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三个层面对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展开研究。一是从器物层面,构架起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年代框架和空间体系,进而剖析海岱地区商周青铜文化的构成情况。二是从社会层面,探讨影响海岱铜器之时代特征、地域特征、性别特征以及青铜文化格局变化的社会动因。三是从制度、思想和习俗层面,探讨海岱铜器的器用制度、铜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以及铜器与制度、思想的先后变化关系。我们的发现和结论摘要如下：一、海岱青铜器的总体特征与属性。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类别、组合、形制、纹饰以及铭文的发展演变,总体上与中原地区有同有异,其中同是主流,异是支流。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在本质上接受了商人重酒、周人重食的青铜礼器特质,具有广义上的商、周文化属性。二、海岱青铜器的分期。本文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中期为界,把海岱地区商周铜器分为五期：商代前期、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和战国后期。可以典型器物鼎的特征分别概括为：锥足鼎时期、柱足鼎时期、蹄足立耳鼎时期、蹄足附耳鼎时期和向日常实用器过渡时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青铜文化中期质变论”观点。三、海岱青铜文化的构成。西周后期以前,海岱青铜器中的中原文化因素占据绝对优势。自西周后期开始,海岱铜器中的本土因素急剧增多,至春秋晚期达到顶峰,但其总量仍然略少于中原文化因素。战国中期以后,海岱铜器中的本土因素逐渐减少,中原文化因素又逐渐占据绝对优势。海岱铜器中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因素始终都较少。四、海岱青铜文化的格局与演进。本文发现,自西周晚期开始,海岱地区的青铜文化自东部和东南部出现分流现象,海岱青铜器的区域特征开始凸现,海岱青铜器的内部也开始分化。五、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用制度。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用制度与中原地区同中有异。需要注意的是海岱大部分地区没有推行严格的鼎簋制度,而且鼎簋制度的瓦解现象出现较早,瓦解速度也较快。此外,我们在前人提出的“爵觚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爵觚制度”这一概念,以对应周人的“鼎簋制度”。六、性别考古学视野下的海岱青铜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海岱地区男女墓葬中铜器的类别及数量差别不大,而且在随葬兵器上的差异也不甚明显。之后,男女随葬品逐渐分化,至战国时期,性别特征已较为分明。七、海岱地区东周文化繁荣之原因的考古学观察。通过对海岱南部出土铜器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分析,认为商周时期海岱地区复杂多样的文化面貌,形成了有利于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沃土,是海岱地区东周时期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八、海岱青铜文化对中国青铜文化的贡献。海岱地区创造的新器类、新器形是对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贡献。这些铜器不但数量较大,而且对中原及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东器西渐”现象。这说明,东周时期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并不是单一的周式化。在华夏文明孕育、成长的过程中,海岱地区所输送的营养是源源不断的。