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融资渠道随着现今的经济发展不断扩宽,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参与到担保活动中来。在实务中,由于担保行为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信任基础之上,具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更容易形成担保关系,关联担保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同时,部分处于财务困境中的企业,也倾向采用关联担保方式获得融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第十六条虽然规定关联担保的决议程序与决议机关,但未明确公司违反该行为规则的直接法律责任,也未规定应当采用何种路径对合同效力进行评判,对于交易相对人是否负有相应的审查义务以及适用何种审查标准也不明确。在立法上,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这些法律漏洞不仅引发了学术界热烈的争论,且导致了司法裁判法律依据不统一。为进一步达成关联担保的立法宗旨,促进公司担保制度的良性发展,本文首先对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文件对关联担保的规定进行梳理。第一,整理并介绍了在现行《公司法》制度下的关联方范围、相应的决议机关及决议规则,通过对相关法条的分析和讨论,发现我国关联担保制度规定存在如下不足:公司法内部关联方主体范围不一致;未明确规定违反决议程序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第二,简要评述了“九民纪要”对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关联担保合同的判定思路、交易相对人的审查义务等规定。第三、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关于关联担保的规定,包括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裁判路径、相对人审查义务规定之不足和上市公司的特殊披露义务。第四,分析以上的法律和相关司法文件的不足之处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其次,选取2017年至2021年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关联担保的相关裁判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分析法对样本裁判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同案不同判问题,同时通过统计学分析归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裁判中对合同效力的主要四种认定路径。由于在实务中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案件比例最高,且该类案件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对于相对人“善意”的认定,进一步分析案例中越权担保路径下交易相对人是否负有审查义务以及审查义务的范围,提出基于善意制度本身的法理基础和商事交易的现实经验,交易相对人需要负担一定程度的审慎注意义务,而该注意义务应当基于不同商事主体获取信息和审查水平的不同对不同主体作出区分。最后,分别从完善关联担保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提出推进我国关联担保改革的几点建议。在立法方面建议统一关联方在《公司法》中的范围、明确公司为股东间股份交易提供担保的效力、规定一人公司进行关联担保的内部约束机制。在司法裁判方面,首先建议建立对不同类型担保案件的分类标准,对不同类型的关联担保采取不同的裁判路径;其次,建议区分不同情况来认定交易相对人的审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