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用短短四十余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全球化进程,但也导致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呈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现象频生,阻碍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原有的环境侵权救济制度已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环境司法案件,在此背景下,我国探索构建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然而,作为一种新型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与原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协调上,体现出诸多的不适应性。此时,如何协调两诉关系,使二者充分发挥制度合力,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高效救济,成为当下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法律体系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法、文献综述法以及规范分析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以两类诉讼的衔接机制为主题展开论证。首先,通过对研究主题概念内涵的分析,明确协调两诉冲突的方法,是构建“衔接机制”,即在尊重两诉差异性的基础上,将两诉按照一定规则进行连接。在对两诉的共性与差异性进行辨析、客观认识两诉关系后,进一步从制度运行、理论与实践层面论证构建两诉衔接机制的正当性。其次,由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诞生较晚,两诉的衔接矛盾更突出体现于诉前磋商及两诉的诉讼顺位选择中,因此本文立足于现行的制度规范与司法案例分析,就两诉出现的制度真空与制度冲突问题进行总结。接着,由于出现衔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基础的理论问题未得到解决,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决定着制度衔接的不同方向,因此必须对此进行明确。“民事磋商说”与磋商的制度目的相背离,以“协商行政”为视角,可以为正确定位磋商阶段两诉的衔接关系提供理论基础。协调两诉的诉讼顺位冲突,前提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进行合理界定,通过对“私益诉讼说”性质的辩驳,“国益诉讼说”桎梏的分析,可进一步论证其“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性质定位。最后,基于磋商的“协商行政”性质基础,分析得出应将衔接规则具体化以填补诉前磋商程序的衔接空白,明确司法确认的法律效果并区分在两诉中分别适用的调解、和解制度与磋商的衔接规则。基于“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性质基础,应重构中止审理模式以消弭制度冲突,确立行政机关优先求偿、环保组织补充求偿、检察机关作为监督与协调主体的角色定位。此外,对两诉各有权主体的顺位安排,并不意味着各主体就可以相互割离,而是对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参与要求,要求各主体间通过构建良好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与长处,共同致力于对受损生态的高效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