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议题在减贫发展干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研究者指出,大量社会工程的失败,是由于主体性匮乏,贫困人口不能参与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而有效的贫困治理应通过制度安排保障贫困人口参与。近年来,随着我国减贫治理不断深入,扶贫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等靠要”的精神贫困现象,使得贫困人口的主动性无法最大化程度的激发出来,催生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本文是以社区为单位的个案研究,通过对鲁村在脱贫攻坚中的“精神贫困”问题及其干预过程的分析研究,旨在探索激活贫困人口发展干预主体性的良策。研究发现,鲁村在脱贫攻坚中的“精神贫困”问题产生和干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鲁村早期的发展阶段,乡村精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村庄的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许多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滋生了一些问题:由于政府追求刚性目标,村庄有限的资源被乡村精英占用,使得贫困人口陷入被动的局面,出现了福利化生存的现象,表现为贫困人口发展的愿望和能力不足等。随着国家政策环境的改善,鲁村在村庄治理方式上不断优化,从单一的注重国家政策执行,开始转向基于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方式,并开始将重点放在社区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上来。此外,鲁村推行“全民公决”的村民自治模式,激发贫困人口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了贫困人口和乡村社区之间的社会联结。在“精神贫困”问题治理的末期阶段,依然存在一些在思想上较为“顽固”的贫困人口,制约了乡村社区的整体发展。这对鲁村的减贫治理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通过情感动员的方式,发挥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以期实现贫困人口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鲁村有关“精神贫困”治理的实践,体现了从政策体系、文化体系和情感动员三个层次的减贫治理体系。对于我们检视出现在精神层面和脱贫攻坚时期发展愿景之间不和谐、不一致的现象,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对于贫困治理的实践而言,激活贫困人口发展干预的主体性,有利于实现由“输血式的”外源扶贫向“造血式的”内源发展的转变,丰富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模式,并将进一步促进国际减贫事业的共享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