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商业丑闻的频发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破坏了公众对企业的信任,而且直接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并在定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以致前任总理温家宝直斥当前道德滑坡的严重性,强调必须“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研究日益认为组织道德环境是影响员工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在业界,由于公司道德丑闻所引发的不良后果,企业改善组织道德气氛的压力日益增大。因此,自组织道德气氛构念引入以来,就得到了学界乃至业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商业伦理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组织道德气氛对员工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影响,而很少探讨组织道德气氛对包括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在内的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相关作用机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积极的组织道德气氛有利于唤起员工的积极情感,从而促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简称OCB),消极的道德气氛则相反,因此,组织道德气氛可能对OCB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信任有利于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减少冲突,提高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从逻辑上讲,在那种强调高标准的道德价值观的公司,或者说在组织气氛道德水平更高的公司,其内部的信任水平会更高,而信任又与高水平的OCB和工作绩效相联系。因此,组织道德气氛可能会对组织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很少考察组织道德气氛和组织内信任的关系,更没有考察组织道德气氛如何以组织内信任为中介影响组织公民行为。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组织道德气氛、组织内信任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相互关系模型,并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组织道德气氛和OCB的关系,并检验组织内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具型道德气氛对组织公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关爱型和规则型道德气氛均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具型对组织内信任的三个维度(含组织信任、主管信任和同事信任)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关爱型和规则型道德气氛对这三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组织内信任的三个维度均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组织内信任引入模型后,关爱型道德气氛对OCB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而规则型依旧对其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内信任在关爱型道德气氛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在规则型道德气氛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相应地,组织信任、主管信任和同事信任均在关爱型和规则型道德气氛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研究还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了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组织变量对组织道德气氛、组织内信任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某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组织变量会对员工的道德气氛感知、组织内信任和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有四：首次在组织道德气氛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引入组织内信任为中介变量,探索组织内信任的中介作用；首次检验组织道德气氛与组织内信任的关系；将员工组织信任、同事信任和主管信任进行整合研究,探索同事信任和组织指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简称为OCBO)之间的关系,并证实同事信任和OCBO显著正相关；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和本土企业实际,用SEM探讨组织道德气氛对组织内信任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最后,本文在系统归纳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并为以后可能的研究方向和改进之处提供了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