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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正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毋庸置疑的是,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而中国当下面临的现实是,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创新能力不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从区域层面上看,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防范和化解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技术创新活动高风险高投入的固有特征使其与金融发展存在天然的密切联系。目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一个重点和方向就是健全具有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基于上述中国现实情境,本文研究主题在于定量考察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工作的创新与价值主要在于:一是本文从普惠金融内涵出发构建了金融发展水平渗透性、金融发展使用有效性和金融发展水平效率性的三维普惠金融测算指标体系,首次尝试对2005-2015年中国城市单元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已有文献主要针对国家或省级尺度的测算,为后来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但过于宏观的评估会掩盖微观尺度上的信息,存在较大的加总偏误,导致其对现实的指导能力有限。本文尝试将普惠金融发展评估拓展至相对微观的城市层面,为认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规律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经验参考。二是,论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基于2005-2015年274个城市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城市创新指数反映区域创新能力,充分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系统评估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因果效应。本文的理论分析工作有助于加深对普惠金融发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理解,实证工作则为理论假说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经验证据,进而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及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三是,本文还论证了地区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和制度环境的重要调节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情景下优化外部环境对于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发展的技术创新效应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研究发现:一是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集聚”、“鸿沟”与“波动”特征,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表现出较强的时空一致性。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增强的重要因素,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二是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不同普惠金融发展维度、不同创新水平以及不同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一定差异;三是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贸易开放水平和制度环境状况是约束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重要外部因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扩大贸易开放水平和改善制度环境有助于强化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四是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和制度环境对普惠金融发展和区域创新能力关系调节作用存在一定“门槛”效应,只有这些外部环境因素优化到一定程度时,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才存在显著的正向边际作用。
基于上述中国现实情境,本文研究主题在于定量考察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工作的创新与价值主要在于:一是本文从普惠金融内涵出发构建了金融发展水平渗透性、金融发展使用有效性和金融发展水平效率性的三维普惠金融测算指标体系,首次尝试对2005-2015年中国城市单元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已有文献主要针对国家或省级尺度的测算,为后来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但过于宏观的评估会掩盖微观尺度上的信息,存在较大的加总偏误,导致其对现实的指导能力有限。本文尝试将普惠金融发展评估拓展至相对微观的城市层面,为认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规律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经验参考。二是,论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基于2005-2015年274个城市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城市创新指数反映区域创新能力,充分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系统评估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因果效应。本文的理论分析工作有助于加深对普惠金融发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理解,实证工作则为理论假说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经验证据,进而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及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三是,本文还论证了地区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和制度环境的重要调节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情景下优化外部环境对于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发展的技术创新效应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研究发现:一是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集聚”、“鸿沟”与“波动”特征,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表现出较强的时空一致性。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增强的重要因素,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二是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不同普惠金融发展维度、不同创新水平以及不同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一定差异;三是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贸易开放水平和制度环境状况是约束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重要外部因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扩大贸易开放水平和改善制度环境有助于强化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四是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和制度环境对普惠金融发展和区域创新能力关系调节作用存在一定“门槛”效应,只有这些外部环境因素优化到一定程度时,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才存在显著的正向边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