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灯笼》是太宰治在战争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没有早期太宰治式的叛逆，也没有晚期“斜阳”般的颓败，带有一定程度的明朗色泽。在《小说灯笼》的16篇小说中，每一篇都有“作家”身份的人物出现，这些“作家”身上充满悖谬，是突兀的矛盾体，他们集美与丑、善与恶、成熟与童真、纯粹与浑噩于一身，但是目前对太宰治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斜阳》、《维荣之妻》、《人间失格》等作品，侧重研究“堕落”、“死亡”、“无赖”、“丑角精神”、“罪意识”等方面，既没有对《小说灯笼》小说集的研究，也缺乏对“作家”形象及其隐喻意义的探讨。
　　论文试图借助文本细读的方法和镜像理论，首先厘清“作家”形象的悖谬之处，然后挖掘悖谬的“作家”形象背后寄寓的心理隐喻与民族隐喻，即通过对悖谬的“作家”形象的分析，把太宰治向内的自省与向外的民族反思联结起来，进而分析隐喻背后太宰治对这场战争的矛盾态度。作为大和民族的一份子，太宰治一方面在天皇的号召下表现出了对战争的认同，他的自我挞伐出现了偏差，他对民族的隐忧是浅表的，无法审视日本民族在战争中的罪责。另一方面，太宰治借助作品中的“作家”形象反观自身，通过展现“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体现出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隐忧。因此，“作家”形象既反映了太宰治在战争期间对日本未来的焦虑，又反映了二战期间日本民众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有一定的历史和社会价值。太宰治看见了真实却逃避真实，他沉溺于灯笼虚假的温柔明媚之中，这种创作导致了他寄寓文学救赎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