德濡化，维系着社会传统。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既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更是我们可资参考和借鉴的养料和资源。　　 要研究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必须将其放在其所依存的社会转型、家庭变迁、教育变革和道德理论变迁等宏观背景下来进行分析。社会转型体现为利益结构的重组、社会结构的改变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而个体思想和行为在道德上表现出来的困惑以及社会道德现象的混乱则是转型社会的突出特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伦理道德嬗变必将引起道德教育价值目标的转换，即由“人学空场”向“人学在场”转换，由利益缺位向利义协同转换，由精英化向精英化与平民化相结合转换。家庭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家庭结构核心化与多样化、家庭功能弱化与转换、家庭关系轴心位移与重心下沉、家庭观念淡化等当代特征;预示着家庭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将趋于自由、平等、民主，竞争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将逐步得到认同，“个人需求至上”将代替“家庭至上”。教育的变革则是当代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驱动力和导向标。终身教育理念的确立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实践提升了家庭在教育中的地位，影响着家庭道德教育的理念、方法、功能定位等诸多方面。　　 笔者以环境德育理论为依据对家庭道德教育中的物质条件环境、人际关系环境、精神意识环境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轻视家庭道德教育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家庭道德教育趋于“弱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趋于“弱化”，一方面与社会转型所引致的社会生活环境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嬗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社会竞争加剧、技术理性扩张、教育制度不善等现实问题直接相联。概而言之，社会生活的转型是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的动力因素;“缺”德的应试教育体制是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的导向因素;家庭本身的主客观环境变化是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的直接因素。为此，为了应对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功能不断“弱化”提出的挑战，应将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家庭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积极探索教育新模式，不断提高家庭道德教育水平，充分发挥家庭道德教育的作用，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